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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过去了，这是一段并不漫长却变化飞快的时间。中国向世界敞开了自己的房门，外面的空气突然间涌进了这间封闭许久的屋子，许多东西都风化或者潮解了，人们在无意有意之间就开始追赶外面世界的精彩，但更多的人体验到的却是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足球是个例外。职业化给中国足球带来的最大冲击首先是金钱，职业化并没有绘足球运动水平带来飞跃，但却给足球运动员创造了暴富的机会。这是一种并不让人意外的结果，每个足球小国都不免要走同样的道路。我们的近邻日本更加典型，球星的收入让人瞠目，但足球水平的上升却落在钱的后面。中国足坛的虚假繁荣和日本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水平比日本的起点要低。 时代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悄悄地变更。把爱国爱党爱人民接在嘴上的肯定不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爱国爱党爱人民就体现在他们的工作中，多余的教诲只会给沉重的生活带去更大的负担。严格讲，体育在这种时代是人们精神生活中唯一可以放松的领域，而足球作为一项集体运动又最容易唤起群体热情。现代生活疏离了人们的联系，人们正越来越走向单独的世界，足球恰逢其时成了陌生人之间交流的纽带。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几乎成了中国人现代生活中唯一可以观看的运动，球星的表演和球队的胜利是平凡人月常生活中的调味剂，也是人们忘却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压力的缓解剂。 这便是当今中国足球运动的背景，也是当今世界足球运动的背景。 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精神内容理所当然不会停滞于年维泗、苏永舜时代，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利益、最大限度地争取个人荣誉，毫无疑问成了足球人生活中最高的目标，而成功产生的附加效果才是政治宣传所提示的东西。 在新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球员很难理解咬破手指表决心的前辈，面许多前辈也看不惯年轻人的行为举止，他们经常是叹息“一代不如一代”。事实上新一代球员并不那么坏，他们只不过顺应了时代的价值观而已。当然，我们处在一个新旧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古典的和现代的、传统的和创新的、保守的和革命的都正在争夺自己的势力范围，和许多事情一样，中国的足球也要在这种冲突中付出代价。 比如说这一次世界杯外围赛，中国球员是在新闻媒体上才学到了“世纪末最后一次冲击”这样的词汇，而足球官员更是挖空心思要把'98世界杯外围赛加上特殊的含义。对于球员来说，每一次参加世界杯外围赛都是重大的比赛，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更是难得的自我表现的机会。当外围赛加上“世纪末的最后冲击”，又加上“几代人的梦想”之类的东西时，球员突然间就成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代表，他们的胜负已经暗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荣辱。对于欧洲职业球员来说，这些压力他们很容易承受，因为这些职业球员弄懂了个人荣誉和国家荣誉之间的联系，他们只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就可以交账了。而刚刚进入职业化的中国球员很少有人能像苏永舜时代那样单纯，他们也会“放下包袱解放思想”，他们的不幸在于日常生活塞给了他们更多的东西，而所有的东西还不能教给他们把如此严重的大论题化于无形，他们只能带着自己并不十分理想的思想去参加比赛，所谓心理负担也因此不能摆脱，正常发挥也不可能，更难说超水平发挥了。 这说明我们的思想工作方式已经落后于日常生活，我们习惯于“放之四海而皆准”式的工作方法。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自己已经不十分自信，却硬着头皮去唬别人，当然只能产生相反的心理效应。比赛打不出水平，往往也和球员的逆反心理有关，这便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可悲的是我们依旧死抱着不放，国家队的领队似乎还只是球队的“政治委员”，他的能耐就是喊号子叫政治，就是监督球员的思想，就是动不动说这个意事品质差，那个作风不顽强，起的作用总是相反，无形中和球员演化成一种对立关系，球队的战斗力当然得不到有效的发霉，学会在新的体育观念中把握人的心理是足球界上层的新课题，但你根本不能指望已经形成了固定思想价值体系的遗老遗少会有所进步，这是一些注定要成为中国足球发展障碍的人，只能寄希望于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大浪淘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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