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马（代后记）
    我属马，出生在三月，命中注定是匹忙忙碌碌的马。初中毕业即去大兴安岭林区
“上山下乡”，一住就是八年，做过近二十种工作，是一位熟练的油锯手、烧炉工、厨
师。一九七九年返回上海时，带回的除了厚厚的散发着油烟味的日记之外，还带回了胃
病和关节炎。
    回沪后写作勤奋，初见成效，著有长篇小说《十六岁少女》、《孤女俱乐部》、短
篇集《少女罗蔽》、中篇集《秦文君中篇儿童小说集》等。一日得闲，细细计算，居然
也有二百余万字，先后二十次获奖。有时也想一鼓作气写出成大器的作品，然后辍笔过
另一种人生。可惜，得意之作虽有，但都能找出迹斑，因而至今仍在奔波努力。
    在单位是个心地善良的编辑，在家中是个优秀的主妇。喜欢出门旅行，乐于收集各
种布制的丑娃娃；不善言谈，讨厌虚伪和装模作样；难得交朋友，但被视为知己的均是
品德高尚者。
    本人内心平静，偶尔有睡懒觉的毛病。很遗憾早早成为近视眼，因此眼镜总被藏在
包内，万不得已，才暴露自己轻度残废的真相。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一向很为自己的性别自豪。
    我很羡慕那些早早进入文学殿堂的作家，他们无疑少走了许多弯路；而对于我来说，
从练习写作到发表作品，中间经过了许多年的努力。
    我的父母都是文学爱好者，我从小就目睹父母读书的乐趣，一直跃跃欲试。可惜我
家藏书甚少，零星的几本书像《列宁主义万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同一些杂物
放在一块。好看的热门书都是借来的，那一阵母亲在机关是兼职图书馆管理员，她借新
书总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母亲珍惜一切物品，对公家的书也同样爱护备至，包上厚厚的书皮，舍不得在书上
弄一点折皱，看到哪儿，总用一张纸夹在书内。我最早看的一本小说《红岩》就是在母
亲枕头下发现的，那时大概才十来岁，识字虽不多，可也结结巴巴地尚能读懂里面的故
事。当晚，母亲就发觉有人移动了纸条，她很生气，第二天就把书锁起来。
    母亲那时并不相信我是读书的料，因为从一年级起，我的成绩就很勉强，有时还逃
学。但《红岩》我读到一半，十分牵肠挂肚，于是就四处向同学借。同学都没有这本书，
有个同学借出一本《红珊瑚》，另一本《欧阳海之歌》是邻居慷慨借出的。三年级下，
老师发给我一本薄薄的读物《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这三本书成了我最早的启蒙读
物，我读得如饥似渴，当然当时读书只是凭兴趣，没什么功利心。大段的叙述我不喜欢，
读书总是挑选喜欢的片断，比如《欧阳海之歌》专挑小海的童年生活读，《红珊瑚》则
反复咀嚼对敌人的描写。
    四年级，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雪》的作文，我当场写完交给老师后，她竟大声叫
好，井推荐给少年宫去展出。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就因为从书中得到养料，一下子成为
全年级瞩目的作文尖子。老师姓祝，很仁慈，特意找了我父母，郑重地谈了她的发现，
在那时，父母们并不考虑培养孩子，成名成家，祝老师的谈话使我父母隐约感觉到将来
家里可能要出个文科大学生。
    母亲开了书禁，只是每早她都叮嘱我看书前要洗净双手，不可在书上按出黑手印，
弄得我看书时格外提心吊胆，担心会出手汗。母亲借回的书没有明确方向，古今中外的
小说都有，所以我也读得很广，遇到生字就用力猜，或干脆跳过去。像一些当代小说
《风雪》、《山乡巨变》、《青春战火》我都读得滚瓜烂熟；外国小说像《青年近卫
军》、《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仅生词骤增，生活场景生疏，就连人名记起
来也有障碍，只能发明土办法：罗彻斯特就叫成罗。有时母亲考我，发觉我连人物名称
都说不全，不禁大笑起来。
    我真正接触儿童文学作品却是稍后的事，那时我已是公认的作文尖子，校方奖给我
一张少儿图书馆的书卡。我借的书很杂，民间传说、歌曲本、教心算迅速的书都借，但
借得最多的是童话和小说。那时我特别喜欢《苦儿流浪记》，很想自己也成为苦儿：历
尽不凡的坎坷，颠簸着寻到美满和幸福。中国小说中，我当时狂热地迷过胡万春的《过
年》和《骨肉》，这些小说我精读到了能背诵的地步，有些细节事过二十年我仍能点点
滴滴复述。后来，我还喜欢过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伙伴》，很留意其中的情致和氛围。
    紧接着，“文革”开始，图书馆也封掉了，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列为禁书。闹书荒的
日子，日子真不易打发。一次弟弟从垃圾箱里找到一本民间故事集，很破，但我们用厚
