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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一条陌生的道路要去一座被废弃的旧仓库里去寻找一位陌生的老人。道路正在补修，几个头戴红帽子的修路工正在路中心旁若无人地挥动着铁镐，铁镐在秋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其中的一个男子停住手里的铁镐直起身来用他的衣襟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他用秋风一样的目光寻视了一下站在一旁的突突突地冒着黑烟的翻斗车，翻斗车里装满了青色的石子。在翻斗车的后面是一辆装柏油的油罐车，油罐车的下面正在燃着熊熊的烈火。一个大屁股女人手里支着一根（扌通）火的钢筋回头对正在擦汗的修路工笑了一下，修路工似乎得到了那微笑的抚摸，他的目光变得温和起来。我想，或许他知道旧仓库在什么地方。于是我就在浓烈的柏油的气味里走到路边的隔离墩前，我满脸堆着僵硬的微笑朝那个高大的修路工说，哎，请问，旧仓库怎样走？ 旧仓库？我看到另外两个修路工也停下手中的铁镐，叮叮当当敲打路面的声音消失了，他们一起用疲倦的目光望着我，那个高大的修路工说，啥旧仓库？ 仓库，我说，仓库你不知道？放东西的地方，现在不用了，光剩下一座大房子。 这一带有好几个旧仓库，不知道你要找的是哪一个？ 好像是物资局的仓库吧。 物资局仓库？这一片没有物资局的仓库呀？ 没有？咋会没有？人家清清楚楚地对我说，就在清河路上，这儿不是清河路吗？ 是清河路。那个高大的修路工说，可是没有听说有个物资局仓库呀？ 有，咋没有。这时那个大屁股女人走过来，她右边的脸蛋上不知什么时候被涂上了一片油灰，样子看上去很滑稽，她一边扭着屁股走过来一边伸手朝前指着说，就在清河路与建设路的交口处，路东边，不就是以前的物资局仓库吗？ 那不是建行的地皮吗？建行准备在那儿建一座三十四层高的大楼呀。 那就是物资局仓库。大屁股女人肯定地说。你忘了，她又对那个高大的修路工说，里面还住着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儿。 对对，我激动地说，我就要去找他，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儿。那几个修路工似乎对我的话题失去了兴趣，他们丢掉手中的铁镐开始给那个大屁股女人调情，有人甚至在阳光下动起手脚来。大屁股女人在他们的话语里咯咯地仿佛一只老母鸡似地笑着，她说，饿了不是？她用双手揉着自己肥大的双乳说，正好我的奶胀了，恁几个谁先吃？我自觉没趣，就退到路边，朝前走，让那浓重的柏油气味渐渐退去。我穿过一段两边都是灰蒙蒙的住宅楼房的街道，在不时地被路过的汽车荡起的尘土里，我看到了那座屋顶上落满了尘埃的淡红色的旧仓库。 旧仓库的院子里长满着茂盛的杂草，这出乎我的意料。仓库的房子确实很旧，门窗都已不知了去向，没有门窗的房子如同一个眼珠和牙齿都脱落的老姐，样子有些瘆人。在这片闹市之中，却有一片这样的荒凉之地让我感到暗暗吃惊。或许是疯长的杂草的缘故，似乎很少有人走进这座被遗弃的院子里，就是有人走过来，也只是站在门里的墙边匆匆地撒上一泡尿又匆匆地离去，难道我要找的人就住在这所破房子里？ 我环顾四周，院子里除了阳光和风的细语再也没有别的人，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沿着被人踏出的小路走过一片开阔地来到旧仓库里，旧仓库由于风的穿梭而显得阴冷。我常常在港台的一些枪击片里看到这样的旧仓库，但不同的是现在这里空空如也，由于我刚从阳光里走过来的缘故，我的眼睛半天才适应了这里的光线。最初，我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看到了一片摊在地上的肮脏的破烂，那些破烂散发着一种近似医院里的来苏尔的气息，接着我看到了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和一个躺在三轮车旁边睡觉的老头儿。我说，哎，有人吗？ 那个睡觉的老头儿翻了一个身，但他没有理我，仍旧躺在那里睡觉。我不得不走过去，我把我的鞋子用力地踏着坚硬的水泥地面，使它发出咚咚的声响。在我来到他的身边时，老人折身坐了起来，他用惺忪的老眼望着我。 我友好地对他笑着，我说，喂，您好，打扰了。我在他的身边蹲下来，从兜里掏出烟来递给他一支，我又掏出打火机来准备给他点着，他却从兜里摸出一盒火柴来朝我摇了摇。我看着他把烟点着又深深地吸了一口，又用昏老的目光看着我。 我说，今天没有出去？ 没有。他的声音如他的目光一样混浊不清，我看到他松弛的皮肤在高高的咽喉上滑动。我说，我想问您一件事情。他说，你说吧。 我站起身来，从衣兜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来，我在阴冷的空气里看了一眼那本小册子然后递给他，我说，您还记得这本书是从谁那儿买的吗？ 老头儿接过那本书，他满是骨头的灰手轻轻地滑过封面，那书就在他的手里哆嗦不止，他看看那本书，然后又抬头看着我，他说，记不准了。 我说，您仔细想一想。 他仍旧望着我，接着他说了一句莫明其妙的话，你不是从医院里来的吧？ 我说，我不是。 他说，我以为你是从医院里来的呢。 我说，我不是，我来就是想问问这本书您是从哪儿买来的。 我记不清了。他说，是谁让你找我的？ 经八路路边那个摆旧书摊的年轻人，是他让我来找您的。 哦，这书是你家的？ 不是，我说，我只是想问一下这本书您是从哪儿收来的，我认识这个卖书的人。 你是公安局的？老头儿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 我笑了，我说，不是，这本书的主人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一位朋友，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今天上午我突然在旧书摊上看到了她的这本书。 哦，是这样……不过我真不知道这本书是从哪儿买来的了。 这几天您都是在哪儿收到的旧书总还记得吧？ 这倒记得。老头儿说，让我想想。他说着捏着手指头算了一会儿说，一共五家。 地址您都记得吗？ 记得，我常常在这一带收破烂，凡是有旧书我都给那个卖旧书的小伙子送去。 我说，您能帮我去找找这几户人家吗？ 帮你去找？他把书递给我说，我还得去收破烂呢，我得靠这吃饭呢，我给你去找谁去给我收破烂？ 我说，这没关系，您收破烂不就是为了钱吗？您一天挣多钱我今天给您包了好不好？ 给我包了？老头儿嘟嘟囔囔地说，哟，你别说，这事儿我还是头一回撞见。 我突然打了一个冷颤，站在这座空荡荡的充满来苏尔药气的房子里我感到有些冷，那冷从我心里渗出来，流遍了我的肌体。我走出那座旧仓库，站在秋日的阳光里，我看到一片又一片半青半黄的叶子从枝头上飘落下来，眼前的情景仿佛离我十分遥远。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三轮车的车轮在响动，老头儿突然咳嗽起来，他咳嗽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后背不由得一紧一紧的。 咱先上哪儿？ 我说，这就看您了。 好吧，咱顺着走，好不好，到一个地方问一个地方，这样我还管顺便收点货。 随您，只要能找到人。 那你坐到车上吧，我带着你。 让您带着我？那多不好意思，您这么大年纪。要不我来骑吧。 不中，你上去吧，这三轮不好骑。我迟疑了一下还是上了三轮车，在车帮上坐下来。老头儿干瘦而驼起的背开始在我的面前不停地扭动，他混浊不清的声音不时地从行人身后响起，他说，闪闪，闪闪。一些陌生的行人被他抛在身后，一些单车又穿越我们而去，被汽车荡起的尘土和树叶在我的视线里飞舞，一幢又一幢高楼在荡扬的尘土里在老头儿三轮车的走动声里是那样的不真实。由于老头儿专心致志地骑车，他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在行走的时光里我一边焦急地等待着他把我尽早地带到第一个卖旧书的人那里，一边我的脑海里不时地闪现着一些陈旧而清晰的往事。