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不是泰安街，没有阔叶树在墙外伸进来。也不是冬天，正是炎热的午后。
    我的手里少了那个画箱，没有夹着油画，即使是面对那扇大门，也是全然陌生的。
    看了一下手表，早到了两分钟。
    要是这一回是看望别的朋友，大概早就嚷着跑进去了，守不守时又有什么重要呢！
    只因看的人是他，一切都不同了。
    就那么静静的站在门外的夕阳下，让一阵阵熟悉而又遥远的倦怠再次淹没了自己。
    我按铃，有人客气的领我穿过庭院。
    短短的路，一切寂静，好似永远没有尽头，而我，一步一步将自己踩回了少年。
    那个少年的我，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我，竟然鲜明如故。什么时候才能挣脱她的阴影
呢！
    客厅里空无一人，有人送茶来，我轻轻道谢了，没有敢坐下去，只是背着门，看着壁上
的书画。
    就是这几秒钟的等待，在我都是惊惶。
    但愿有人告诉我，顾福生出去了，忘了这一次的会晤，那么我便可以释然离去了。
    门开了，我急速的转过身去。我的老师，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启蒙老师，正笑吟吟的站在
我的面前。
    我向他跨近了一步，微笑着伸出双手，就这一步，二十年的光阴飞逝，心中如电如幻如
梦，流去的岁月了无痕迹，而我，跌进了时光的隧道里，又变回了那年冬天的孩子——情怯
依旧。
    那个擦亮了我的眼睛，打开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经自愿淹没的少年时代拉了我一把的恩
师，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见，只因在他的面前，一切有形的都无法回报，我也失去了语言。
    受教于顾福生老师之前，已在家中关了三年多，外界如何的春去秋来，在我，已是全然
不想知觉了。
    我的天地，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父亲母亲、放学时归来的姊弟，而这些人，我是绝不
主动去接触的。向街的大门，是没有意义的，对我，街上没有可走的路。
    小小的我，唯一的活动，便是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的溜冰。
    除了轮式冰鞋刺耳的声音之外，那个转不出圈子的少年将什么都锁进了心里，她不讲
话。
    初初休学的时候，被转入美国学校，被送去学插花，学钢琴，学国画，而这些父母的苦
心都是不成，没有一件事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锁。
    出门使我害怕，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东西，父母用尽一切爱心和忍耐，都找不出我自
闭的症结。当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只有反抗更重，后来，我便不出门了。
    回想起来，少年时代突然的病态自有它的原因，而一场数学老师的体罚，才惊天动地的
将生命凝固成那个样子。这场代价，在经历过半生的忧患之后，想起来仍是心惊，那份刚烈
啊，为的是什么？生命中本该欢乐不尽的七年，竟是付给了它。人生又有几个七年呢！
    被送去跟顾福生老师学西画并不是父母对我另一次的尝试，而全然归于一场机缘。
    记得是姊姊的朋友们来家中玩，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其中有一对被请来的姊弟，叫
做陈缤与陈骕，他们一群人在吃东西，我避在一个角落里。
    陈骕突然说要画一场战争给大家看，一场骑兵队与印地安人的惨烈战役。于是他趴在地
上开战了，活泼的笔下，战马倒地，白人中箭，红人嚎叫，篷车在大火里焚烧……我不挤上
去看那张画，只等别人一哄跑去了院子里，才偷偷的拾起了那张弃在一旁的漫画，悄悄的看
了个够。后来陈骕对我说，那只是他画着娱乐我们的东西而已，事实上他画油画。
    陈骕的老师便是顾福生。
    早年的“五月画会”稍稍关心艺术的人都是晓得的，那些画家们对我来说，是远天的繁
星。
    想都不能想到，一场画中的战役，而被介绍去做了“五月”的学生。
    要我下决心出门是很难的。电话中约好去见老师的日子尚早，我已是寝食难安。
    这不知是休学后第几度换老师了，如果自己去了几趟之后又是退缩了下来，要怎么办？
是不是迫疯母亲为止？而我，在想到这些事情的前一步，就已骇得将房间的门锁了起来。
    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我又不肯去了，听见母亲打电话去改期，我趴在床上静静的撕枕头
套里的棉絮。
    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门，一旦对我开启时，我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我按了铃，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不
要逃走吧！这一次不要再逃了！
    有人带我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里去。我被有礼的请
进了并没有人，只有满墙满地的油画的房间。
    那一段静静的等待，我亦是背着门的，背后纱门一响，不得不回首，看见后来改变了我
一生的人。
    那时的顾福生——唉——不要写他吧！有些人，对我，世上少数的几个人，是没有语言
也没有文字的。
    喊了一声“老师！”脸一红，低下了头。
    头一日上课是空着手去，老师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喜欢美术吗？以前有没有画过？为
什么想学画……当他知道我没有进学校念书时，表现得十分的自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和
建议。
    顾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事实上他是画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
可是在直觉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画室回来的当日，坚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
    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我竟闹了起来，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的东西。
    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头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这份童
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你看到了什么？”老师在我身旁问我。
    “一个石像。”
    “还有呢？”
    “没有眼珠的石像，瞎的。”“再看——”
    “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画，一会儿老师再来！”说完这话，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么都没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对着那张白纸和书架发愣。
    明知这是第一次，老师要我自己落笔，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才能引导我，这
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一条线也画不出来。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个馒头静静的握在手里，不动也不敢离去。
    “怎么不开始呢？”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站在我身后。
    “不能！”连声音也弱了。
    老师温和的接过了我手中的炭笔，轻轻落在纸上，那张白纸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显
出了朦胧的生命和光影。画了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素描之后，我收拾东西离开画室。
    那时已是黄昏了，老师站在阔叶树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头，那件大红的毛衣不在了。
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没有吃晚饭便关上了房门。