纸板把它弄成“精装”，以它为资本和同学交换书看，像《傲慢与偏见》、《红与黑》、
《高老头》这些名著都是这时候读的，书少时间多，因此读得一字不漏。
    进中学后，议论文很走红，我又专攻议论文，范本就是那本家中的《列宁主义万
岁》，那本书激情昂扬，措词辛辣；因此我当时的文风也颇为锐利，被老师和同学誉为
“秦克思”。毕业前夕填表，我毫不犹豫地在“有无特长”这一栏，填上“擅长写作”，
那时的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
    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林区当代木工，这对一个从未坐过火车的上海女
孩来说简直太严峻，十六岁多点的我有些胆怯，有点恋家，幸亏那本装订一新的“拳头
产品”：我收集了小学中学最满意的作文，它让我为自己壮胆——有本事的人走遍天下
都不怕。
    初到林区，恶劣的气候，力不从心的重体力劳动，加上周围的朋友有的出工伤、有
的患重病，我的脚趾和脸颊也被严酷的冰雪冻伤；那本作文集则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那里交通落后，深山老林书报都难寻，业余时间唯一能做的快乐事就是写家信和记日记。
我的家信写得很动情，父母每每回信称赞我写得绘声绘色，这使我信心倍增。
    不久，我把连队的一则见闻写成小故事，寄给当地的一家报纸，寄出后，我就眼巴
巴地盼着见报，暗想，报社是不会拒绝一个作文尖子的，结果，稿件被退回，还附有编
辑的信，他建议我看一些哲学书。
    我大受启发，将过去冷落的一些知识性的书找出来，像《社会发展简史》、《反杜
林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还读了许多鲁迅的杂文和比较浅显的古文，
如《古文观止》等，读这些书感到有些深奥，一遍不懂就读几遍，还把心得和疑点笔录
下来。这一习惯有助于我知识的积累和写作能力的提高，它让我对有兴趣的书进行深深
浅浅的研究，同时，遇上好的论点和精彩的描绘我也就迫不及待地吸收。这种做笔录的
读书习惯延续至今，因为它已使我得到最大的实惠。
    我现在读书仍有热情，但紧迫感不如当年，很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内容复杂繁琐，
读书只占其中的一份，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读书是我全部的生活乐趣。
    常常收到少年读者的来信询问我的成长道路，有的让我开列书单。其实我的读书之
路过于泥泞，现在完全可以走捷径。名著是一种财富，读通了它们，世界的真谛、生活
的原则便掌握在手，而且文学的素养对人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力量，连名著都没接触多少
的人绝不会是个精神丰富的有涵养的人。但有时，书可以读得广一些，文理百科，天上
地下，开卷有益。我总想，一本书能得以出版，总有道理，总有长处，即便立论荒谬，
也能看看其如何自圆其说。一方面，要有读万卷书的气魄，另一方面读书要分粗读和精
读两种，粗读只是一般地翻阅，开拓思路，增加见识；精读则一丝不苟，作笔记，深思
磨，做有心人。
    至于有人问我为何要写儿童文学，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我在开始
儿童文学创作时，没有很好地想过这个问题，而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条路。当时，有
许多条路可选择，但我没有犹豫。从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只能回
顾当时的情景，来推想当年为何要开始写儿童文学。
    首先，我觉得之所以写儿童文学，是因为我很喜欢孩子。小时候，我就喜欢比我更
小的孩子。这也是一种缘分，一种天性。后来，生活经历又决定、加强了我与儿童的关
系。我上小学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十六岁就去黑龙江“上山下乡”，那是个
寒冷而又偏僻的地方。二十岁时，到当地一个小学去教书。我带一个一年级的新生班，
有五十个学生。因为文化落后，那儿的孩子基础很差，比如说，让他们把书翻到第一页，
但没人知道什么叫“第一页”，没有这个概念，我只能轮番走到每一个座位上，告诉他
们什么叫“第一页”。那几天冷，孩子冷得常跑厕所，有时就要提醒他们，否则就会尿
湿裤子，有的孩子甚至还不会系裤带，需要我的照顾。总之，这使我能跟这些孩子朝夕
相处。同时也发现了许多成人与孩子的差异。有一次，我给一个学生补课，他有些字不
识，碰到了障碍。我问他：“为什么书上的字你都认识，而黑板上的字你却不认识？”
他说：“你的字写在黑板上就大了，不像字了。”后来，我留心了，有些孩子识字，是
把字当成一种图画来识的，于是，我就尽力把字写得小一些，不想，这却成为了习惯了。
