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钱锺书声辩》
(李洪岩
范旭仑, 4/8/00 8:23:05 PM)
摘自《钱锺书论坛》
就《为钱锺书声辩》答客问
李洪岩 范旭仑
《为钱锺书声辩》，李洪岩、范旭仑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342千字。
《为钱锺书声辩》出版后，承蒙海内外朋友或来函或电话表示称赞，谨此致谢。有些朋友也提出一些问题，这里一总予以回答，与大家交流，欢迎批评指正。
问：你们为什么写这本书？
答：汉代思想家王充写过一本《论衡》，我们写这本书，目的与王充是一样的。王充写那本书，他自己说是因为“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就是说，他要用“真美”之言来澄清“虚妄之言”，扭转“是反为非、虚转为实”的不正常状态。面对这种不正常状态，作为有责任感的思想家，王充觉得自己不能“不言”，所以写了《论衡》。我们这本书，也可以叫做“钱学论衡”、“钱锺书辨证集”，目的也是把“是”归为是，把“非”归为非，对“失实”的“众书”予以辨证，为钱锺书先生作声辩。
问：钱先生如果健在，会希罕你们给他作声辩吗？
答：钱先生的著作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是任何“虚妄之言”都无法伤害的。所以，钱先生不需要任何人给他作声辩，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钱先生固然可以不同意什么人给他作声辩，可我们也不能眼看着“虚妄之言”流行而不管。所以，这两种态度和行为并行不背，各尽本分而已。
问：那么，你们在书中批评了哪些“虚妄之言”呢？
答：可以举个例子。这本书批判的最大的“虚妄之言”，就是吴宓先生对钱锺书的谩骂。我们知道，吴宓在日记中骂了钱锺书。《吴宓日记》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许多人看到吴宓对钱锺书的骂语，觉得很吃惊。于是，有些人就提出：钱锺书做了一些错事，所以吴宓才骂他。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通过对史料的考察，我们认为：钱锺书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吴宓骂钱锺书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吴宓在日记中还骂过许多人，大都没有道理。中国人有个思维定势，总是觉得骂人有理，骂人有利。在法庭上，也总是觉得原告比被告有理。实际上，骂人这事要具体分析。对坏人坏事，当然要骂，骂得激烈些也没有关系。但是，对好人好事，就不应该骂。不但不应该，而且骂人者还应该受到谴责。人家钱锺书没有做任何错事，没有任何对不起吴宓的地方，你为什么骂人家呢？所以，我们这本书对吴宓作了谴责，认为吴宓这个人胡骂人乱骂人，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好的。
问：除了钱锺书与吴宓的纠葛，你们还批评了哪些“虚妄之言”？
答：具体有哪些，可以去看书，这里只简单举几个例子。我们主要给一些“钱学”论著挑了许多硬伤。这些硬伤，应该说是很离奇的，不要说学者，就是中学生，都不应该出现。钱先生博大精深，可论述他的文字却错讹得离奇，我们觉得有必要进行揭露和批评。不然的话，怎么对得起学问？怎么对得起钱先生？例如，有个小有名气的杂文作者，年纪已经很大了，居然说“渠侬”这两个字不能“并用”。实际上，随便翻翻词典就知道，这两个字当然是可以“并用”的，钱锺书自己就经常使用这个词。这个杂文家还张冠李戴，把张三的文章说成是李四的，然后对李四大批特批，并把大批特批的文章一稿多投，四处发表，等回头一看，原来他所批的文章根本就不是李四写的。这真是太离奇的讽刺了。再如，有个写《钱锺书传》的人，居然把民国三十四年说成是1934年。还有人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选注》说成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把代词“我们”解释成钱锺书与杨绛，把温源宁的杂文集《不够知己》说成是杂志，等等。这些，是学识问题，但也是学风问题，文德问题。
问：怎么说是学风问题、文德问题呢？
答：首先，搞学问要有个严肃态度。不仅钱锺书研究，做任何事都应该先有个严肃认真的态度。学问贵在一个“诚”与“敬”。没有“诚”和“敬”，就会觉得搞研究很容易，就会轻率地写文章，也就不能不出错。这就是一个学风问题。其次讲到“文德”。文风不正的人往往缺乏文德。例如，上述那个作《钱锺书传》的人，批评别人不该这样，不该那样，且不论他的批评对不对，单就事实而论，他所批评的那些问题就无一不存在于他的书中。这些，我们的书中都一一举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书除了做学识方面的批评外，对文风、文德的问题，也不放过。
问：那么，你们做的都是一些常识性批评了？
答：不尽然。钱先生有句名言：在研究古代 ──
是否竟可以说“古今”或“历代”？──
文评时，正像在社会生活里，我们得学会孟子所谓“知言”，把古人的一时兴到语和他的成熟考虑过的议论区别开来，尤其把他的由衷认真的品评和他的官样套语、应酬八股区别开来。作常识性的批评容易，但真做到“知言”，就不容易了。做到“知言”，需要学识，也是对学识的考验。在钱锺书研究中，许多人不知言，完全不能把钱锺书“一时兴到语和他的成熟考虑过的议论区别开来”，无法“把他的由衷认真的品评和他的官样套语、应酬八股区别开来。”例如，钱锺书给他写信，落款称他为“兄”，他就觉得自己是钱锺书的哥哥了，可钱先生的著作呢，他却不好好读，因此连钱锺书经常使用“渠侬”这两个字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比较深一些的论断了。
问：那么，你们是否觉得只有你们两人才对钱锺书“知言”呢？别人都不如你们俩呢？