我不由得又从兜里掏出那本小册子，《而已集》。那个留着一头硬发一嘴黑胡子高颧骨的男人站在灰黄的封面上冷冷地望着我，望着我身后尘上飞扬的天空。有一片黄叶从我的面前曳曳地飘过，我似乎听到了它走过空中的声音，那是季节和生命的声音，那是一种哀鸣的声音，我在那悲哀的声音里再次轻轻地翻开封面，我闻到了一股霉变的时光的气息从书里涌出来，尽管有所准备，但我还是被扉页上用钢笔写着的那个名字而激动。陈平，你在哪？事隔多年之后，我在异乡的城市里又闻到了你的气息。我小心翼翼地翻看着书页，去重温那些画在书页空白处的乡村速写。5页、19页、55页、74页、124页，那些乡村景物再次使我沉溺在已经消失的时光里，一些变得发黄的图片如潮水一样地涌过来，使我有些眩晕。闪闪、闪闪，老人在杂乱的行人里不停地喊叫。陈平，你真的在这个城市里？可在我定居到这个城市之后的十年里一次都没有见到过你，我不时地在打探着你的消息，没想到你真的就在这座城市里。陈平，你现在在哪儿？你为什么把这本书卖掉了呢？陈平，我知道你是不会有意卖掉这本书的，难道你把有关这本书的一切往事都忘记了吗？陈平，你出了什么事了吗？你遇到什么不测了吗？不，不会，陈平，你一定很好，可是你在哪？你一定在这个城市里，是吗？我一边重新翻动着书页，小心地把夹在书页里的三张发黄的纸条取出来，放到我西装的内兜里。遥远而清晰的往事在老头儿行走的时候如阳光一样从故乡走来，使我对身在的城市里的一些景物和事物视而不见，我仿佛行走在乡村广阔的田野那霏霏的细雨之中，白色如蛇腹的黄土路已经被春雨改变了色彩，路边桃树林里粉红色的桃花纷纷凋零，一把红色的雨伞如一只被打湿了翅膀的风筝在风雨里摆曳。陈平，那红伞下就是你吗？那是你在那座坟前点着的祭奠的火纸吗？闪闪，闪闪。老人仍在前面喊，他把车闸打得哗达哗达响，他扭过脸对我说，咱先去医院吧？ 去医院？我回过神来，眼前的街道熟悉起来，这不是纬三路吗？我说，你咋到这儿来了？ 老头把车停在路边，他回过头来望着我说，不上这儿上哪儿？我就是在这儿收的旧书，不上这儿上哪儿？ 就在这儿收哩？我指了指前边不远的一幢白色的楼房说，我就在省新闻出版局上班，咋没见过你？ 是吗？这没啥希罕，我每天都在这一带收破烂，街上的人像穿梭的一样，可是我一个也不认识。走吧，你不是要找卖书的人吗？走，我领你去。 上哪？ 他指了指右边的一个大门说，医院。 这所医院我是熟悉的，在我定居到这个城市之后，我，我妻子和儿子有个头痛发烧都要到这里来一趟，这所医院离我工作的单位和我的家都不到一千米，可我没有想到我要找的第一个卖旧书的人就在这里，如果我要在这所医院里找到了我旧日的情人，那真是一件奇怪而新鲜的事儿，我们近在咫尺呀！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一边为自己的设想暗暗激动一边跟着老头儿往医院里走。我们沿着门诊大楼前面的花坛往里走，可是老头儿没有走进门诊楼里的意思，我说，咱上哪儿？ 你不是要找卖书的人吗？老头儿有些不耐烦起来，说完仍旧沿着雨道绕过门诊大楼往里走，路两边的冬青好像刚刚洒过水，在干净的甬道上我们不时地和一些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擦肩而过，我的目光在她们的脸上和身上认真地扫寻着，我希望在她们之间看到那张我曾经熟悉过的面容，但是从我面前走过的那些面孔都很陌生，尽管那些女性都很漂亮又都各具风姿但是我一个也没有记住，她们都和我记忆里的我又渴望见到的那张芳容相去很远，那些白衣天使真的像天使都无法使我这个凡人去接近。但阳光在路两边生长着的热带植物的绿叶间突然明媚起来，在明媚起来的光线里我的呼吸里已经完全是来苏尔的气味了，我知道这些气味来自那些和我擦肩而过的女人们细白的小手和洁白的大褂，来自那一排又一排被我们抛在身后的住院部的房子。这所医院突然向我展示了它的深度，前面的院子和甬道都陌生起来。在以往的时光里，我只是到医院的门诊大楼去看看门诊，我真的没想到在这幢门诊大楼的后面还隐藏着这么多房子和甬道。多少年以来这些房子和甬道仿佛不存在似的，这当然是对我而言，现在它们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使我感到我的闭塞和孤陋寡闻，这使我有些恍恍然，而那老头却如入水的鱼儿一样自然，他嘴里再没有闪闪闪闪的词语，在这个优美的环境里他就像在春日里飘落的一片秋日的黄叶。我说，还远吗？他朝前边的一排小平房指了一下说，这就到了。他把车子停在路边，走过去，在最外边的一个窄小的门前停住了，他伸手敲了敲门，朝里叫道，老刘，老刘。 我听到一个浑厚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屋里的人说，谁呀？ 我。收破烂的老头儿说，还睡着哩吗？ 没睡。屋里的人一边说一边打开了房门，我看到从屋里走出来一个胖胖的白发老头儿，他的皮肤红得像煮熟的虾米，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突然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个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梦境里？但我肯定在以前见过这个人，只是我已经记不起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了。我看见他看我一眼又对收破烂的老头儿说，你咋又来了？你不是前天才来过吗？ 有人找你，收破烂的老头儿回身指了我一下说，我就把他领来了。 找我？红皮肤老头儿看我一眼说，你找我？ 我笑了一下说，是的。我想，这个人和陈平有什么联系呢？那本书能是他卖出去的？既然来了，就要问问，说不定能探出一些线索来。我这样想着就忙从衣兜里掏出那本《而已集》。我说，请您看看，这本书是您卖出去的吗？ 红皮肤老头儿不解地望我一眼，他从我手里接过那本书看了一下说，你从哪儿弄的这本书？ 旧书摊上。 旧书摊？他看着收破烂的老头儿说，你把我的那些书都卖给旧书摊上了？ 都是书，卖给造纸厂怪可惜的。老头儿说。 我暗暗的有些欣喜。我说，这样说这本书是你卖的啦？红皮肤老头儿又看我一眼，他在手里翻了一下那本《而已集》说，记不起来了。他有些自言自语地说，以前我这里放过好多书，前天他来买的时候一下子就捆了两捆子，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本书。 是不是你的书你能不知道吗？ 不知道，因为这些书根本就不是我的，我瞎字不识一个，我要书干啥？ 这使我感到奇怪，我说，那你从哪儿弄的这些书？ 从死人那儿。 我倒吸一口凉气，我惊讶地望着他，从死人那儿？ 是的，是从死人那儿。哪一个来住院的人在闲得无事的时候不想看看书，后来他们的病越来越重，就走不出医院了，到后来都送到我这里来了。说着他随手指了一下他身边的那排小平房。 我顺着他的手看到了那一排小平房，小平房门上的油漆斑斑驳驳，在门边我看到挂着一些字迹模糊的木牌子，木牌子上的字使我不由得打了一冷颤，那上面写着：太平间。我睁大吃惊的眼睛望着他，我说，真的都是从死人那儿弄来的？ 那还有假，人都死了，都忙着哭人，谁还顾得上这两本书，那书放在哪儿都不会有人要，因为那是死人留下来的书，没人要我就一本儿一本儿地放在那儿，没想到一卖就是两捆子。 我几乎是哆嗦着从红皮肤老头儿手里接过那本书，我一时凄然而不知所措，陈平，陈平，我在心里这样叫道，你怎么啦？你离开了人世了吗？泪水不由得从我的眼睛里涌出来，我忍不住蹲在地上抱住自己的头轻轻地哭泣起来。我突然出现的情况一定使得两个老头儿不知所措。那个收破烂的老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哎，年轻人，你看你，你咋哭起来了？ 红皮肤的老头儿说，是呀，你别哭，你有啥事儿你说呀？ 我站起来，用手帕擦了一下眼泪说，我要找这本书的主人。 红皮肤的老人说，是男是女呀？ 女的。 她有多大年龄？ 今年三十七岁。 三十七岁？她长的啥样？ 我说，我们已经二十一年没有见面了，我已经记不清她的样子了。 二十多年了，收破烂的老头儿说，她肯定变样了。 三十七岁？红皮肤的老头儿思索着说，这一段儿我这里没有放过这么大年龄的女人，没有。