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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名著，得先谈中国书；谈中国书，得先谈中国的文字历史。 中国历史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纪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纪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轰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除了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 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里惭愧。 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着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 《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 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 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缄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阎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人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人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 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发生在古书内容的笼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框里的同类作品大多大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大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耍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注一〕。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们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纪允前一三四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例如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 又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能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没有方名）。每个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它显示出来的病名，在内科方面、有肌肉痉挛、精神异常、往来寒热、小便不利、小便异常、阴囊肿大、肠道寄生虫和中蛊毒；在外科方面，有外伤、化脓、体表溃疡、动物咬螫、肛门、皮肤、肿瘤；在妇科方面，有产时子痫；在儿科方面，有小儿惊风；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医学材料，－看这些早于《内经》等现有医书的材料，它们值得研究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又如同时出土的《相马经》，这是中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己从车战演变到骑兵，马的身价，也就愈来愈高。传说中的相马专家是伯乐，事实上，这种专家是很多的，《吕氏春秋》（观表篇）就提到十个相马家；《史记》（日者列传）也提到“以相马立名天下”的人氏，这些都可证明古人对相马的重视。这部《相马经》竟用来给死人陪葬，它在当时，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读了这部书，我们不得不惊讶：古人对马，原来是这样不马虎！ 另一个现代的观点是被埋没的古书的广为流传。中国历代的战乱不断，图书上的损失，早已无法细计，不论无意的被焚于兵祸，还是有意的聚毁于七塔，对文化而言，自属有害无益。今天我们得现代印刷术之便，实在应该把这些被埋没了的古书，尽量予以亮相，以免及身而绝〔注二〕。过去有心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出版“丛书”。 “丛书”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这部书成于宋宁宗嘉泰元年（一二○一），距离今天，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 七百八十多年来，从事文化出版的人，辑印丛书的种类很多，但是专辑近著搜寻亡佚的，除了光绪年间潘祖荫的《功顺堂丛书》、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外，实不多见。尤其赵之谦的丛书中，收有七弦河上钓叟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未》一卷，更可看出辑刊者的历史眼光。 宋朝以来，因为受印刷技术的限制，不能影印，至多只能影刻，直到清末，还是如此。陈三立的《黄山谷集》、端方的《东坡七集》，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但因影刻太贵，且产生窜易首尾节略翻刻的缺点，给了人们不良的印象。现在印刷术进步了，并且超过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古逸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水准，所以现在为被埋没了的古书，做亮相的工作、做搜寻亡佚的工作，自然也就责无旁贷了。 由于过去的通病是儒家挂帅下的四部分类，古书所遭遇的摧残是相当严重的，这种挂帅和分类不打破，中国的古书情况必将永远陷在不均衡的畸形里、陷在比例不对的悬殊里。所以，用现代的观点处理古书，必须首先把儒家挂帅四部分类的错误予以矫正，把所有古书，重新估定，该拉平的拉平、该扶起的扶起、该缩小的缩小、该放大的放大、该恢复的补足该重视的给它地位〔注三〕。这种重新估定之下，整个中国文化遗产才能均衡的、成比例的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再用现代方法去“新瓶装旧酒”，古书才不止是古书，才有现代的意义〔注四〕。