我教了他们五年，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天天在一起，我变得很熟悉人的童年了。本来，
我童年体质弱，很敏感，那时积累的东西到了成年却逐渐疏远了，而那些孩子，又唤回
了我当年的感受，当时的那种恐惧，那种幻觉重新袭上心头。我感受到，儿童期的感情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但能力却达不到，力不从心，因此就总有种不安全的感觉。我甚至
想起小时候，跟大人说话时，我总是站得很远，靠在墙边，因为仰脸看大人的脸总是很
累。后来，我回上海了，临走时，我的学生都跟着火车跑，追着我。这一幕我回城后总
也忘不了。有一次，我试着写了一篇小散文，抒发自己的感情、思念，后来，稿子去给
一个朋友看，他说：“这是儿童文学么！”后来我把那篇散文写成一部中篇小说，它便
是我第一本小说，写的就是那些令我念念不忘的东北的孩子。
    除了爱孩子这个因素外，我还时时感觉到儿童迫切需要儿童文学，这也是鼓舞我不
断写下去的动力。如今的孩子是每家只有一个，父母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孩子压力很大。比如，我刚新搬了家，刚去时，我感到奇怪，因为哪一家的门都关得紧
紧的，门外装着铁门，无声无息的，好像都没有孩子。时间久了，才发现，其实哪一家
都有孩子，只是父母不允许他们出来。有时，一个孩子在走廊上大声叫一声，就会有别
家的孩子不顾一切地跑出来看，这时，双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一边训斥几
句。有个朋友，她的孩子五岁了，过生日时，她很想请些小朋友来参加，可她的女儿没
有朋友，而且，周围的成人们都不愿让孩子到别人家去参加活动，都那么谨慎。最后，
她只能打起“生日快乐”的横幅，买了玩具，但是，孩子仍很孤独。在这种境遇中，孩
子在家里可以看电视、做智力游戏，还有就是玩具和故事书，我们无法改变这种总的局
面，但我们可以写出各种故事来，给我们寂寞的童年一点消遣，一点温暖，一点快乐，
一点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除了上述两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儿童们的反响鼓舞我一直写下去。
我写了八年，大约写了一百万字。最近几年，几乎天天会收到孩子们的信，大量的是中
学生来信，这个年龄喜欢结交人，有了交际能力。他们谈各种事，也谈对我作品的看法。
有个女孩，十六岁，看了我的小说后，坐了两夜的火车，瞒着家里，跑来投奔我。其实，
她是很幸运的，她的村子里就她一人考取了县护士学校，大家都很器重她，但她进了学
校后，遇到点小挫折，感到谁都不能理解她，以为惟有我能，所以就千里迢迢赶来了。
她在上海住了一周，我们长谈了数次，后来她回广东了，临走，她说她一点也不后悔跑
了这么一趟，并且答应说，一定好好生活。我对此很有感受，那个年龄有自己特有的敏
感，脆弱，特别需要光明和希望。看不到希望，便什么傻事都会干的。我想起自己的十
六岁，已去黑龙江谋生了，去的时候，正是冬天，气候达到零下四十度，我们住的是帐
篷，四面透风，有时半夜断了柴，帐篷中的空气冷得快凝固了，连热水瓶里的水也冻住
了，我们往往要整夜地在帐篷内跑动，才会不至于出意外。刚去时，我们都在山上伐木、
抬木头，干着力不能及的重体力活。我们同去的伙伴就有被木头压死的，葬礼上，我们
都没有流泪，而是猛吹口琴，唱热情的歌，鼓舞自己和同伴勇敢奋斗下去，后来果然没
有人因此当逃兵。当然现在看来，那时的行动有些幼稚，但我至今仍觉得人需要一种精
神，一种对磨难、不幸的坚韧的抵抗力。记得我们那时，收不到电台，没有电视，报纸
要一周后才能送到，但是，我们同样能寻找到希望。每天清晨，有一列火车从我们这个
地区开过，这是列南行列车，不刮风也没有狗叫的时候，能听见火车隐隐约约的嘶鸣，
于是，我们早早坐起，听着那火车呼啸而去，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而今天的少年们，
就缺少这种东西。后来，我把自己十六岁的经历写成了长篇小说，叫《十六岁少女》。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有自己的喜欢与不喜欢，有自己的不同才能。
许多人写了几年儿童文学，后来他们不写了，那一定是找到了更合适自己的事情去做了。
但是总有一种人，他们适合于搞儿童文学创作，有充分的诚意。就我个人而言，觉得从
事儿童文学创作得心应手，是件又有趣又有益的事，同时，又能显示自己特有的才能，
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所以我不愿歇笔，准备一直写下去。因为世上已没有比从事儿
童文学创作更适合我的事情了。
                        　　　　　　　　　　　　　　　　 秦文君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