最后他肯定地说，没有，哎，对了，你去医院里查一查不就知道了，你不是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知道。 知道就好查，走，我跟你一块儿去。红皮肤的老头儿说着就往前走，他是一个满腔热情的人。在灿烂的阳光里我跟着看守太平间的老人沿着绿色的冬青树丛往回走，我走了两步回过头来对那个收破烂的老头儿说，你在这儿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回过头来，我看到尸首看守人的皮肤由于阳光的缘故变得有一些光泽，这突然使我记起我以前真的见过他，那是我来医院里给我一位同事告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红皮肤老头儿在那儿收拾着一些纷乱的东西，自然也包括我的那位同事在生命最后的一些时光里所看过的一些书籍和报刊。是他，我在心里这样肯定地说。但是，那天上午在医院有关住院死亡的名单里我没有看到陈平的名字，这使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似乎有些高兴地给两个老头儿一人买了一包红塔山。收破烂的老头儿有些激动地颤抖着双手，他说，我还没有吸过这么好的烟。说着他抽出一支燃着，他倚在他的三轮车边使劲地吸了一气，在阳光里细眯着眼睛望着我说，你说，咱下面咋弄？ 我说，找，当然还要找。那天上午我们的情绪都突然好起来，我知道，陈平就近在眼前，这是我的感觉，我想，陈平，我一定会找到你。 收破烂的老头儿对红皮肤老头儿说，开后门，俺从这里出去。 看守太平间的老头儿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回身进屋取了一串钥匙，那些黄铜钥匙在他的手里哗哗啦啦地发出声响。我们一起沿着那排太平间往后走，走到最后一个太平间门口的时候我才看到不远处的爬满绿色藤蔓的后墙上还有一对铁门。红皮肤老头儿打开铁门，我和收破烂的老头儿依次走出来，没想到门外竟是一个菜市场似的街道，这街道我挺熟悉，在我在这个城市居住的十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这里来，因为这个菜市场是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可是我没有想到在这喧闹的后面竟是一排存放死人的太平间，这有些不可思议，十年来我对这一点竟一无所知。我回过头来，那对铁门已经关闭，那个红皮肤的老头儿已被隔在那些爬满了绿色藤蔓的高墙后面了，喧哗杂骚的声音汹涌而至，真是奇怪，刚才我怎么没有听到这骚乱的声音呢？我用目光寻视着无数的男女，竟都是一些陌生的人，连一张叫不上名来而熟悉的面孔都没有。闪闪，闪闪，老头儿又在不停地用他混浊不清的声音在人流里叫道，他把他手里的车间打得哗达哗达响，这使我想起了《秋菊打官司》。《秋菊打官司》里那个赚秋菊黑钱的骑三轮的汉子也是这样哗哗达达地打着车闸，嘴里不停地叫道，闪闪，闪闪。最后他拐进一条更窄的小街，但这条小街里却没有太多的人，道路上已经没有了阳光，阳光全都被街道两边的高层住宅楼挡住了，这里的风使我感到了一股凉意。老头儿回过头来对我说，到了，前面就到了。 我们走进一个敞开的大门，在一幢住宅楼前停住了。收破烂的老头儿对我说，就在这儿。说着他用手指着第二个门洞对我说，那个卖书的女人就是从这个门洞里出来的。 是个女人？ 老头儿说，是的。 她在几楼住？ 这我不知道。老头儿说着，又从兜里摸出那盒红塔山来。这时从大门边的小屋里探出一个花白的脑袋来，他说，哎，干啥事？ 找人。 找人？找谁？说着他把手里刚刚剥掉的几个葱叶丢在门边的垃圾桶里，他手里拿着两棵葱白站在那儿用审视的目光望着我。 陈平，我说，我找陈平。 陈平？没有，我们这里住的没有姓陈的人。 收破烂的老头儿说，他是想找前天那个卖书的女人。 卖书的女人？ 对，那个戴着眼镜脸上被烧伤的女人。 老头儿又看我一眼说，找她？很少有人来找她的，你是她啥人？ 朋友。我正想把兜里的书掏出来让他看看，他却朝我挥了挥手，说，六楼，右手。说完再不理我，转身朝屋里去。 收破烂的老头儿说，去吧，我在这儿等你。我用手摁了摁兜里的《而已集》，我在心里想，陈平，是你吗？你的脸被烧伤了吗？我这样想着就急急地走进第二个门洞，在我走到六楼的时候，我听到了楼下传来了那个收破烂的老头儿的喊叫声。立在右边的门前，我的心跳的紧，我不得不停下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才抬手摁住了那个红色的按钮。 门铃响过之后，我听到屋里有软软的脚步声。片刻，那扇灰色的木门拉开了，隔着防盗门我看到里面站着一个戴着墨镜的女人，女人用沙哑的声音说，你找谁？ 我想从她那里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但我失望了，女人沙哑的声音使我有些猝不及防，由于门洞里光线暗淡，我也一时看不清她的面容，难道这就是陈平吗？我说，前天你卖过旧书吗？ 旧书？是的，我卖过，难道不让卖吗？ 我笑了。我说，我没有那个权力。我从兜里掏出那本《而已集》隔着防盗门朝她晃了晃说，你能看看这本书是你的吗？ 那个女人迟疑了一下打开防盗门，她从我手里接过那本小册子，她没有看书，或许是她戴着墨镜的缘故，她转身走回屋里，她走了两步回头对我说，你也过来吧。我随着女人走进屋里。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套房，看着已经发黄的墙壁和水泥脱落的地板，就能知道这房子已经有一些年岁了。我来到客厅里，在穿窗而过的阳光里我看到了那个女人正在背着我看她手里的书，她的背影使我想起了陈平，但她的身子比当年的陈平更瘦弱，她身上的花格格毛衣松松地挂着，一直垂到她不太丰满的臀间，她的下身是一件很流行的黑色的脚踩裤。我看到她的身子抖动了一下才转过身来，在明亮的光线里我看清了她的脸，她的面部除了那副墨镜之外还有一块被烧伤之后留下的疤痕，那疤痕在她右边的脸颊上一直延长到她的脖子里，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女人为什么在家里也戴墨镜的缘故，由于墨镜和疤痕的原因使我不能断定她的年龄，也不能断定她是不是陈平，她现在的面容和声音使我没有一点把握来证明她就是昔日的陈平，但从她丰满的双乳上还能使我感到她是一个年龄不过四十的女人，这一点或许她和陈平相仿。我看到她面我而立，但由于墨镜的缘故我不知道她是否在注视着我，我看到她拿书的双手在颤抖，这使我有一种直觉，她就是陈平。我为自己的这个结论而暗暗吃惊，这就是陈平吗？这就是我寻找了好多年的陈平吗，我突然又觉得以往我好像在哪儿见到过这个女人，是的，我见过她，而且不止一次，是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还是去医院里看病的时候？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在我逛旧书摊的时候？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肯定见过她。我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是吗？女人沙哑的声音又在我的面前响起，我感觉到那声音有些不真实，仿佛一种幽灵在空中回荡。她说，你在哪儿见过我？ 我说，我记不起来了。我看她在身后的椅子上坐下来，她似乎很劳累，她把那本书轻轻地放在膝盖上。 我说，这书是你的吗？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却反问道，你认识这本书的主人？ 我认识。我也感到了劳累，我在身后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我说，我和她已经有二十一年没见面了。 你跟她在哪儿认识的？ 在颍河镇。 颍河镇？ 对，颍河镇离这儿有四百里，当年我们都在那儿生活过，这本书就是当年她在颍河镇买的。说着我看到她的双手又哆嗦起来，那本书从她的腿上滑落下来。她弯腰从地上拾起那本书。我说，这本书是你的吗？