    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挣扎了两个多月之后，变得更神经质了。面对老师，我的
歉疚日日加深，天晓得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决心，而笔下的东西仍然不能成形。
    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
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
    如果当时老师明白的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
了。
    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
    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而我，在那长长的岁月里，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
地方。虽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没有挣扎。
    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凝望着笔下的惨败，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
    我低着头，只等他同意。
    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
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
    老师听见我的话，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那一年生
的？”
    我说了，他又慢慢的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
    我也不要做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道要锁到死
吗？
    “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
自然的领我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停课。
    “喜欢哪一张？”他问。
    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
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
    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
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
    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
予我的启示和感动。“平日看画吗？”老师问我。
    “看的，不出门就是在看画，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
    “你的感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
章？”
    “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我呐呐的说。“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
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
    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
    “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
了这句话。
    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
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
    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
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
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Ｄ·Ｈ·劳伦斯、爱伦坡、
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
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
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
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
    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
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他说。
    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
    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
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
    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的笑一笑，低头走了。
    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
    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
    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
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
    “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
几乎泛滥的感触。一个将自己关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
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摘星了。
    那一场长长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
    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
    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的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
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
    “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
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
    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
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儿离家近，一个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
    《现代文学》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钻出钻
进的玩。空寂的斜阳荒草边，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的晃了过来，我静静的站着看
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吗？
    确定来的人是他，转身就跑，他跟本不认识我的，我却一直跑到家里，跑进自己的房间
里，砰一下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心还在狂跳。
    “差点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时候——”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
    “后来呢？”
