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清华癸亥级毕业的。现在又逢癸亥，六十年一甲子，一晃儿！我们以为六十周年很
难得，其实五十九周年也很难得，六十一周年更难得。不过一甲子是个整数罢了。
    我在清华，一住就是八年，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回忆起来当然也有一些琐碎的事可
说。我在清华不是好学生，功课平平，好多同学都比我强，不过到时候我也毕业了，没有留
级过。品行么，从来没有得过墨盒（只有品学俱佳热心服务或是奉命打小报告的才有得墨盒
的资格），可是也没有被记过或进过“思过室”（中等科斋务室隔壁的一间禁闭室）。
    级有级长，每年推选一人担任。我只记得第一任级长是周念诚（江苏籍），他是好人，
忠厚诚恳，可惜一年未满就病死了。最后一位是谢奋程（广东人），为人精明，抗战期间在
香港作寓公，被日军惨杀。
    每一个中等科新生，由学校指定高等科四年级生作指导员，每周会晤一二次，用意甚
善。指导我的是沈隽祺。事实上和我往还较多的是陈烈勋、张道宏。我是从小没离开过家的
人，乍到清华我很痛苦，觉得人生最苦恼事第一件是断奶，而上学住校读书等于是第二次断
奶。过了好几年我才习惯于新的环境，但是八年来每个星期六我必进城回家过一个温暖的周
末。那时候回一趟家不简单，坐人力车经海甸到西直门要一个多小时，换车进城到家又是半
个多小时。有时候骑驴经成府大钟寺而抵西直门车站，很少时候是走到清华园车站坐火车到
西直门。在家里停留二十四小时，便需在古道夕阳中返回清华园了。清华园是我第二个家。
    八年之中我学到了些什么？英文方面，作到粗通的地步，到美国去读书没有太大的隔
阂。教过我英文的有林语堂、孟宪成、马国骥、巢堃琳诸先生，还有几位美国先生。国文方
面，在中等科受到徐镜澄先生（我们背后叫他徐老虎，因为他凶）的教诲，在作文方面才懂
得什么叫做“割爱”，作文须要少说废话，文字要简练，句法要挺拔，篇章要完整。五四以
后，白话文大行，和闻一多几位同好互相切磋，走上了学习新文学的路子。由于积极参加
《清华周刊》的编务，初步学会了撰稿、访问、编排、出版一套技巧。
    五四的学生运动，清华轰轰烈烈的参加了。记得我们的学生领袖是陈长桐。他是天生的
领导人才，有令人倾服的气质。我非常景仰他。他最近才去世，大概接近九十高龄了。陈长
桐毕业之后继续领导学生自治会的是罗隆基。学生会的活动引发好几次风潮。不一定是学生
好乱成性，学校方面处理的方法也欠技巧。有一晚全体学生在高等科食堂讨论罢课问题，突
然电灯被熄灭了，这不能阻止学生继续开会，学生点起了无数枝蜡烛，正群情激愤中，突然
间有小锣会（海甸民间自卫组织）数人打着灯龙前来镇压，据说是应校方报案邀请而来，于
是群情大哗，罢课、游行、驱逐校长，遂一发而不可收拾。数年之间，三赶校长。本来校长
周寄梅先生，有校长的风范，亟孚人望，假使他仍在校，情势绝不至此。
    清华夙重体育。上午有十五分钟柔软操，下午四至五强迫运动一小时，这个制度后来都
取消了。清华和外面几个大学常有球类比赛，清华的胜算大，每次重要比赛获胜，学校若
狂，放假一天。我的体育成绩可太差了，毕业时的体育考试包括游泳、一百码、四百码、铅
球等项目。体育老师马约翰先生对我只是摇头。游泳一项只有我和赵敏恒二人不及格，留校
二周补考，最后在游泳池中连划带爬总算游过去了，喝了不少水！不过在八年之中我也踢破
了两双球鞋，打断了两只球拍，棒球方面是我们河北省一批同学最擅长的，因此我后来右手
拾起一块石子可以投得相当远，相当准。我八年没有生过什么病，只有一回感染了腮腺炎住
进了校医室。起码的健康基础是在清华打下的，维持至今。
    清华对学生的操行纪律是严格的。偷取一本字典，或是一匹夏布，是要开除的。打架也
不行。有一位同学把另一位同学打伤，揪下了一大撮头发，当然是开除处分，这位被开除的
同学不服气，跑到海甸喝了一瓶莲花白，回来闯进大家正在午膳的饭厅，把斋务主任（外号
李胡子）一拳打在地下，结果是由校警把他抓住送出校去。这一闹剧，至今不能忘。
    我们喜欢演戏，年终同乐会，每级各演一短剧比赛。像洪深、罗发组、陆梅僧，都是好
手。癸亥级毕业时还演过三幕话剧，我和吴文藻扮演女角，谁能相信？
    癸亥级友在台北的最多时有十五人，常轮流作东宴集，曾几何时，一个个的凋零了！现
只剩辛文锜（卧病中）和我二人而已。不在台北的，有孙立人在台中，吴卓在美国。现在又
逢癸亥，欲重聚话旧而不可得，何况举目有山河之异，“水木清华”只在想像中耳！
    ------------------
　　黄金书屋 youth整理校对    感谢重庆雪儿提供
    转载请保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