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他们来了。”我看见坟场外面的短墙扬起一片黄尘，接着一辅外交牌照的宾士
牌汽车慢慢的停在铁门的入口处。
    荷西和我都没有动，泥水工正在拌水泥，加里朴素得如一个长肥皂盒的棺木静静的放在
墙边。
    炎热的阳光下，只听见苍蝇成群的嗡嗡声在四周回响着，虽然这一道如同两层楼那么高
的墙都被水泥封死了，但是砌在里面的棺木还是发出一阵阵令人不舒服的气味，要放入加里
的那一个墙洞是在底层，正张着黑色的大嘴等着尸体去填满它。
    那个瑞典领事的身后跟着一个全身穿黑色长袍的教士，年轻红润的脸孔，被一头如嬉皮
似的金发罩到肩膀。
    这两人下车时，正高声的说着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声从门外就传了过来。
    等他们看见等着的我们时，才突然收住了满脸的笑纹，他们走过来时，还抿着嘴，好似
意犹未尽的样子。“啊！你们已经来了。”领事走过来打招呼。
    “日安！”我回答他。
    “这是神父夏米叶，我们领事馆请来的。”
    “您好！”我们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个人十分窘迫的站了一会，没有什么话说。
    “好吧！我们开始吧！”神父咳了一声就走近加里的棺木边去。
    他拿出圣经来用瑞典文念了一段经节，然后又用瑞典文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话，不过
两分钟的时间吧，他表示说完了，做了一个手势。
    我们请坟园的泥水工将加里的棺木推到墙内的洞里去，大家看着棺木完全推进去了，神
父这才拿出一个小瓶子来，里面装着一些水。
    “这个，你来洒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的摸着他的长发，一面将水瓶交给我。
    “是家属要洒的？”
    “是，也不是。”领事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来往加里的棺木上洒了几滴水，神父站在我旁边突然划了一个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领事对泥水工说。
    “等一下。”我将一把加里院子里的花丢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这才一块砖一块砖的
封起墙来。
    我们四个人再度沉默的木立着，不知说什么好。“请问你们替加里付了多少医药费？”
    “帐单在这里，不多，住院时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将帐单拿出来。
    “好，明后天请你们再来一次，我们弄好了文件就会结清给你们，好在加里自己的钱还
有剩。”
    “谢谢！”我们简短的说了一句。
    这时坟场刮起了一阵风，神父将他的圣经夹在腋下，两只手不断的理他的头发，有礼的
举止却盖不住他的不耐。“这样吧！我们很忙，先走了，这面墙——”
    “没关系，我们等他砌好了再走，您们请便。”我很快的说。
    “那好，加里的家属我们已经通知了，到现在没有回音，他的衣物——唉！”
    “我们会理好送去领事馆的，这不重要了。”
    “好，那么再见了。”
    “再见！谢谢你们来。”等砌好了墙，我再看了一眼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墙，给了泥
水工他该得的费用，也大步的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与我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属加纳利群岛暂
时安居下来。
    在我们租下新家的这个沿海的社区里，住着大约一百多户人家，这儿大半是白色的平
房，沿着山坡往一个平静的小海湾里建筑下去。
    虽说它是西班牙的属地，我们住的地方却完完全全是北欧人来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块
乐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见。
    这儿终年不雨，阳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们选择的海湾，往往散步两三小时也碰
不到一个人影。海滩就在家的下面，除了偶尔有一两个步伐蹒跚的老人拖着狗在晒太阳之
外，这一片地方安详得近乎荒凉，望着一排排美丽的洋房和蕃茄田，我常常不相信这儿有那
么多活着的人住着。“欢迎你们搬来这里，我们这个社区，太需要年轻人加入。这块美丽的
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声和生命的气氛，这儿，树和花年年都在长，只有老人，一批批像
苍蝇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来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区的瑞典负责人与我们重重的握着手，诚恳的表示他对我们的接纳，又好似惋惜什么
的叹了口气。
    “这一点您不用愁，三毛是个和气友爱的太太，我，是个粗人，不会文文静静的说话，
只要邻居不嫌吵，我们会把住的一整条街都弄活泼起来。”荷西半开玩笑的对这个负责人
说，同时接下了一大串租来小屋的钥匙。
    我们从车上搬东西进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里都有人从窗口在张望，没有一个月
左右，这条街上的邻居大部分都被我们认识了，早晚经过他们的家，我都叫着他们的名字，
扬扬手，打个招呼，再问问他们要不要我们的车去市场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偶尔荷西在海
里捉到了鱼，我们也会拿蝇子串起来，挨家去送鱼给这些平均都算高龄的北欧人，把他们的
门打得碰碰地响。
    “其实这里埋伏着好多人，只是乍时看不出来，我们可不能做坏事。”我对荷西说。
    “这么安静的地方，要我做什么捣蛋的事也找不到对象，倒是你，老是跳进隔壁人家院
子去采花，不要再去了。”“隔壁没有人住。”我理直气壮的回答着他。
    “我前几天还看到灯光。”
    “真的？奇怪。”我说着就往花园跑去。
    “你去哪里？三毛。”
    他叫我的时候，我早已爬过短墙了。
    这个像鬼屋一样的小院子里的花床一向开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缎子，我总是挑白色的小菊
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门窗紧闭，窗帘完全拉上的房子里是不是有人住，因为它那个气氛，
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几乎肯定它是空的。我绕了一圈房子，窗帘密密的对着大窗，
实在看不进去，绕到前面，拿脸凑到钥匙洞里去看，还是看不到什么。“荷西，你弄错了，
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往家的方向喊着。
    再一回头，突然在我那么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见了一张可怕的老脸，没有表情的注视着
我，我被这意外吓得背脊都凉了，慢慢的转身对着他，口里很勉强的才吐出一句结结巴巴的
“日安。”
    我盯住这个老人看，他却缓缓的开了大玻璃门。“我不知道这里住着个人。对不起。”
我用西班牙话对他说。
    “啊！啊！”这个老人显然是跛着脚，他用手撑着门框费力的发出一些声音。
    “你说西班牙话？”我试探的问他。
    “不，不，西班牙，不会。”沙哑的声音，尽力的打着手势，脸上露出一丝丝微笑，不
再那么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问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听得懂德文，却讲不成句。
    “我，三毛，我讲德文你懂吗？”
    “是，是，我，德国，会听，不会讲。”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连忙把他扶进去，放
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边，再见！”说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墙回家