从她的失态里，我断定她与这本书有着极大的关系，或许她就是陈平本人。 她仍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她说，你从哪儿弄的这本书？ 在旧书摊上。 旧书摊上？ 是的。是你把这本书卖给了收破烂的老头儿，那老头儿又把这本书卖给了旧书摊，这些年来我常常到旧书摊上去，今天上午我去的时候，就在旧书摊上看到了这本书。 你断定这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人的书啦？ 是的，我断定，那上面有我画的速写。 那本书再次从她的手里脱落下来，她直直地坐在那儿，我站起来走过去从她的脚边拾起了那本小册子，我的双手也在颤抖，我说，你就是陈平？ 陈平？那女人反问一句，陈平是谁？我不认识陈平。 我固执地说，你就是陈平。 她拢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说，你这人犯神经了不是？我根本不姓陈，我姓刘，你出去问问这谁不知道？这书也不是我卖的，你走吧。 我怔怔地站在那儿望着她，这时楼下又传来了收破烂的吆喝声。 她说，你咋还不走，还让我喊人吗？ 我又看了她一眼，我断定她就是陈平，可她为什么不承认？我说，你就是陈平，你为什么不承认？ 大白天我遇到鬼了是不是，我姓刘，你为啥叫我陈平？你再不走我可真喊人了！ 我把书装进衣兜里，我不得不离她而去。在我走进楼道里的时候，我听到了她关门的声音。我想，她可能就是陈平，她为什么不承认呢？我这样想着来到楼下，那个收破烂的老头儿正在给一个老婆婆数饮料盒子。那个看门的老头正站在门口，他朝我说，见人了吗？ 见了，我说，她不姓陈？ 姓陈？她姓刘。你不是她朋友吗？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为什么来找她？ 我想让她看看这本书是不是她卖的。说着我掏出书来递给那老头儿，老头儿在身前的围裙上擦了一下手接过了那本书，他翻开看了一下肯定地说，这不是她的，她姓刘。谁不认识她？整天戴个墨镜。 她为啥戴墨镜？ 脸烧坏了，戴上墨镜好看一些。 以前她家失过火？ 不是，她给人家男人相好，人家女人过来用硫酸毁了她的容。 哦，是这样。我不由得抬起头来，在六楼的一个窗子后面，我看到了那个女人正立在窗前朝下观望。 这时收破烂的老头儿做完了生意，走过来对我说，是她吗？ 我说，不是。 那咋弄？还找吗？ 我朝他点了点头。他说，你看，都快一点钟了，我肚子都饿了。 我说好吧，我请你吃烩面。 瘦弱的干瘪老头儿竟一口气吃了两大碗烩面，这让我有些吃惊。我望着满头大汗的老头儿说，还吃吗？ 够了够了，他说，让你破费了，咋弄，咱走吧？ 我说，走。 我们再次来到纬三路上，然后从纬三路上拐进了一条小街。没有走一百米，老头儿指着一个挂帘子的门说，就这儿，这是第三家。在竹帘子上我看到一个用红色画的十字，这是一家私人门诊。我说，就这吗？ 老头儿说，就这。 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才掀开帘子走了进去。使我吃惊的是，在这个幽静的私人诊所里，我再次看到了那个脸上有疤戴墨镜的女人，当时她正面朝里坐着，和那个面目消瘦文质彬彬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的中年医生说话，但我一掀开帘子就从背后认出了她。由于我的出现，他们终止了谈话，那个中年医生抬头望着我，面带微笑，但他没有开口说话。这时那个女人也转过脸来，她看到了我，我看到她的手哆哆嗦嗦地护着从她肩上垂下来的那个棕红色的坤包，她站起来，朝医生用她沙哑的声音说，就这吧，我改天再来。 医生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温和地说，好吧，那我就不送你啦，我这有病人。 不送不送。那女人从我的面前走出去，她的高跟鞋在竹帘子落下来之后哒哒地敲击着水泥路面快速地走远了。我回过头来望着医生说，你认识她？ 我认识她，她是我的病人，她常常到我这里来看病。 她有病？ 有病。 什么病？ 精神分裂症，但不是太严重，她常常到我这里询问一些问题。 询问问题？什么问题？ 很复杂，比如一些意外事故，疾病等等，每次谈话的内容都不太一样，比如这次我们谈到自杀的问题。 自杀？ 是的。人类有很多敌人。比如洪水，比如干旱，比如地震，比如飓风，比如猛兽，细菌等等，当然还有我们自身里所存在的一个敌人，这就是自我破坏，很多的精神病人都属于这个类型。在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自我破坏，到处都有人在吵架、憎恨、争斗和无谓的浪费，有些时候还把血腥的武器指向同类或者自己的胸膛，这就是自杀，刚才我们就谈论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不难看出，这位精神病医生是一个比较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但我有些按捺不住，我说，你知道她叫啥名字吗？ 她叫刘岚。医生说，你不认识她？ 可以这样说，但是在一个小时之前我见过她。 一个小时之前？在哪儿见的她？ 在她家里。 你又不认识她，你到她家干啥了？ 我从兜里掏出那本《而已集》，我说，我想叫她认一下这本书是不是她的。 医生欠了一下身子从我的手里接过了那本书，他翻看了一下对我说，这就对了，她刚才谈到过这本书。 我睁大双眼望着他说，她刚才和你谈过这本书？ 是的，医生说，她还说到你。 说到我？你说她就是这本书的主人？ 她没有承认，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她就是陈平，一定是这样，我的感觉不会有错。 你给她说明了吗？ 说明了，可是她不承认，她为什么不承认？这本书两次从她的手里落到地上，她肯定就是陈平，可是她为什么不承认呢？ 这有多种原因，假如她就是陈平，她现在这个样子，怎样承认？你不是说你们有二十一年没有见面了吗？ 是的，你咋会知道？ 她刚刚谈过的，如果是这样，她有很多心理障碍，比如她脸上的疤。这样吧，精神病医生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递到我的面前说，你给我讲讲你们以往的经历吧，或许这对你们会有好处。说完他又在座位上坐下来，坐下来之后他又说，你可以大胆地使用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是消过毒的。 我看了他一眼说，有这个必要吗？ 有这个必要，但我事先得问一句，你是不是一直在跟踪她？ 跟踪她？我摇摇头说，没有，我没有跟踪她。 那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了？ 我明白了医生的意思。我说，你前两天不是卖过旧书吗？ 是的，我卖过。 是不是卖给了一个老头儿？ 对，是一个老头儿。 这就对了。我在旧书摊上见到了这本书，旧书摊的主人对我说这些书是那个收破烂老头儿卖给他的，我就找到了那个老头儿，那个老头儿就领着我找这个卖书的人，这不，现在我就找到你这里来了。 哦，原来是这样。 这时那个收破烂的老头儿掀开帘子对我说，你还得多大会儿，我可等不及了。 我想了想说，要不你先走吧。说着我从兜里掏出二十元钱来递给他。老头儿接过钱望我一眼说，还有两家去不去了？ 如果我找不到这本书的主人，明天我还会去找你。 好好，老头儿说着就放下竹帘，消失了。我听着他的三轮车哗哗哒哒地走远之后才回过身来，我从兜里掏出那三张陈旧的纸条递给了医生，我说，既然这样，我就给你讲讲吧，我就从这三张纸条给你讲起吧。 你可以先看看这三张纸条。上面那一张是购买《而已集》的发票，时间是一九七四年元月，地点是颍河镇新华书店。颍河镇你可能不太知道，颖河是淮河较大的支流，她发源于嵩山，到了下游就是咱省比较有名的内行河了。我说的颍河镇就在颍河边上，离省城四百华里。另一张是陈旧的日历，日历上的时间是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农历是三月十三日，清明节。最下面的一张是颍河镇医院外科门诊的处方。我想起了那个医生的模样，矮矮的个子脸上长满了麻子，在那年的夏季里他用蓝色的蘸水笔在这张处方上写下了陈平的名字，那一年陈平十六岁。