在现代意义的光照下：许多古书，古人所贵者，如今看来已是断烂朝报；又许多古书，古人所贱者，如今看来却余味无穷。如今我们处理古书，并不是止于把它们进一步分类（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或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阵就算完事，而该大力发掘并认定真正值得现代学术“獭祭”的典籍，否则的话，只是引今泥古而已，离玩物丧志也就不很远了，“学术”云乎哉！ 除了现代分类外，如何解决读得懂古书的问题〔注五〕，也是现代的观点中不能忽视的事。中国古今语文上的变化，差距很大，《尚书》中的文告，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难的文言了；《论语》中的对话，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所以古书的文字语言，对现代的中国人说来，有时比外国文还恐怖。这一现象，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提出来讨论了。梁启超在一九二五年写《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就指出： 诸君对于中国旧书，不可因“无用”或“难读”这两个观念，便废止不读。有用无用的标准本来很准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著述有带时代性的，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至于难读易读的问题呢，不错，未经整理之书，确是难读，读起来没有兴味或不得要领，像是枉费我们的时光。但是，从别方面看，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功夫，拔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 所以我希望好学的青年们最好找一两部自己认为难读的书，偏要拼命一读，而且应用最新的方法去读它，读通之后，所得益处，在本书以内的不算，在本书以外的还多着哩。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读古书的能力更不如前，时间也不如前了。所以，有心人处理古书给现代的中国人，必须兼顾到现代人的读书能力，精挑细选之后，必要的解题、注释、翻译，也该尽量齐备〔注六〕。 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有关古书的重点、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心得和认识，王荣文和我，经过多次的交换意见和反复讨论，决定在《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成功后第四年的今天，推出一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注七〕。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构想，部分接近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鹗（CharlesW.Eliot）的《哈佛丛书》（The Harvard Classics）。《哈佛丛书》长五英尺，又名，《五呎丛书》（Five Foot Shelf of Books），是用五英尺长度的精装书，把西方古典名著，收入精华。由于中国古书大多，在性质上也与西方互异，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在编选方面，自然独有它的特色。我们决定按照现代图书分类，精选出两百种古书〔注八〕。每种“加工”以后，也以五英尺的长度〔注九〕，精装起来〔注十〕，配上图片〔注十一〕，贡献给现代的读者。我们用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把中国古书做一次彻底的、划时代的处理，用现代的观点、现代的印刷术、现代的出版企划，把它们带到现代的中国人面前。 我们希望，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使现代的中国人，能够多少知道做为中国人应有的条件是什么、多少知道祖宗们的遗产是什么、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可以入宝山而不空手。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对我们并非高不可攀。 我们相信，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把现代人看古书的问题，得到满意的一次解决。有了这部大书，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华尽收眼底；你可以纵横左右，把多样遗产罗列手边。你可以从古典中寻新义；从旧籍里找时潮；从深入浅出的文字里，了解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 做为一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中国人，我想逢今之世、处此之岛，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这一件大事了；也没有人比王荣文更适合推动这一出版计划了。我们高兴在我们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部大书，相信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会和我们一样高兴。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在台湾写 --------- 〔注一〕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又注意版本又注意内容的特色，我举一个例。我收进了顾炎武的《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在这个全集性总名下，我选的是《日知录》，但我用的《日知录》版本，却是一九三二年张继搜集得到的“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其中有“胡服”等文字，这是一般《日知录》所没有的。所以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用的版本，是注意版本又注意内容的。这类特色，是很不容易的。为了达到这些好效果，有的版本，我甚至商请所有者特别同意我使用，桂冠图书公司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几种书，就是赖阿胜特别同意的。我要谢谢他。 〔注二〕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就收有李敖珍藏的绝世稿本《秋审小看》，这是它第一次与世人见面。 