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心武

　　最近接连看到两篇文章，都强调作家应该站在穷人一边。两篇文章发表在不同地域的报纸副刊上，作者并非一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议论出现，是因为现在——准确地说应该是从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文学创作上——也不仅是文学，包括影视等艺术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媚富”的苗头——现在应该说已经不是苗头，而是相当茁壮地成长着的大树了。讲述近二十年先富起来的人的故事，把致富者放在叙事的中心地位，企图引导读者或观众与他们的喜怒哀乐心弦共振，这样的文本颇为不少，可惜成功的似乎还不多——有部长达百集的肥皂剧，淋漓尽致地表现那已然富起来的男女，怎么在堂皇的经理室与豪华的别墅里遭遇事业的磨难与情感的波折，也不能说那不真实，但可惜的是，无论是其中所包含的生活真实，还是艺术家努力营造出的艺术真实，费了一百集的工夫，依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从否定市场经济转向肯定和大力推行市场经济，那么挺迅疾地发展着，所以文学艺术里，也便出现了一股把近百年率先在经商上取得成功的个人及其家族，加以挖掘、重塑、弘扬、光大的，不能算太小的浪潮，光是取材于全聚德发家史的，话剧、电影就各有一部，而且从立意和艺术上都获得好评。这几天晚上，我还在电视上看到一部从长篇小说改编过来的，讲瑞蚨祥绸缎商发家历程的连续剧。似乎各地都有积极为本地历史上的富商巨贾树碑立传的作品出现，像关于山西钱商、徽州商人的作品，我都有些印象。尽管出现了我上面所说的，吁请站在穷人一边的声音，但我相信，为历史上的富人和如今的新富树碑立传的作品还会陆续出现，而且其中也一定还会有某些获得较广泛好评的作品——因为即使是这其中比较蹩脚的作品，也懂得对作为主人公的富人，要写出其社会评价的多面性，以及命运的诡谲与人性的复杂——我预测，写富人发家艰难的文本，经历了多年的阶梯式发展，在新的世纪里，可望会有新的突破。
　　一部作品，是把富人当主人公，还是把穷人当主人公，这基本上只是个题材问题，或叙述角度问题，作家愿意怎么选材，愿意怎么叙述，应有充分的自由，似乎没有争论的必要。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似乎也不是简单地反对把富人当主人公，或叙述策略上选取了以富人角度“主述”的方式，他们的批评前提是：作家同情心倾向哪一边?在他们看来，有些作品，确实是脚跟站在了富人一边，美化富人，崇富，媚富，因而成了问题。
　　要说时下写富人没写成功的作品，是作者的立场出了问题，恐怕是不准确的。就政治立场而言，他们甚至应该率先得到肯定——他们的积极表现在改革开放大潮里先富起来的人物，不消说有近距离配合政治宣传的，起码是潜在的动机；而将老祖宗里的市场经济先行者加以拂尘涤垢，特别是展现他们的坚韧的创业精神，又特别是表现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传统道德和爱国主义的正气豪情，又不消说有以古喻今——或者说是以古励今的政治热情。他们的问题，恐怕并不在选材的“穷”与“富”上，而是疏离了文学的本性吧。
　　作家站在穷人一边，是否就进入，或至少接近了文学的本性呢?似乎也不能这样简单化地理解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的瑰宝《红楼梦》里虽穿插了刘姥姥那样的穷人形象，整个儿却绝对是写富人的；西方作家，像英国的高尔斯华绥著有大部头的为银行家树碑立传的《有产者》，德国的托玛斯·曼著有展现四代富商家史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是旧俄被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激赏的高尔基，他虽有写穷人的小说《母亲》和剧本《底层》，却也有艺术上甚至是更精彩的写富人的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福玛·高尔杰耶夫》和剧本《叶戈尔·布雷乔夫》，可举出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已经成为人类文学经典的作品，尽管对笔下的富人持无情揭露与严厉的批判态度，却并不一定就是站在了穷人一边，比如《红楼梦》，作者是坚定地站在“金陵十二钗”那些贵族富女一边的，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可恨可杀的一面写得淋漓尽致，然而其描摹中占据上风的情感倾向，还是将其视为可爱可叹甚至可敬可惜的巾帼英雄。