处方上的内容你已经看到了，七个鲫鱼胆，人乳一大盅，是治迎风流泪的，是个民间单方，这你比我知道。这三张纸条都在这本书里夹着，一直夹了这么多年，今天上午我在旧书摊上看到了这本书，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吗？细想起来，也合情合理，你想想，我在这里住了十年，几乎不隔半月我都要到旧书摊上去转转，我光从旧书摊上买来的书都快有半书架了，我今天见到这本书也很自然是不是？你想我十年才碰上这一回，概率也低的可怜是不是？这或许应该归到缘分上，要是今天上午我不去旧书摊，这本书又被别人买走了，或许我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这本书了，也不能勾起我对往事这么热切的回忆了，咱们也不可能坐在一块说这些话，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是谁，你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但我坐下来给你讲起我二十多年前的事儿，这都是缘分是不是？或许今后我们会成为很不错的朋友，但这都是以这本书来作契机的。说起这二十多年来我们音讯全无，但我一直在思念着她，打探着她的消息。现在我对你说起二十多年前的事儿，还就像近在眼前似的。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九五年，正好二十一年，时间过的真快是不是？可这二十一年到哪儿去了？有什么证明呢？那个时候我刚好十七岁，陈平十六岁，我们都上初中三年级。按这个年龄我们现在都该读高中才对，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上学都晚。有一会儿我突然感到自己已经老了，你看我鬓角都有些白发了，我今年都三十八岁了，是不是？可是这二十一年都到哪儿去了呢？就是这白发吗？就是家里的妻子和儿子吗？只有这些才能证明时间的流失吗？现在我回想起那时的往事好像还近在眼前似的，它是那样的遥远而又亲近。七四年的冬季正是文革的后期，那个时候我和陈平都在颍河镇中学里读书。记得是一个白雪飞舞的日子，上午我们放了学踏着满街的泥泞往家里走，在我的记忆里那日的天气还不是太冷，落到地上的雪都化了，变成了泥水，来浸透我的棉鞋，因为早起的时候天还没下，所以我穿的是棉鞋。走到我们镇里的中街的时候，雪越下越大，我怕弄湿了自己的棉鞋，就走进了有着高高台阶的新华书店。新华书店里的台阶上积满了白色的雪，那是一所旧房子，先前可能是一所旧染房，是解放前镇上一家姓曾的地主的产业，当然那个地主已经死了，是土改时被人民政府给枪毙的，他所留下的这所房子被改成了新华书店，那高高的台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书店里的朱漆柜台。柜台后面是两个长长的书架，常常站在柜台后面卖书的是一位老者。他戴着一架老花镜，没人的时候他就坐在柜台后面静静地看书，那个时候我真羡慕他，他有看不完的书。那天我跺着鞋上的泥雪走进书店的时候，我看到了在柜台的面前已经站了一个女孩，那就是陈平，陈平红红的脸膛在她转过身来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她那条长而细的辫子。上操跑步的时候她的头发辫随着她的腰一扭一扭的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个时候她对我淡淡地一笑就又回过头去看她手里的书。我也靠近柜台，老者从老花镜的上端瞧我一眼又继续去看他的书。我站在陈平的身边，我似乎感觉到了她的呼吸声，她似乎很认真地看着手里的书，最后她把书放在了柜台上。老头站起来，老头儿说，要吗？陈平笑笑，淡淡地说了一句，要。而后就去兜里掏钱，她把兜里的零钱都翻找出来数一数才两毛九分钱，但那本书的定价是三毛四分钱，你看看那书上的定价是不是？是三毛四，我记得很清楚。陈平很有些害羞而难为情地站在那儿，她说，我兜里就恁些钱了。老头说，还缺多少？陈平说，还缺五分。那个时候我的手已经插进了我的袄兜里。说来也巧，我的兜里只有一个五分的硬币，我把那五分硬币掏出来放在柜台上，我说，这给，给她添上。陈平看我一眼，陈平说，中，算我借你的，下午我还你。我当时倒不知道怎样回答她，我的脸热辣辣的，我说，你买的啥书？鲁迅的书。她很神秘而又有些炫耀地说。老头儿收起钱在书的后背上盖了一个紫色的购书章，而后递给了陈平。陈平接过书之后说，给我开一张票，老头儿看看她说，开票？你能报吗？陈平说，俺舅能报。老头儿有些不情愿地坐下去开票。陈平回过头来对我说，我舅舅在郑州，他来信说有好书让我买，买了他能给我报。我当时就很羡慕陈平有个好舅舅，我避开陈平的目光，离开柜台，我看到了更加稠密的雪花在空中飞舞。我听到了书店外边的街道上有熙熙攘攘的说话声和杂乱的脚踏烂泥的声音，接着我看到了一群人押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走过去，我急忙走到门口，我看到的只是他们的背影，那群在飘飘扬扬的大雪里走过的人很快就拐向北街消失了。由于那两个被押的人勾着头，我没有看清他们是谁。但我老觉得他们的身影很熟。这个时候陈平出现在我的身边，她说，弄啥了？那群人弄啥了？我说，我不知道。说完我的心里就有些凄惶惶的，那个时候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的父亲是个批斗对象，我很自然地就把那些被押着的人联系到我父亲的身上。那天我和陈平在飘扬的大雪里一起走出了书店，小心翼翼地踏着泥泞走进供销社的大门，因为我父亲和陈平的父亲都是外地人，因而我们都住在供销社后面的院子里。这供销社也是解放前一家大地主的，高高的青砖瓦房，长长的青砖甬道，院子很深。由于很少有人来到这里，墙壁和甬道上长满了青苔，阴森森的。没有大人的时候，陈平总要借故跑到俺住的房子里，和我待在一块儿。那天我走进院子里看到了雪地上的积雪被许多脚步踏脏了，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我屏住气往家里走，我把陈平抛在了身后。在家里我看到了双手捧着头坐在凳子上的父亲，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对站在一边的母亲说，那些人来了？妈指指对面说，上陈家去了，小平她爹妈都被带到群专指挥部去了。我的心一下子暗淡起来，我回过身，正好看到陈平走进她的家门。我母亲也看到了陈平，她拨开我朝大雪里走去，一会儿，我就听到了陈平从对面传来的哭泣声。我放下书包走过去，在陈平家那暗淡的光线里我看到了纷乱的屋子。那天陈平被我母亲带到了我家，当天夜里她就在我家住下了。谁知第二天就传来了陈平母亲和父亲自杀身亡的消息。 一块儿自杀的？精神病医生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说。 是的。我接着说，灾难来得突然而又顺理成章，在那些日子里像我和陈平这样的人家都是终日凄惶惶的。我父亲在四清运动中犯过所谓的贪污罪，而陈平的父母双双都是资本家的后代，在那样的年代里早已都受尽了欺辱，一次又一次。每次运动的开始也就是我们灾难的加深，不说大人，就是在我们这些孩子心里也早已埋下了恐惧的阴影，我知道那灾难迟早会降临，而我没有想到它会那么突然地降到陈平的头上，陈平成了孤儿。我的母亲冒着惹火烧身的危险收留了陈平。而她父母的死亡却成了一个谜。但我敢说陈平的父母在群专指挥部里受尽了耻辱和皮肉之苦，那些日子常常在深夜里传出在群专指挥部拷打“坏人”的声音，那些被拷打的对象鬼一样的嚎叫声在颍河镇的夜空里传荡，我常常在噩梦里醒来。当时流传最多的说法是，群专指挥部的人让陈平的父母当着陈平的面剥光了衣服，并且在陈平的注视下让他们性交。但是我没有看到那样的惨不忍睹的场景，但我很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陈平的父母被抓走的当天下午，或许是将近黄昏的时候，因为那天天下着大雪，真实的情景是很难分清白天与黄昏的，那个黄昏来临的时候陈平去给她的父母送饭，饭是我母亲做好装在一个饭罐里的，在陈平走进飘飘扬扬的大雪里的时候，我很想陪她去，我望着她走进大雪里的身影刚往外迈脚的时候我被父亲叫住了，父亲说，你干啥去？