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客厅”及其他

　　我曾从某本书上看到一个也许不正确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治理中国的最大失误是一个不留地消灭了中国历代遗留下来的贵族。那天与斑竹斜茧饮茶时，两人恰好谈到贵族这个话题。民国时期那些文人才子大都出身世家望族，既有钱也有文化，个个学贯中西，家家佣人数名，出则马褂洋车，入则品茗小酌，工作时笔耕不辍，周末聚在一起海阔天空。我们认为，这些人就属于中国的贵族阶层。别看他们神聊一气，中国的文化不知不觉就在他们的神聊中进步着。中共建政后，贵族没有了，文化进程也就步履维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在一夜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批“新贵族”，却是公子哥儿式的人物，他们拼命洗劫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且挥霍无度，只嫌洗钱不够，遑论发展文化？看来，“贵族”必也正名了。

　　在中世纪和近代的西欧，如英、法、荷等国，其贵族的情形也与中国民国时期差不多。记不清是哥德或叔本华，或是其他什么人了，自幼即随母亲参加许许多多上流社会的贵族沙龙，其文学细胞和兴趣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民国时期的贵族也是这样，林徽因北京家中的“太太客厅”就是个著名的贵族文艺沙龙。

　　布总胡同三号四合院，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京的家。每逢周末，总会迎来一批文艺圈子中的好朋友，大家聚在客厅中海阔天空地神聊，因此，他们的客厅在当时北京很有名气，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太太客厅”——由此亦可知，在朋友们的眼光中，林徽因的比重比梁思成要大得多。座上客人中，主要有两类，一是爱慕林徽因的朋友，如罗辑学家金岳霖、诗人徐志摩、美国佬费正清（夫妇）、著名作家沈从文等，二是纯粹的文艺爱好者，如胡适博士、诗人梁宗岱、作家凌叔华夫妇、后来成为作家的萧乾等。林徽因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她聪明机智，性格开朗，往往能将冰冷的话题引致大家热烈的讨论。她自己也喜欢争论，对在座各位的新作指点江山。可能因为受宠的缘故吧，经常会有得理不饶人的言行，当然最后都是大家让她的多。有一次，因一首诗林徽因与梁宗岱争得面红耳赤，都离座站了起来，看到这个情形，第一次参加这个沙龙的小弟弟萧乾很担心，要沈从文劝架，沈摆摆手说：“在这儿吵，很正常，你不要管他们，让他们尽兴地吵，越热闹越好。”争吵的结果是梁大诗人哈哈大笑，大家也哈哈大笑，林徽因笑得最响，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这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气氛，在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了。在北京上学时，我也看到过大批年轻的博士们在一起神侃的情景，但除了对时局发表一通各自的“高见”外，对学术文化很少谈及，有时干脆开展激烈的方城大战，散场时还得加上“他妈的，真没劲！”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当他们的生活还无着落之时，哪里还有心思讨论学问？

　　参加贵族沙龙应该有两个条件：一是大家都有这个文化素质，二是大家的物质生活无忧无虑，而且这两个条件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文化素质越高，其待遇也应该相应高些；待遇越高，其研究文化的条件也就越好。在民国时期，一个大学教授可以养活一家，生活条件可达到：一幢小洋楼，一辆汽车（或出入租洋包车，相当于现在的的士），几个仆人，孩子随意出国，购物买书随愿等等。反观我们现在的教授，其物质待遇是怎样的让人心惊？北大硕果仅存的张岱年老教授，他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说，他住的是两间半房子（另半间与一同事共用），书堆得到处都是，家里一片狼藉。再如南开大学郑天挺教授，死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汽车及时送往医院，而那辆汽车则停在车棚等一位副校长出门。著名老学者尚且如此，青年教师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难怪张岱年、季羡林等要靠当“顾问”、“主编”来提高生活水平了，像钱锺书那样淡泊人生的人是毕竟是少数。

　　是否政府大方到给每位教授加薪十倍、百倍就能培养出一批贵族呢？回答是否定的，贵族的培养并非能一蹴而就，而是要花费几代人的努力，道理大家明白，不再裹这块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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