〔注三〕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尽量表扬被压扁的异类思想，特别注重中国古书中的多样性、独创性与个性。因此，作者群中，入狱的、杀头的比例也颇大，这是一个必要的义举。－点燃旧日的火种，加添今后的光明，这本就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至于纯属个人的一些感情泛滥的集部书，我有意缩小它们的比例。 〔注四〕把难以分类的古书，纳入现代分类，是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一大特色。为了使中国人对中国书有鸟瞰式的了解，所以在总类方面特别加强（我为加强中国人对图书分类的认识，特别以《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做为分类的总代表，当然在体积上，“长虫吞不了象”，是不能收入的）；又因为中国人读书，缺乏方法上的讲究。所以在方法学方面，特别着力。 〔注五〕俞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能读古书的人，他在《古书疑义举例》里，却描写了古书是多么难读。他说：“夫自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譬如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夫自大小篆而隶书、而真书，自竹简而嫌素、而纸，其为变也屡矣。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如闻人言笋可食，归而煎其箦也！嗟夫，此古书疑义所以日滋也欤？” 〔注六〕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尽量以实用的解题、注释、翻译为原则，酌量收入。现代人每以注释为读古书的要件，其实注释不一定全对读者有益。像《论语》、《孟子》，读了朱熹的注释，反会堕入宋儒理学的魔障，这说明了注释不当，反倒有害。 〔注七〕书名《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谓名著，除了一般的意义外．也包括特定的意义；凡是推定可成为名著的，也酌量选人。这是因为古书中，有的的确被埋没了、被不合理的埋没了。清朝李慈铭说得好： “网罗散逸，卤拾丛残，几于无隐之不搜、无微之不续，而其事遂为天壤间学术之所系，前哲之心力，其一二存者得以不坠。”为了使“一二存者得以不坠”，所以用的名著标准，比较有弹性。还有，在名著的去取上，我有大刀阔斧的气魄，去取之间，不受传统的名著的认定方式。例如我选深的书，所以浅的《三字经》等名著不选；我选原本的书，所以选本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名著不选；我选精审的书（如《呻吟语》），所以粗劣的《菜根谭》等名著不选。有的书，在去取上，也有割爱的，例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我终于嫌它缺乏独立见解，还是不选了。总之，这些去取之间的苦心与调济，只有全面的、非常的专家才能识货、才能惊叹。一般对中国古书似知非知的人，难免会有点议论，我是不重视的。至于古书真伪问题，我虽然选入胡应麟《少室山房全集》、姚际恒《庸言录》中辨伪的文献来提醒大家注意，但对一些可疑的书，能够取其内容而不取其时代，把它们看成“反正是古代中国人写的”，倒也四通自在。因此我选《晏子春秋》、选《列子》等等，都有反对因噎废食的意思。 〔注八〕古书入选标准，以一九一二年为下限（偶有例外，也是记事在一九一二年前的，像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是）；以一人一书为原则（所以只能说是割爱，不能说是遗漏。此外．也有两人“共家”的书出现。如程颢程颐的《二程全书》；也有以辑佚刊印者挂名的一堆书出现，如叶德辉的《双梅景暗丛书》。所以，这会《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作者不止二百人，书也不止二百种）；作者不明确的，从俗标注（当然过分荒谬的，如黄帝作《内经》等，也只好以佚名处理）；作者有时不明确，也是古书的一大特色。古人没有著作权观念，不但没有，还喜欢把自己的作品，射在别人头上，这种作者叫“箭垛式作者”。“箭垛式作者”有时以一个人代表一个学派（像管仲之于《管子》）、有时以一个人代表集体创作（像施耐庵之于《水浒传》），都不可拘泥就是；作者明确的；书名尽量采用作者死后的总集名目（像收入章炳麟的《国故论衡》，但目录上却用《章氏丛书》等是）；但是生前有总集性质的书名，虽然包罗不全，我也尽量把以后的出版品来个总归户，归到这个书名下（像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等是）。 〔注九〕因为要在五英尺长的书里收入两百种古书的槽华，所以有的能全书收入、有的只能收入部分，古书这么多，有的自难免有迫珠之憾。但是不论怎么收，都以“精华”为准。一个人的作品或一部书的内容，如果涉及的项目多元的时候，尽量就多元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做为分类依据，但是虽然分类从严，但是选入却从宽，因为古书的性质本来就很含混，若从严选人，必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注十〕古书的处理，由于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在规格上，又不得不注意配合时代要求，线装薄面也好、绸函丝订也罢，早已都是落伍的玩艺。都不应该再予以考虑。在国际标准的图书馆中，甚至平袋书都在不受庋藏之列，我们怎么能再抱残守缺，开时代倒车？所以无须采用旧式装订的方法，自无疑义。 〔注十一〕在《中国历史演义全集》中，我配上图片，并且把每张图片加上活泼的说明，很受欢迎。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也同样处理。图片中有的得来之不易，非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就很难看出来。以配图中徐谓（文长）《青天歌卷》的首尾为例，《青天歌卷》在一九六六年江苏吴县东角直地方曹澄墓中出土。纸本，纵三一·六公分，长二○三六公分，共七十四行。卷首有“许宝善印”、“竪竪（下为石，不会打）子”收藏章。卷后盖有“天池山人”、“青藤道上”章。这种十多年前才从坟里挖出来的文献，都被我用到了，这种“绝活”，总该令人绝倒吧？ 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内容，林明德（辅仁大学中文系教授）、詹宏志、李传理（远流的两位干将）提供我不少的好意见，我要特别谢谢他们（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日，李敖补记）。 ------------------ 好友：文岭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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