答：不是这样。我们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引用西方谚语说：“出去剪羊毛，没准还会给人剃成秃瓢。”就是说，我们虽批评别人，但不敢保证自己就没有错误。不过，我们欢迎大家批评，批评得激烈些也欢迎。凡指出我们的错误的，我们都会致谢。
问：你们作这种批评，是否有压力？
答：压力很大。“钱学”打假惩劣，也正如商店里的打伪劣、官场上的反腐败，其艰难困苦，一般无二。我们承受了种种谎言，接听了多次匿名电话，还受到单位组织劝阻，被人告状，等等。可我们全不在乎，依然披挂整齐，跃马鏊战。我们的上方宝剑，只有一件：真理之勇和文章之德！我们打败论敌的途径，只有一条：熟读钱著和拥有常识。
问：能否讲得详细些？
答：例如，有篇《钱锺书和他的读者》，发表在《好书》99年9、10期，居然说李洪岩“靠研究钱锺书已经买了小汽车”。实际上，李洪岩不但好多年前就会驾驶小汽车，而且近年还购置了一套120平米的复式豪宅，但都不是“靠研究钱锺书”搞来的。试想，靠研究钱锺书怎么会弄到汽车和洋房呢？这就是编造谎言的一个例子。对这些，有必要的，我们就澄清；无必要的，我们就听其享受言论自由。
问：你们这样做的力量来自哪里？
答：来自钱锺书先生。钱先生的本色是批评的，钱锺书著作可以说是批评论著，批评人性，批评世事，批评学问。举两个例子。
1933年10月10日，光华大学教授朱言钧发表《道德定律的存在问题》，钱锺书则于10月24日夜里草成批评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紧接着，出来一位第三者。包玉珂在11月10日发表评论文章，又对钱锺书提出批评。钱锺书在11月25日发表《阙题》给予答复。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钱锺书立即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把它批评了一通。不久，郭绍虞在原地套用原题予以回应。在这种两军对阵中，钱先生光讲是非，不管利害。所以，他笔锋尖刻，可这犀利文风语气并没有影响论辩双方的感情。郭绍虞后来在《沧浪诗话校释》中频繁称引钱著，又请钱先生做顾问。朱公谨先生则是钱先生出国留学的担保人。这种前辈学者的古风不作久矣。
讲是非，不讲利害，钱先生既是这样做的，更是这样主张的。钱先生说过，文章千古事，岂能以年辈名位迂回袒护？唐代诗人司空图诗说：“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宋代诗人唐庚诗说：“诗律伤严似寡恩”。若用朱熹生动的话来引申，就是：“看文字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用法深刻，都没人情。”所以，严武是杜甫的恩人，而篇什只附骥尾以传；黄庭坚是陈师道的老师，陈氏却昌言“人言我语胜黄语”。谈艺衡文，即便君臣父子间，也没有加恩推爱之例，比如杜审言吧，是杜甫的爷爷，却不能跟杜甫沾光冒充大诗人。研治钱锺书之学，正应该采用钱先生的这种态度。不论对钱先生，还是对杨绛，抑或对其他什么人，都采取这个态度。换言之，就是用钱锺书的精神和方法研究钱锺书。钱先生高明的学识，我们永远也企攀不上；钱先生残酷的批判风格，我们却乐意终生效仿。
问：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答：也与我俩的性格有关。我们两人都不是“人情练达”的人。“练达”者，取义有二。正面的指精明干练的强人胜者，背面的指滑头混蛋。钱先生把这种人比作“琉璃蛋”、“油浸枇杷果”：“俯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若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他们能够把“是非”和“利害”有机地结合起来，即便在学术上也如此。当利害和是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的屁股老是坐在利害那方面。遇到一个事情，不是问对还是不对（学），而是想有利还是有害（术）。这个势利小人样的学术，在钱锺书先生那里绝看不见，我们也学不来。
学术批评的出发点，也正有这样两个维度。一个是从利害出发，一个是从是非出发。
如果从利害出发，我们大可不必写这本书，省却得罪人。可是，钱锺书先生“真理之勇、文章之德”的教导，在我们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我们也是“不得已”啊。
问：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为钱锺书声辩》的内容？
答：这本书的文章大都在海内外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过，但只是我俩近年来读钱论钱的小部分集成。因为考虑到篇幅不能太长，所以许多文章没有收进去。例如批判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的文章，原本发表在《人民政协报》1998年8月17日，就临时撤下来了。现收入的文字，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平实的学术讨论，如第一篇《如何评价钱锺书》；一类是从思辨渠道发表的观感，如《身后闲事谁管得》；一类是考订辨正各种与钱锺书相关的错讹，如《杨绛〈钱锺书与围城〉辨证》；一类是对各种无理取闹的回报，如《致章明同志》。浮在纸上字面的人物各路各色，尊者贤者，学者玩家，都有。对学者，我们一般比较客气，因为专家学者的败笔大可谅解，谁也不能拍胸脯大言学术研究不犯错失误。但对玩家，我们就不客气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半点学术研究的能力和资格，却偏喜粉墨登场，症候有三：一是把杂文当论文，以梦呓醉话来冒充实证与逻辑；二是以东掠西贩来捞钱盗名；其三，奔走权门，矫托势利，看脸色，探风情，冒坏脓，泼脏水，以冀分得一杯残羹。我们要对斯人斯物还敢稍假以颜色，就对不住写人性大书给我们看的钱锺书先生；得勉力学钱先生样，让大家好生鉴赏鉴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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