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西北黄土高原这个山区县份和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
摇撼着整个社会。
    城镇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声明、勒令、通令、通缉令以及
“红都来电”和“中央首长讲话”；铅印的或油印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在街头巷尾飘飞。墨
汁、纸张、浆糊如同粮食和菜蔬，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邮路中断，班车停开，商店
关门……
    有些家庭分裂了，有的父子决裂了。同志可能变为分敌，冤家说不定成了战友。过去的
光荣很可能成为今天的耻辱；今天引以骄傲的，也许正是过去那些不光彩的事。看吧！许多
过去有权力和有影响的人物，正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敲打着破铁桶或者烂马勺，嘴里嘟
囔着自己的“罪行”，正一溜一串地游街哩；而另外一些普通的群众，正站在权力的讲坛上
大声演说着，号召着，命令着……
    乡村里，有的人离开了自己耕种的土地，也被吸引到了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城镇。这
些人有的是专门去闹革命的，有的是乘机去做黑市生意的；有的既闹革命，也做黑市生意。
那些企图反对这些外流“革命家”和生意人的队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纷纷被城里来的“点
火队”宣布为“假洋鬼子”，一律靠边站了。社会变得一反常态。可是时令却一如既往：
“寒露前后，秋风飒飒地吹落了第一批枯黄的树叶。山头上，川道里，一层薄薄的秋庄稼不
几天就收割完毕；那斑斑驳驳的大地躺在浅蓝色的天幕下，猛一看，好像瘦了许多……
    城市在动荡中……乡村在动荡中……全国的运动看来很不平衡。当上海的“一月风暴”
刮到这个县的时候，已经到了十月。
    本来早已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被本县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总
司部”（红总）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红指）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的战斗队，不费吹灰
之力，一天之内就你抢我争地夺了权：把那些权力的象征——
    钢的或木的，大的或小的图章拿来一封存就行了。然后各自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
利，分别嬉开庆祝大会，锣鼓声震天动地，鞭炮的灰白硝烟弥漫了整个县城的上空……
    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政权又大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下被砸烂了。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
同时也叫人多少不可思议！
    失去了阶级的统一意志，权力马上出现了真空。现在，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
    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将统辖全县的十三万人口呢？
    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两派人搅混在一起，唾沫星子乱了飞，没没黑地辩论着：证明自
己革命，对方反革命。到处都是讲坛，到处都在进行着唇枪舌战。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蜂窝。
嗡嗡声整天不断。各处论战的双方都在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主席、鲁导的话被整
段整段地引用背诵；这些神圣而庄严的经典也可能立刻又被淹没在一片讽刺、挖苦和辱骂声
中。一旦嘴这种武器不得力的时候，就开始打肩胛、动拳头，直到打得鼻子口里血直淌！真
理的谬误混杂在一起，舌头的拳头交替着使用，华丽的词藻和骂娘的粗话都能博得欢呼……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红总总部所在地人委和红指指挥部所在地县委，总司令、总指挥分
别和他们的常委们以及对方骂作“狗头军师”或“黑高参”的智囊人物们，也各自正在没是
没黑地开会，以便策划下一步的行动。在他们的各自的会议上，拍桌子、掼板凳、摔茶杯，
争辩、论战、好说、臭骂……刺耳的声浪把会议玻璃窗震得咝咝价响！
    两地大门口和围墙周围，站着和走着一些立眉竖眼的人。这些人手里提着棍棒，腰里别
着刀子，像御林军守卫着皇宫，神色庄严而骄横。这是两派首脑部门直属的组织，跨行业组
成，打人、抄家、给“走资派”上刑都由他们管。红总叫“孙大圣”战斗队；红指叫“千钧
棒”战斗队。这些人一般白天睡觉，晚上活动……而这时，两派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无不围绕
着他——县委书记马延雄而进行。
    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