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屁股－－回忆老舍

端木蕻良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比如：屁股肉多，很耐打，所以中国人发明了“打屁股”；大腿生有膝盖，也派不上多大用场，中国人就发明了“下跪”。真可说作到物尽其用。不过，这些玩意儿已经成为过去，只有在演出京剧或古装戏时，还可以见到。

　　但是，作梦也想不到，在崭新的透亮的新社会已经度过１７年之际，忽然，晴天霹雳，来了个文化大革命。那时，报告、报纸、刊物、传单等等，都一致写着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所以，任谁都心服口服照办不误。

　　这场“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什么算作“底”，谁也不知道，只知道要犁庭扫穴，掘地三尺，凡是挨着名、洋、古、封、资、修的，都要一扫而光之。

　　扪心自问，这六个大字，我都能沾上边儿，挨批、受审，自应有份。但要脱尽干系，确实是有口难分，只能听天由命，由它去也。

　　有一天，又通知在北京市文联会议室开会。开会也就是学习。缺席人数很少，可见大家还是满积极的。室内正在认真开会，忽听窗外人声鼎沸，随着便有造反派闯入，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站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凡是挂上牌子的，就算是“金榜题名”，进入牛鬼蛇神的“行列”了。这时，室内人才领悟到，原来这就是造反派在造封、资、修的反了。不由分说，被叫的人一个一个的出去，弯着腰，在大太阳底下撅着屁股排成队，只听有人大声逐个地问，问后就把一张黄纸用浆糊贴在被问者背上。这时，屋里就剩下老舍和我两个人了。

　　我知道文联有个后门，可以从那儿溜走，但我又想到没等溜掉就会被造反派抓回来，再加上一层“破坏革命”的罪名，还不知会有什么后果呢。莫如挺着脖子挨刀吧。

　　老舍很镇定，我俩相对无言，都背着手从窗子往外看着。窗外出现的一切，都是不但没有看过，连想也想不到的新鲜事儿。

　　这时，忽听后面叫着我俩的名字，老舍先行，我随后跟出。造反派命令我们排入队伍，和大家一样猫着腰，作出等着挨打的姿式。

　　接着，便有人在我背上刷厚厚的浆糊，把事先准备好的、上面写着我的姓名、职务和工资数目的黄纸，一下贴到我的背上。我还听到造反派问一个人的工资多少？那人说的数目不到１００元。按造反派的规定，工资不上１００元的，还够不上当“革命”的对象。便又大声问那人的名字，那人说叫“金亨利”。造反派听了，突然高八度地吼起来：“你是中国人，为什么叫外国名字？撅着去！”仍是在劫难逃，也进入了我们的行列。

　　接着，便把我们像对待一群发往西伯利亚的囚徒一样赶上一辆没篷的大卡车，旁边围着很多造反派，趁着上汽车不能作任何防御的时候，劈头盖脸地向我们打来，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棍，真是“乱箭齐发”，使人没处躲没处藏。我只有用手护着头部的份儿，所以什么也看不清，只听到口号声和打人声混在一起，乱哄哄地爬上了卡车，车上很挤，天气又特别热，太阳烤人，好不容易车开了，尽管颠簸得站不住，但因挤，也摔不倒。至于车开到哪儿，经过什么地方，我这老北京也一点不清楚了。

　　不知道拐进了一个什么地方，大卡车在哄叫口号声中停了下来，我们又在乱棍齐下中赶下车来，被带到一个广场上，围成一个圈儿，然后命令我们全都“五体投地”爬在地上。在五体投地圈子中间，堆着一座小山似的戏装、道具等东西，已被点燃，火星四溅、红火飞扬。因为看出来焚烧的是戏装，心想，这大概是在“破四旧”了。因为爬在地上的，不言而喻，也是属于“旧”的，也在被“破”之列。所以，爬在地上的人们也觉心安理得，理应如此，不破不立嘛！

　　不一会儿，听见有一个孩子的声音问我：“哪个是老舍？”“不知道！”“你们天天在一起，怎么会不知道？快说！”“我们都脸朝地，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会知道？”我旁边的那位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老舍，我却看得出来，离我不远，因为从服装可以判断出来。

　　这时，我的屁股上挨了重重几棒，同时我又听到另外一种声音：“他有病，经不起打。”我极力想听出这是谁的声音，但我却辨别不出。

　　一阵喧嚣，造反派又来了一批生力军，他们拿的不是皮带、或是木棍之类的东西，而是京戏中皂隶们手执的黑红棍。这种道具，在京戏中本来就是打屁股用的。但是，现在却打在我们的屁股上了。这却是万万没有料到的。所以禁不住，直想发笑。不过要是笑出声来，那种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只好咬住舌头，噤住不要出声。这一点工夫，很博得老友秦牧的赞赏。后来我们得以见面时，我对他讲起这段趣事，他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戏装在焚烧，四周又开启很多灭火器，泡沫四溅，好在我们都爬在地上，只有尽力捂着脸。那天，骄阳似火，加上焚烧戏装的火堆烘烤，革命对象个个汗流夹背，灰尘满面，再加上满头满身的泡沫，那副尊容确实不凡。忽然一声令下：站起来！接着又在一阵乱棍齐下中赶上大卡车。这里也夹杂着黑红棍，只是没有穿上皂隶装束的罢了，不知是不是由于已经烧了的原故。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烧的都是些破旧戏装，新的好的都没烧。可见造反派还是懂得节约闹革命呢。

　　回到文联，我实在没有气力了，只有坐在会议室的墙角地板上喘气的份儿。当时我没有看见老舍，别人告诉我，他被打破头部，送到医院去包扎后，用小车送了回来，停在文化局那边。不一会儿，便听见外面又是喊声、打声，我连忙爬起来走到会议室门口去看，但什么也看不见，据别人说，老舍把挂在他脖子上的牌子甩在地上，惹怒了造反派，便说他“奇装异服”（包括头上绷带在内）又遭到毒打。据说打人的是外来造反派，谁叫来的也说不清，局内的造反派顾虑事态扩大，便打电话给公安人员，把老舍带走了，这事才告一段落。但是事实经过是否如此，我也没有目见，只是听人说的。从此，老舍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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