我迟疑了一会儿说我去尿泡。当时我没有说出我的真实思想，我出去到厕所里尿了一泡又回到屋里，我站在门口望着满天飞舞的大雪感到时光特别的漫长，到最后母亲忍不住了，母亲对我说，你去看看，看看小平咋还没有回来。我接过母亲递过来的一把伞打开就走进茫茫的大雪里，在我快走到群专指挥部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陈平捂着脸一边哭着一边奔跑，她从我身边跑过去也不理我，我就叫着她的名字在后面追她。她跑到我家趴在床上就痛哭不止，结果第二天就传来了陈平父母双双死亡的消息。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及时作出了决定，草草地把这对死者合葬了，在坟墓上还插了一块用白木板做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反革命分子什么什么之墓的字样。我是这一年的清明节在陈平的父亲和母亲的坟前看到这块牌子的。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你看看《而已集》的第五页上，我当时就写下了杜牧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当时我跟在陈平的身后就是这样的心情。在那个春雨淅淅沥沥的日子里我和陈平一块儿悄悄地给她的父母去添坟，那个时候陈平已经变得性格孤僻，她常常一个人在门边呆呆地坐着，眼泪常常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就是不流泪的时候她也总是一脸凄伤的神情。在学校和在家的日子里，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我都会陪伴着她，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总是那样沉默寡言。我们在一块儿做作业，空闲的时候我就以她为模特儿画写生、画速写，那时我们交流最多的是眼睛，我们之间的一个简单的眼神都能使我们各自心领神会，在内心里我们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我们却过的很平静，但陈平仍在孤独之中，她常常在没人的时候哭泣。这样到了夏季来临的时候她哭坏了自己的眼睛。她的眼睛变得不能见光，不能见风，一见光一见风就流泪，她几乎时时手里都握着一个小手帕儿，这样到了我们毕业的时候她几乎不能出门了。她在我母亲的劝说下终于答应到镇上的医院去看看。在那年夏季里的一个炎热的上午我陪她一块去了医院。在我们颍河镇的医院里有一个矮个麻脸的外科大夫给她出了一个单方。我指了一下桌子上的纸条对医生说，那个处方就在那里。 医生又一次拿起了那三张纸条，憔悴的纸条在他的手里发出哗哗的声响。我说，鲫鱼胆不是太好找，因为那个时候我对鱼类知道的太少，我根本分不清什么样的才是鲫鱼。好在那个时候我母亲正好在供销社的食堂里帮着卖饭，母亲帮着找到了七个鱼胆，但是不是鲫鱼胆我不敢肯定。我母亲又给一个正在喂奶的媳妇要了一大盅子奶水，就放在供销社食堂里的蒸笼里蒸好了。那天在阳光里我小心翼翼地端着用鱼胆和奶水蒸成的药汁走回去，我对陈平说，弄好了弄好了。按照医生的吩咐陈平躺在小床上，让我给她用那鱼胆和奶水蒸好的汁去点眼，我用一根光滑的秫莛子给她点眼。我蹲在她的身边，我小心地用左手撑开她的眼帘，给她点眼，我感到她的浑身都在颤抖，由于她的眼痒，她就不由自主地用手抓住了我的衣服。我看着她闭着眼睛躺在那儿，粉红色的脸膛像一朵正要开放的花蕾，她呼出的热气打在我的脸上，使我不能自己，我那个时候也心跳的厉害，我不知道怎样去应付这样的局面，我不知道。就这个时候我听到了门口有咳嗽声，我转过脸去，看到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那个人高大而肥胖，他的身子几乎堵实了我家的门口，因而屋里的光线暗下来，空气也闷热起来。我对他说，你找谁？我甩掉陈平抓我衣服的手站起来望着他，我感觉到了那个人的目光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那种东西使我感到心慌。我对他说，我在给她点眼，她的眼得了病。那个高大的男人没有吭声，他把背上的行李卸下来丢在门边，在门里边的一只小凳子上坐了下来。他对我说，有水吗？给我倒杯水来，我口渴的很。我几乎没有再去问他什么，就过去给他倒水。这个时候我听到了陈平叫了一句，舅舅。那个人就是陈平的舅舅，陈平的舅舅在颍河镇供销社他姐的房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就带着陈平离开了颍河镇，从此就再也没有音讯。 完了？精神病医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在玄色的药柜前面走了两步又回到桌前，而后望着我说，完了？ 完了。我说。 你是不是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没有讲？是不是这样？我正要张口说话，他伸手制止了我。他说，你对我只讲了一些皮毛的东西，在你和陈平之间一定还发生过其他的事情。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又接着说，因为你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比如星期天你们俩在家里做作业，比如她坐在你的面前你给她一次又一次地画像，比如你给她用那乳汁点眼，在你给她点眼的时候她舅舅没有来，对不对？ 我说，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医生说，不，这很有用，这起码能证明一个问题，你说陈平的舅舅根本就不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对不对？ 对，他不是那个时候来的。 这么说，在你和陈平之间一定发生过其他的事情？ 发生过。 医生说，比如肌肤之亲，比如男女之间那种最羞于开口的事？ 是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想娶她做我的妻子，但她一走就没了音讯，二十一年了。 但这二十一年来你一直都没有忘记过她对不对？ 是这样。我对医生说，我承认这一点，我真的忘不掉，这些年来，在我空闲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她，她有时会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她好像一个美丽的孔雀带给我的总是五光十色的幻想，可我真不知道她为什么一离开那里就把我给忘记了，我真不知道。 不，医生说，恰恰相反，她没有忘记你，她一定深深地记住了你，她在颍河镇里度过的时光对她来说那是一场噩梦，她或许没有重温那噩梦的勇气。如果我们所说的刘岚就是陈平的话，要认你她就需要更大的勇气，现在她心里有很大的障碍，如果她真的是陈平的话，她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我吃惊地望着他。 是的，这是一种假设，因为她现在的内在的心理与外在环境因素都具备了自杀的可能性。他抬手看了看手表说，在我们谈话的这段时间里，世界上又有许多人已经自杀身亡，因为有材料表明在这个地球上每分钟都会有三个人自杀。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自杀，也不知道为何自杀，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来结束生命，他们有多大年龄，是男是女，我们都不知道，然而这是事实，这就是来自我们自身的敌人——自我破坏。 那怎么办？我们怎样才能救救她？ 