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我
    我是一个不用功的人。“不用功”自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不过，我不愿因为它不
光荣，而就向不知底蕴的人假装用功与渊博。但是，如果说，我真的不喜欢读书，那却
又与事实不符。我很喜欢读书。“读书”和“用功”可能是两回事。用功的人不一定
“喜欢”读书，喜欢读书的人也许不一定是用功。这分别大概就在于前者全凭感情，而
后者却要靠理智。凭感情读书的人，全靠自己的好恶去选择，因此，他所读的书，范围
就比较狭小。尽管也许在这狭小的范围之内，他有精与深的可能，但他只能“渊”而不
能“博”。凭理智读书的人却肯用客观的标准去选择读物，他会因实际的需要而花上一
年的功夫，去读通一套经济学或六法全书；他会说服自己，只为了“求知”而去涉猎那
些他所并不感兴趣的书籍。这两者相较，在理智上，我自然比较尊敬后者；然而在感情
上，我仍喜欢前者。
    凭感情去读自己喜欢的书是一种享受，所得到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涵泳与自由自在，
和一种被了解、被同情的感受。这样读书。速度必快，乐趣必多。而凭理智读书，就未
免要加上一个“苦读”的“苦”字。苦读成功的故事，最为人熟知的是苏秦。他头悬梁，
锥刺股，面对经典史籍，不眠不休，那是为了成功而读。在读的时候，有苦无乐，必须
具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恒心，并且具有足够的对自己的严厉与督责，而后才可为之。这
样读书，所造就的是专家，是学者。而这种读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用功”。用
功是手段，是过程，因此需要理智与远见。读书是目的，因此可以凭兴之所至，一卷在
手，悠游其间，这样读书，几乎与娱乐相差无几。我喜欢书，只因我喜欢享受与作者灵
犀相通、莫逆于心的那点乐趣，是完全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因此，书，对我来说，
是朋友，而不是严师。读书，对我来说，是谈心，而不是受教。
    说到这里，似乎我的喜欢读书而不用功，已经有了适当的解释。抛开那些被迫为应
付考试而“读”过的书之外，我略一回顾，就已发现，在我这几十年生命旅程之中，伴
随着我的，都是一些面目温和态度可亲的书籍。她们都是我的朋友，曾经为我解闷，解
惑，曾经和我融洽地做着心灵上的款谈，曾经退出我的泪与笑，曾经激发我的爱与恨，
也使我在无形之中，对人生苦乐，多了一番会心。
    在我记忆中，最令我难忘的一段与书为伴的日子，是在抗战期间，我在乡下教书的
那两年，书本陪伴我打发了许多个寂寞的黄昏。到台湾之后，有段时期，我每天只要一
有空闲，就把林语堂先生那本《生活的艺术》拿来翻看几页。这本书，我看了许多遍，
翻来覆去地看。看过之后，又随意翻到自己最喜欢看的地方看，觉得格外有一种与作者
莫逆于心的快乐。前年，我看了一年的诗。新诗、旧诗。半新不旧诗，一律看得入迷，
那是因为我突然之间认识了许多写诗的朋友。他们把诗集送我，我就把自己沉埋在各种
不同风格的诗句之中，整整一年的功夫，我没有看别的东西。我发现，我看书实在太凭
兴趣。因此，总是“一跤跌在”一种书或一本书里，迷上一阵子，然后，或许接着有好
一段时间，一本书也不看，直到我再发现另一种令我着迷的书。
    朋友某君总嫌我不看书，时常对我施行“强迫教育”。把书寄来。逼着我看完写心
得。这些年，在他的逼迫之下，我倒真的看了一些大家都看过而我却未曾看过的书。看
完之后，觉得增长见识不少。但我仍得坦白地招认一句，每次他一逼我看书，我就对他
生气一次。有时是生气归生气，看还是看了。有时却是假装听话，把书在书架上摆一阵，
再还给他，说声“还好”，或“我不喜欢”，就算看了。像《儒林外史》，我总觉它不
是女人的读物。《静静的顿河》我只“静”到一半，就此“顿”住。《战争与和平》我
也无法等到它全面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倒看了两遍。《安娜·卡列尼娜》我
看完之后，不想还他了。
    前几天，偶然整理旧日文稿，发现一本已经旧得发黄的笔记。时间是1950年4月至6
月。那是我心情最灰暗无望的一段时间。笔记本上，先是一连串心情恶劣的日记。然后，
日记陡然中断，换上了读《庄子》的心得。内中录有《齐物论》：“可乎可，不可乎不
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以道观之，
通为一。”以及“故万物一也，腐朽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腐朽。”然后，我写道：
“人应从较高的位置去看世界，世间是非都由于人的沾滞沉迷。其实，道无所谓损益，
事无所谓是非。能超然物外，则一切恩怨均不足道，何必争，何必怨，何必求呢……”
这段笔记，重读之下，暮然使我对书本产生了另一种感激之情。原来书本不仅是我寂寞
时的良伴，苦闷时的知友，而且是我仿惶无主时的灯塔。老庄哲学中的一两句警语，曾
给我以莫大的启示。它使我得以从苦痛黑暗的深渊中，超脱升华，明白了“超然”二字
的意义，摆脱了苦痛的牵绊，征服了几乎无法征服的困难。
    飞飞扫描，帆帆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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