了。
    “荷西，隔壁住着一个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说。“几岁？”
    “不知道，大概好几百岁了，皱纹好多，人很臭，家里乱七八糟，一双脚是跛的。”
    “难怪从来不出门，连窗户都不打开。”
    看见了隔壁的加里之后，我一直在想念着他，过了几天，我跟邻居谈天，顺口提到了
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两年了，跟谁也不来往。”“他没法子走路。”我轻轻的
反驳这个中年的丹麦女人。“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辆轮椅。”
    “他的家那么多石阶，椅子也下不来。”
    “三毛，那不是我们的事情，看见这种可怜的人，我心里就烦，你能把他怎么办？我们
又不是慈善机关，何况，他可以在瑞典进养老院，偏偏住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岛上来。”“这
里天气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争辩的说着，也就走开了。
    每天望着那一片繁花似锦的小院落里那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它使我心理上负担很重，我
恨不得看见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来晒太阳，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静得使自己消失，夜间，很
少灯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维持着他的带病的生命，对我不止是一个谜，而是一片
令我闷闷不乐的牵挂了，这个安静的老人每天如何度过他的岁月？
    “荷西，我们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时候不如分一点去给隔壁的那个加
里吃。”
    “随便你，我知道你的个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饭也吃不下了。”
    我拿着一盘菜爬过墙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门，加里才跛着脚来开。
    “加里，是我，我拿菜来给你吃。”
    他呆呆的望着我，好似又不认识了我似的。
    “荷西，快过来，我们把加里抬出来吹吹风，我来替他开窗打扫。”
    荷西跨过了矮墙，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个小桌子，给他叉子，
老人好似吓坏了似的望着我们，接着看看盘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着手势，我在他的屋内扫出堆积如山的空食物罐头，把窗户
大开着透气，屋内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漫出来。
    “天啊，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望着他没有床单的软垫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干了的
粪便还是什么东西糊了一大块，衣服内裤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头一张发黄
了的照片，里面有一对夫妇和五个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个父亲是不是这
个加里。
    “荷西，他这样一个人住着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头，大概天天吃这个。”
    荷西呆望着这语言不能的老人，叹了口气，加里正坐在花园里像梦游似的吃着我煮的一
盘鱼和生菜。
    “荷西，你看这个，”我在加里的枕头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钱来，我们当他的面数了一
下。
    “加里，你听我说，我，他，都是你的邻居，你太老了，这样一个人住着不方便，你那
么多钱，存到银行去，明天我们替你去开户头，你自己去签字，以后我常常带菜来给你吃，
窗天天来替你打开，懂不懂？我们不会害你，请你相信我们，你懂吗？嗯！”
    我慢慢的用德文说，加里啊啊的点着头，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脚趾。”荷西突然叫了起来，我的眼光很快的掠过老人，他的右脚，
有两个脚趾已经烂掉了，只露出红红的脓血，整个脚都是黑紫色，肿胀得好似灌了水的象
脚。
    我蹲下去，把他的裤筒拉了起来，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烂到膝盖，臭不可当。
    “麻疯吗？”我直着眼睛张着口望着荷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不会，一定是坏疽，他的家人在哪里，要通知他们。”“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会
在这里了，这个人马上要去看医生。”
    苍蝇不知从那里成群的飞了来，叮在加里脓血的残脚上，好似要吃掉一个渐渐在腐烂了
的尸体。
    “加里，我们把你抬进去，你的脚要看医生。”我轻轻的对他说，他听了我说的话，突
然低下头去，眼泪静静的爬过他布满皱纹的脸，他只会说瑞典话，他不能回答我。
    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
了。”我叹了口气。“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
    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一社区另外一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人很讶异
的、有礼的接待了我。“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
有亲人，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
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
    说话时她微微一笑，把门轻轻带上了。
    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是去找领
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
    “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
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
是救济院。”
    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的扯着他的钱
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照来一看，不过是
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上来等死了。
    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
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荷西苦恼的说。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的烂死，我不
能眼看有一个人在我隔壁静静的死掉，而我，仍然过一样的日子。”
    “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在我们家喝着咖啡，抽着烟的英国太太嘲笑的望
着我们。
    “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我慢慢的盯着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