　　把穷人当主角，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写作品，从1949年到1976年，在中国大陆是从事文学创作的ABC，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1985年以后，虽然文学新潮涌动，但当时形式上的突破，即所谓文本颠覆，给人的印象压过了选材上的穷富问题——无论是刘索拉笔下的“别无选择”一群，还是徐星笔下的“无主题变奏”一族，角色虽新，甚至论悖逆精神颇为富有，在物质金钱层面上也还属于囊中羞涩——1992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写富人，富人写，给想富的人看，开始风行起来，而这也绝非空穴来风，大多并非向壁虚构——中国大陆确实开始出现自1949年后拥有个人财富量令人咋舌的一个小群体，而尚未能拥有那么多个人财富的绝大多数人群里，不少人也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以个人财富为成败荣辱标准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中学生填写表格，遇到“成分”一栏，问家长：“咱们家什么成分?”告曰“贫农”，或“城市贫民”，这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一定会引出自豪感，在1992年以后却反而引出了浓酽的自卑情绪——“咱们家怎么会不是富农呢?”“爷爷当年为什么不是资本家?”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出现慕富、颂富、渴富、媚富的文学艺术浪潮，出版者格外积极地“卖富”，消费者以此“先从心理上富起来”，买卖双方互动激励，一时形成繁荣局面，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宿命，也不为过。
　　所以，与其说是一些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出了问题，不如说是我们社会还没有调整好价值观念，没有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特别是在获得财富的起点上和过程里都不够公平的这个至关重要的，笼罩着一切的大问题。关于穷人与富人、精神与物质、道德与利润……人们的认知上出现了大混乱，“福布斯”对每一年度世界首富的排名，比“格莱美”对流行音乐的排名或“奥斯卡”对商业电影的排名，在中国大陆似乎更为人津津乐道。2000年报纸上又开始了关于“知本家”的宣传热潮，据说最能利上生利的本钱已经不是“资本”而是“知本”，因此进入尖端学府掌握尖端科技拿个尖端学位谋个尖端科技的营生，对于正培养着子女的父母，还包括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成为了既紧迫而又持续焦虑的人生职责——可是，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又在大张旗鼓地实施为中小学生“减负”，往往是同一张报纸的这个版面上在宣传“减负”，那个版面上却在揄扬要成为“知本家”才叫有出息，两种话语之间尚不能圆成一个逻辑，存在着理路上的明显龃龉，到现实生活里，则就我所知，许多的家长宁信“知本论”而不大认同“素质教育论”，学校减掉的“负”，他们偷偷再加上去，甚至抱着“别人减了我加了，孩子考入重点中学、名牌大学，跻身‘知本家’行列的机率必然增高，岂不便宜大大的”。一些课余去搞“家教”的大学生就告诉我，现在“家教”的卖方市场反而看好，正是提高酬金的大好时机!我说了这么多似乎与当下文学艺术无关的事情，其实哪里是无关，竟是息息相关，不信你等着瞧，以“知本家”为题材的摩登文学艺术作品，从小说到肥皂剧，很快便会源源上市。
　　情况很复杂，因素很多且缠夹不清，也不能轻率地责备谁，就现象而言，近八九年来，不少作家，以及扩而大之到不少的文学艺术创作者，再扩大到不少的文化人，在社会转型的巨变中，随着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破裂、漂浮、混乱、暧昧，落不下自己的脚跟，踮着脚尖一路小跑，企图“跟上时代的步伐”，结果是气喘吁吁，撂下一串撰写的或主编的应时出版物，而终究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最恰切的站位，旁人看过去，那跑出的轨迹甚至很像是“九连环”似的“乱步”。
　　就眼下文化格局特别是文学格局而言，用多元形容，绝不为过。有人可能不大同意用“多元”而主张用“多样”。但既然《谁是最可爱的人》和《许三观卖血记》，还有比如说《芙蓉镇》和《金光大道》，《看上去很美》和《第二个太阳》，《青春之歌》和新出炉的最年轻一代女作家的《糖》，都是我们书店里的合法出版物，一起陈列在那里供读者或者说文学消费者自由选择，你总不能说它们的区别只是不同的“样”，而不是全然不同的美学“元”的呈现。在多元的格局里，也很有些写作者颇为自觉地落下了脚跟，选择了自己的站位，轻易不再挪移。稍稍加以观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在“写富人”和“写穷人”的选择之外，还呈现出了许多种另外的选择，比如“写自己”，而那“自己”可能比起学识财富双匮乏的穷人是富裕多了，但比起精神物质双富有的人来说，则又显然有所不足，如非加以归类，可能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吧，当然，就属这“中间谱系”的色彩最丰富，从中规中矩的道德守望者，到乱性嬉皮的悖德而自傲的角色，林林总总，无奇不有。还有抨击官场颓风和揭露腐败现象的，虽然有的仅是“照景实录”，或以包公式的清官来收拾触目惊心的腐败残局，就文学性本身而言究竟高下如何还需个案评析，但这些作品无疑也可以算得是站在了穷人(国企下岗职工、城市低收入者、社会无业人员，特别是他们当中的被迫害被冤屈者)一边，至少是替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但既然出现了吁请站在穷人一边、抨击“媚富”的声音，可见在多元的格局里，如何确定写作者的价值标准，脚跟落下在什么坚实的东西上，确实构成了一个当下应该加以讨论的问题。
　　上面已经提及，我思考的结果是，写富人也好，写穷人也好，写中产阶级人士也好，写经济面目不清的自我或他人也好，都只是个选材的问题，如果写得不成功，各种原因之中，最主要的，恐怕是没能进入到文学的本性之中。