我刚才说的只是假设，我们人类里的每一个人最终只能成功地死，却不能永远活下去，这是规律，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承认，人们求生的欲念往往能战胜死亡的欲念，最终我们还要看她自己，我们现在去她那儿并不能帮她的忙，而只能加速她的死亡。 那我怎样才能证明她是不是陈平？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她假如就是陈平，就现在她的情况来看她肯定拒绝你，现在你就是她最大的压力，你不可能面对面的让她亲口说，我就是陈平，你不能这样。 那我咋办？我不能看着她不管，我要去救她。 她不承认她是陈平你怎么办？ 这倒是问题的关键。我有些骚动不安地望着医生。这时电话铃响了，精神病医生拿起电话说，喂，哪里……好、好好……我知道了，我过十分钟就到，好的。说完他压下了电话。他站起来对我说，我还有个应酬，不过这事我会帮助你的，明天她一定还会来我这儿看病，到时候再说吧。说着他走到衣架前，脱去他的白大褂，取下他的衣服。他一边换衣服一边对我说，哎，还有一个办法。 啥办法？ 今天上午你不是给她谈过话吗？ 是的。 你对她的声音很熟是吧？ 是的，她现在的声音很特别。 医生说，你可以给她打电话。 可我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呀？ 知道了还让你打什么？你回去找一本电话号码簿，找一找有没有陈平的名字，如果她真是陈平，你在电话里一听不就知道了？如果她不是陈平，你还可以得到一些其他的线索。 这倒是个办法，真得感谢你。 这不用谢，你不是说过，往后我们会成为很不错的朋友吗？ 那样吧，我说，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你，有啥情况你可以随时告诉我。 好吧，精神病医生说。尔后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我们一块走出他的门诊的时候，天色已经暗淡下来。在纬三路上，精神病医生打了一辆的士，就消失在流动的车群里了。 我回到家，妻子和儿子还没有回来，我往岳父家挂了一个电话，他们果然在那里。妻子告诉我，儿子的小姨从海南回来了，今天晚上她就不回来住了。我说随便吧，就把电话挂了。随后想到了精神病医生的话，就去邻居那里找了一本电话号码簿，在陈姓的电话里我找到了陈平的名字，可那不是一个陈平，数一数，一共有十六个名叫陈平的。这是哪一个呢？我站起来俯视着那长长一溜的陈平不知道该打哪一个，最后我思索了一下，决定一个也不放过，我要挨着打，直到那个沙哑的声音出现或者真正的陈平出现。 第一个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一个男的，是一个男性的陈平，他妈的，还有男的叫陈平，真是不可思议。 我又拨通了第二个，说话的仍旧是个男的。那个男的说，你找谁？我说我找陈平。那个男的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她的朋友。电话的男人说，朋友？我姑妈一年前就去了美国，这你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有好多年没有给她联系了，她现在还好吗？那个男人说，好，她身体不错，六十多岁了还像个大姑娘似的……还没等他说完我就把电话压上了。 第三个电话打通了，但是没人接。我从桌子上拿起一支钢笔，在那个电话号码下划了一道。接着又打第四个电话。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一个奶声奶气的女人，那个女人一开口就说，是阿帆吗？想死我了，你咋才来电话？我一个下午都在等你。我说，我不是阿帆。电话里的女人说，不是阿帆？骗我！你一说话我就知道你是阿帆，你捏腔拿调我也听出来了，你快过来吧。我都想死你了。我说，不，我真不是阿帆。电话里的女人说，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我去找别的男人，我真去找……我打断她的说话，你是陈平吗？电话里的女人说，陈平？谁是陈平。她的声音变得生硬起来，她说，放屁！叭地一下就把电话断了。 我怔怔地坐在那里，听着话筒里的蜂鸣不停地响着，半天才回过神来，我迟疑了一下，又拨通了第五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很和气，他说，你找谁？我说，我找陈平。他说，噢，你是陈平的朋友吧？我说是的。他说，你好久没有给她打过电话了吧？我说是的。他说这就对了，她到海南已经快有一年了，她走后就把这个电话留给了我。我说，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那男人说，她最初去了海口市的一所大学，不过前天我听朋友说，她最近又换了一个单位，是报社什么地方，具体我也说不太清楚。你是知道的，她这人是不会安分的，今年都四十岁了还单身过着，很新派是不是……那个男人还想继续给我说下去，但我把电话压住了。 接着我又拨了下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女人说，你找谁呀？我说我找陈平。女人说，陈平？她不在家，去和她朋友看电影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吗？我是她母亲，你有事可以给我说。我说就这吧。我就把电话压住了，又往下拨，这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说，你找谁？我说我找陈平。那个女人一听说找陈平声音就有些凄伤，她说，我姐已经不在了，她一个月前就去世了……说着就抽泣起来。我心里一沉，我脱口叫道，她死了？她死了？那女孩说，爸，有人打电话找我姐，电话里远远的有个男人说，谁找你姐……我没等他过来接电话就压住了，我心里想，这个也不是。接下来我不停地往下打，可是打到第十六个陈平的时候我也没有听到那个沙哑的声音，我失望了，除去有两个电话没人接外，其余的都不是我要找的陈平。我望着电话，突然感到很累。我站起来，到洗手间里洗了一把脸，在马桶上蹲了一回，站起来又感到很饿。我到厨房里草草地吃了一些东西，就又回到了卧室里，在床上躺下来，我这才想起来一天来我马不停蹄地去寻找陈平，竟没有一刻坐下来歇一歇，陈平，你在哪儿？你让我找的好苦呀！你在哪儿？在这些年里，你真的受了很多的苦难吗？我想着想着又坐起来，我一遍又一遍地想着陈平的模样，我用笔在纸上凭记忆又画了一张陈平的像，可是左看右看都觉得不是我记忆中的情人。我就在心里叫道，陈平，你在哪儿？想着想着我又记起那两个没人接的电话，我想，或许现在她已经回来了。我就站起来试着去拨那两个没有人接的电话。第一个打通了，没人接，第二个打通了，仍旧没人接。我很失望，就在床上躺下来，可还是睡不着，最后我就翻起那本《而已集》来。一页一页地翻，一页一页地看，鲁迅老先生在一九二七年所说的一些话语如云一样在我的视线里涌过。那一年身体瘦削的鲁老先生住在一间西晒的阁楼上，身上起满了痱子，但他仍旧在不停地发着一些言论，仍旧在春天里到黄花岗去扫墓，去黄埔军校演讲，去广州的知用中学对中学生们讲一些有关读书的事情。那一年的冬季他从广州回到上海，但他仍在不断地发表自己的杂感和对未来作一些预言。鲁迅说，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鲁迅说，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鲁迅后来又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鲁迅说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站在一九二七年的讲台上，絮絮叨叨地对我讲着一些陈旧的话题，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那个就是鲁迅？ 是的，我对陈平肯定地说。鲁迅正站在高高的讲台上演讲，但听不清他说些什么。讲着讲着，天下起雨来，众人一哄而散，鲁迅也不知了去向。