    “逃走了！吓都吓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师问说。他这一问，我又畏缩了。
    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
    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秀美。
    那张地址，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
    被问了好几次，说好已经转人介绍了，只等我去一趟，认识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学，交一
个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结识了我日后的朋友——笔名陈若曦的
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与我联络上，问起我，当年她笔下的《乔琪》曾否看见我自己旧日的
影子？
    当年的老师，是住在家里的，他的画室筑在与正屋分开的院子里。
    谁都知道顾家有几个漂亮的女儿，有时候，在寂静的午后，偶尔会有女孩子们的笑声，
滑落到我们的画室里来，那份小说世界里的流丽，跟我黯淡的生活是两岸不同的灯火，遥不
可及。
    有一个黄昏，我提了油污斑斓的画箱下课，就在同时，四个如花似玉、娇娇滴滴的女孩
儿也正好预备出门。我们碰上了。
    那一刹那，彼此都有惊异，彼此都曾打量，老师介绍说，都是他的姊妹。我们含笑打了
招呼，她们上车走了。
    在回家的三轮车上，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想着刚刚使人目眩神迷，惊
鸿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觉，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丑小鸭。
    在那样的年纪里，怎么未曾想过外表的美丽？我的衣着和装扮，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朦
胧，鲜艳的颜色，好似只是画布上的点缀，是再不会沾到身上来的。
    在我们的家里，姊姊永远在用功读书，年年做班长——她总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惊觉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亲要打扮。母亲带着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选
了黑漆皮的，我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爱不释手。
    没有路走的人本来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悦的不
肯脱下它。
    那时，国外的衣服对我们家来说仍是不给买的。
    有一日父母的朋友从国外回来，送了家中一些礼物，另外一个包裹，说是送给邻近赵姊
姊的一件衣服，请母亲转交。母亲当日忙碌，没有即刻送过去。
    我偷开了那个口袋，一件淡绿的长毛绒上衣躺在里面。
    这应该是我的，加上那双淡红的鞋，是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最爱的配色。
    第二天下午，我偷穿了那件别人的新衣，跑到画室去了。没有再碰到顾家的女儿，在我
自以为最美丽的那一刻，没有人来跟我比较。
    我当当心心的对待那件衣服，一不小心，前襟还是沾上了一块油彩。
    潜回家后，我急急的脱下了它，眼看母亲在找那件衣服要给人送去，而我，躲在房中怎
么样也擦不掉那块沾上的明黄。
    眼看是没有别的法子，我拿起剪刀来，像剪草坪似的将那一圈沾色的长毛给剪掉了，然
后摺好，偷偷放回口袋中。母亲拿起来便给赵姊姊送新衣去了。
    当年的那间画室，将一个不愿开口，不会走路，也不能握笔，更不关心自己是否美丽的
少年，滋润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
    《现代文学》作品的刊出，是顾福生和白先勇的帮助，不能算是投稿。
    我又幻想了一个爱情故事，一生中唯一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悄悄试投《中央日
报》，过不久，也刊了出来。没敢拿给老师看，那么样的年纪居然去写了一场恋爱，总是使
人羞涩。
    在家里，我跟大家一起吃饭，也会跟弟弟惊天动地的打架了。
    可是我仍很少出门，每周的外出，仍是去泰安街，在那儿，我也是安全的。
    老师自己是一个用功的画家，他不多说话，可是在他的画里，文学的语言表达得那么有
力而深厚，那时候他为自己的个展忙碌，而我并不知道，个展之后他会有什么计划。
    他的画展，我一趟一趟的跑去看，其中有两张，都是男性人体的，我喜欢得不得了，一
张画名字已不记得了，可是至今它仍在我的脑海里。另一张，一个趴着的人，题为《月
梦》。
    没有能力买他的画，我心中想要的好似也是非卖品。
    在去了无数次画展会场之后，下楼梯时碰到了老师，我又跟他再一起去看了一次，他以
为我是第一次去，我也不讲。那时候，我学画第十个月了。
    顾福生的个展之后，我们又恢复了上课。
    我安然的跟着老师，以为这便是全部的生命了。有一日，在别的同学已经散了，我也在
收拾画具的时候，老师突然说：“再过十天我有远行，以后不能教你了！”什么，什么，他
在说什么？
    第一秒的反应就是闭住了自己，他再说什么要去巴黎的话，听上去好似遥远遥远的声
音，我听不见。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对他笑了一笑。
    “将你介绍给韩湘宁去学，他画得非常好，也肯收学生，要听话，我走了你去跟他，好
吗？”
    “不好！”我轻轻的答。
    “先不要急，想一想，大后天你来最后一次，我给你韩湘宁的地址和电话——”
    那天老师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要给我找车，我跟他说，还不要回家，我想先走一段
路。
    这长长的路，终于是一个人走了。
    一盏盏亮起来的街灯的后面，什么都仍是朦胧，只有我自己的足音，单单调调的回响在
好似已经真空的宇宙里。那艘叫做什么“越南号”的大轮船，飘走了当年的我——那个居住
在一颗小小的行星上的我，曾经视为珍宝的唯一的玫瑰。
    他是这样远走的，受恩的人，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
    十年后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厉裂如刀的冬风里，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一个电话号
码，也有一个约定的时间，将去看一个当年改变了我生命的人。
    是下午从两百里路外赶去的，订了旅馆，预备见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车回大学城
去。
    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橱窗，卷在皮大衣里发抖，我来来回回的走，眼看约定的时间一分
一秒在自己冻僵的步子下踩掉。
    在那满城辉煌的灯火里，我知道，只要挥手叫一辆街车，必有一扇门为我打开。
    见了面说些什么？我的语言、我的声音在那一刻都已丧失。那个自卑的少年如旧，对她
最看重的人，没有成绩可以交代，两手空空。
    约定的时间过了，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霓虹灯兀
自闪烁着一个大都会寂寞冷淡的夜。
    那时候，在深夜里，雪，静静的飘落下来。
    第一次不敢去画室时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后无声的雪花。
    那个漫天飞雪的一九七一年啊！
    我们走出了房子，经过庭院，向大门外走去。
    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穿着冰鞋跌跌撞撞的滑着。“这是八妹的孩子。”顾福生说。
    望着那双冰鞋，心中什么地方被一种温柔拂过，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送给
她一个微笑。
    “画展时再见！”我向顾福生说。
    “你的书——”
    “没有写什么，还是不要看吧！”
    “我送你去喊车——”
    “不用了，我想走一走——”
    也是黄昏，我走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上，热热暖暖的风吹拂过我的旧长裙，我没有
喊车，慢慢的走了下去。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
    注：《蓦然回首》也是白先勇的一篇文章，此次借用题目，只因心情如是，特此道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