　　文学的本性，其实在认知上，也从来都呈现着多元的见解。依我看来，“媚富”固然令人皱眉齿冷，“媚穷”也未必就可取。作家写出的文本可以不动声色，看不出倾向性；如有情感的倾向性，比如就同情心而论，能把同情心奉献给穷苦一方，不消说是好的，但正如上面已经提及的《红楼梦》，曹雪芹在被打击的穷丫头坠儿身上所表达出的同情，远逊于做过迫害尤二姐及若干亏心事的富婆王熙凤，你可以说，曹雪芹这样写可能在道德导向上存在一定问题，但在进入文学本性这一点上而言，他对王熙凤的塑造，应该说是达到了一百的满分。
　　就我个人的美学取向而言，我最仰慕的，中国是曹雪芹，外国则是旧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氏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巧得很，题目就是《穷人》，那当然是“站在穷人一边”，其对穷人生存困境的同情，也是溢于字里行间的，但是，倘仅仅达到这个份儿，恐怕也只能算是一个良好的作品罢了，可是《穷人》却达到了优秀，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它深入到了文学的本性之中——对人性的挖掘，它在描摹主人公的穿越穷困以及真诚的爱情向往时，也揭示了他心灵中令读者读来因不忍而颤栗的卑微。他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的头一部长篇小说，题目也很直截了当，就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以为，光是这个题目，就值得我们一再体味，如果你真想同情自己以外的人，那么，说穷人，其实并不一定准确，那些明明有工作能力，甚至身体比一般人还康健，却偏偏去作职业乞丐的穷人，你恐怕就很难站在他一边，给予他你宝贵的同情心；说失败者，也一样不一定准确，希特勒和江青都是失败者，怎么能站在他们一边给予同情?陀氏这“双被”的提法，准确极了，脚跟落在“双被”者一边，是一个至为准确的站位，体现出了作家向社会不公发出呐喊的艺术良心。但陀氏的了不得之处，是他在抨击、批判侮辱损害别人的富有者，对“双被”者给予充分同情的时候，还能撕开“双被”者那甚至是相当清白的灵魂，加以无情的拷问。这就是文学的“正经活儿”。在《罪与罚》里，他更表达出“双被”者也应有面对自己灵魂，勇于救赎的精神，那样的一种令人不能不掩卷深思的沉痛吁求。陀氏有时也把富人当作作品的“一号角色”，比如《白痴》，当然那主人公梅斯金公爵是一个富人中的异数，他无论是在贫穷状态下，还是在突然获得大笔遗产暴富之后，都始终保持着孩童般的水晶心，这恐怕是作家以一己的理想虚拟出的人物，但因为该作品的叙述技巧很好，这一人物居然也还血肉丰满，有相当的“蒙蔽性”；不过统观这部作品，最令读者心灵颤栗的，可能还是那个退休将军的儿子，相对贫穷而不甘贫穷，在金钱的利诱前，灵魂如同麻花扭动般痛苦，给害过自己父亲的现任将军当秘书的加利亚，陀氏对他的刻画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陀氏创作的最高峰是《卡拉玛卓夫兄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把一个最颟顸卑污的灵魂，给了一个似乎是几个主要人物里最穷，并且乍看上去也最符合“双被”标准的，老卡拉玛卓夫与最污糟的女性在最不堪的情景下所生下的那个私生子，陀氏是在引导我们超越贵贱贫富，去痛苦地探究人性的永恒秘密吗?
　　要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割除腐败、组织好社会生活，使“双被”者不再“双被”，使为富者能仁，贫穷者能脱贫，说实在的，文学，加上其它的艺术门类，甚至再加上学术界的研究探讨，恐怕铆足了劲儿，所能达到的实效也毕竟有限。就文学而言，它的本性，恐怕还不是救世，而是净魂。这净魂的含义里，也不仅是灵魂的拷问与救赎，还应有生命诗意的开掘，与文字美感及丰富象征的营造——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达到的。陀氏的作品里，有一部《恶魔》，曾把旧俄的革命家们气了个仰翻，因为在那部作品里，陀氏把口称为民请命的革命精英，刻画为虚伪的权利欲者，这部作品在“十月革命”后很久都不能再版。这件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悟到，文学家的站在“双被”一边，那思路、方式与终极诉求，是可能与要彻底清洁世界的革命家很不一样，乃至发生抵牾的。
　　反省自己，在近二十年的社会风云变幻中，也有踮起脚尖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跑动，以至瞎跑了步子的情况，但由于自己在大格局里越来越边缘化，也就越来越没有害怕“落伍”的焦虑，因此也就不再踮起脚尖喘吁吁地随潮，并在一再思考中，渐渐选定了自己的文学站位——落下脚跟，立马遍体清凉。当然，由于自己的青春期里，没赶上好时候，自己运气又不好，学养见识都比较欠缺，尤其是，最根本的，自己的灵气可能先天就未必上佳，加上年龄逼近了花甲，在这个选定的站位上，究竟还能写出些什么文字，不敢自诩。只能对自己说：努力!同时，把自己的有关思考，写出如上，或许对某些人，也还有些参考价值吧。
　　2000.2.22　绿叶居

（此文原载于《当代》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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