我拉着陈平在风雨里走，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座坟边，坟边有一株桃树，一株柳树。或许是春天的时候，桃树和柳树的枝头上涂满了生机。又看，树后面是一间茅棚，我们一块走进去，看到茅棚里有一张床，再看身边的陈平时，她已经变得赤裸裸地，不知什么时候她脱光了衣裳，她似乎有些怕羞地用胳膊挡住自己的眼睛，嘴里却在不停地叫，哥哥，哥哥。我走过去，把她抱起来，而后放到床上，我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并在床上做爱，正要达到高潮处，突然电话铃响了。我一个机灵坐起来，看到有阳光已经穿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电话铃仍在响，我惺忪着眼睛走过去，我一听就知道电话是精神病医生打来的。精神病医生说，她出事了。 谁出事了？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说，谁？ 刘岚。 刘岚？哦，我的身子抖了一下，我说，她咋了？ 她用水果刀切断了自己的静脉。 我的天哪，她现在在哪？ 在医院里，外科急救室。 她危险吗？ 是的。哎，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你说。 你对她家不是很熟吗？ 我说是的，很熟。 那她的母亲姓啥？ 她母亲？我想想，她母亲姓刘，对，她母亲也姓刘，叫刘景华。 这就对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她很可能就是当年的陈平，在她离开你之后她就随了她舅舅的姓…… 我一下子傻在那里，我像被谁当头打了一棒，话筒从我的手里脱落下去，我的天哪，她就是陈平，她真的是陈平，我咋就没有想到她会随她舅舅的姓呢，我的天哪……我发疯一样往楼下跑，在大街上我伸手拦了一辆的士，我对司机说，快，医院。那个时候我的脸色一定像土片一样黄，我的精神一定非常紧张。 司机说，什么医院？ 纬三路医院，纬三路上的那个医院。当时由于紧张，我竟记不起那所医院的名字来。司机很快就把我送到我见天路过的那家医院里，我几乎是小跑着来到了外科急救室里，但那里没有我想象的抢救的情景，只有一个年轻的女护士正在拖地，我说，人哩？ 谁？她停住手，立在那儿望着我。 那个女人哩？ 哪个女人？ 一个割了自己静脉的女人，她不是被送到这儿抢救了吗？ 哦，是呀。女护士平静地说，那个脸上带疤的女人吗？ 是她，就是她。 送走了。 送走了？送哪儿去了？ 太平间。 我感到一阵眩晕，我有些站立不住，我忙扶住了身边的门框。我在恍恍惚惚之中离开了急救室，我沿着两边长满绿色的冬青的甬道往门诊大楼后面去，我穿过住院部，精神麻木地走向那一溜小平房，在那排小平房前我看到了一群人，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从人群里传过来，在那人群里我看到了那个红皮肤的老头儿，他的手里提着一把黄铜钥匙，或许他刚刚用它们之中的一把打开某个太平间的门。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走回来，他们和我擦肩而过，我闻到了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来苏尔气味。随后，我又看到了戴着金丝眼镜的精神病医生，他没有穿白大褂，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或者以死者家属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让你受惊了。 我一时没有弄清他话里的含意，那个时候我的脸色一定非常苍白，听着从太平间那边传来的哭泣声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我说，陈平。 就这时精神病医生小声地对我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他说，她不是陈平。 我被他的话语惊住了，我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望着他，你说啥？ 你不是说陈平的父亲和母亲在二十一年前就死了吗？ 对，是这样。 精神病医生说，你看看那两位老人，他们就是刘岚的亲生父母。 我望着那个哭泣的老太太和站在一旁陪她落泪的老头儿，突然明白了精神病医生所说的话。精神病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咱们走吧。 我就跟在他的后面走，连想都没有想，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觉轻松了许多。精神病医生一边走一边对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也说不上是什么故事，是一件事吧，这是我从一份报纸上看到的。有一个和蔼诚实的出纳员，他人缘很好。有一天下班后他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带着手枪。次日早晨，他死了。人家随即发现他私自挪用了数万元银行基金。朋友们不相信这个人会做出这种事儿。过了两星期，事情有了新发展。人家发现他与一个女人有私通关系，原来人们以为他是挪用了银行的钱，经不起良心的自责而自杀了，因为他起先向诱惑让步，后来又懊悔不已，这样自杀虽然凄惨也是最适当的后果。但是在出现个女人之后人们对他自杀的简单解释开始有了变化。一个有了家庭的正经男人如果牵涉到不道德的男女关系，他就没有了荣誉心，或者说他要养活那女人需要钱，真正杀害他的是那个女人，这是人们当时的另一种说法，但是，为什么性会使他无力抵挡钱财的诱惑呢？其实，他的朋友知道在他二十年的婚姻生活里，他一直因为他妻子的性冷淡而感不到满足。这样一来，就会有人说，这是他太太的错，她太冷酷无情。但这种解释也不健全，他为什么要和这个女人结婚？难道他不能改变他的情感反应吗？为什么要坚持忍受二十年的痛苦？这时他的一个挚友说出了另一种情况，他说，你们都不懂他的母亲，她冷酷至极，她看钱比看孩子重。是她母亲为了钱才导致了这场婚姻……精神病医生突然止住了他的话语，我们这时已经来到了医院的大门口，纬三路上正是上班的高峰，车和人像流淌的一样，但我仍旧沉在精神病医生对我所讲的话语里，精神病医生又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像一个长者，他用一种考问的口气对我说，你明白这个故事的含义吗？我们对这件事一步一步地推演，最初的那个解释或者结论是多么的肤浅和错误呀。说完，他朝开过的一辆的士招了招手，那辆的士开了过来，他拉开车门进到车里，然后回头对我摆了摆手，的士就开走了，我站在那里看着那辆的士混进车流里，片刻就看不清了。我茫然地站在那里，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陈平，陈平，你就在这个城市里吗？你就在这人流里吗？我要找到你，我一定要找到你，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你呢？这时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个收破烂的老头儿，想起了他居住的那个空荡荡的透着凉气的旧仓库，老头儿，你能帮助我找到那本旧书的主人吗？我这样想着，就汇进了流动的人群里，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再次找到那个老头儿，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昨天我是走的哪一条路才到达那所空荡荡的旧仓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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