    “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一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一样想法。”
    “永远不会，永远。”我几乎发起怒来。
    那一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了加里的
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的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
    “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锁了
起来，荷西抱着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的的脚撞到了床角，脓血马上滴滴答答
的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
    “谢谢、谢谢！”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的说着这句话。“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
字。”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一个月前替我开刀的，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
    “我们能签吗？”
    “是他的谁？”
    “邻居。”
    “那得问问他，三毛，你来问。”
    “加里，医生要锯你的腿，锯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要打电报去瑞典，叫你
家里人来，你有什么亲人？”加里呆呆的望着我，我再问：“你懂我的德文吗？懂吗？”
    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渗出丝丝的泪来。“我——太太没有，没有，分居了
——孩子，不要我，给我死——给我死。”
    我第一次听见他断断续续的说出这些句子来，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个人必然是完完
全全对生命已没有了盼望，才会说出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
    “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
    “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
    我望着加里，固执的不想再说一句话，对着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么？
    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
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
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着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
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
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着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
有什么知觉地醒着，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
“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
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的拉着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小心一点！”
荷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着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
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
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那一家都要灿烂的
花朵。
    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
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着我俩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
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出来。
    “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着跑到洗手间去，流下大滴的泪来。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
    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又去花园
里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
    “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的开着车，好笑的对我说。
    “随便他是谁，在我都是一样。”我突然觉得车窗外的和风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气
里满满的都是希望。“你喜欢他吗？”
    “谈不上，我没有想过，你呢？”
    “我昨天听见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张片子里的主题曲，奇怪的老人，居
然会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爱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尸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么会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住着。”
    到了医院，走廊上没有护士，我们直接走进加里的房间去，推开门，加里不在了，绿色
空床铺上了淡的床罩，整个病房清洁得好似一场梦。
    我们待在那儿，定定的注视着那张已经没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么解释。
    “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们正愁着如何通知你们。”护士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我们
背后。
    “你是说，他——死了？”我愣住了，轻轻的问着护士。
    “是，请来结帐，医生在开刀，不能见你们。”“昨天他还吹着口哨，还吃了东西，还
讲了话。”我不相信的追问。
    “人死以前总会这个样子的，大约总会好一天，才死。”
    我们跟着护士到了帐房间，她走了，会计小姐交给我们一张帐单。
    “人呢？”
    “在殡仪馆，一死就送去了，你们可以去看。”“我们，不要看，谢谢你。”荷西付了
钱慢慢的走出来。医院的大门外，阳光普照，天，蓝得好似一片平静的海，路上的汽车，无
声的流过，红男绿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的走过，偶尔夹着高昂的笑声。
    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不着边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