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九月下旬，我从大丰干校回沪休息，第二天就到四川北路去看老朋友孔
令俊。登上三楼扶梯，我照例高叫“老孔”，可是没有照例的回应。以为他家里无人，
上楼梯一看，房门都静悄悄地开着。我再叫一声“老孔”，房里出来一人，却是他的儿
子。我问：“老孔出去啦？”他儿子不做声，严肃的脸好像不认识我，只做个手势让我
进去。我踏进房内，陈设已变了样。烂脚多年不愈的老孔并不躺在那藤椅上。我正要问，
他儿子指着五斗橱上，我一看，供着老孔的照片，下面有两个小花圈。
    我大吃一惊。怎么，老孔没有了！三个月前，我还来过，他虽然烂脚，精神很好。
我们谈了一阵，我告诉他，我要到大丰五七干校去，回来休息时再来看望他，却想不到
我再来时，他已下世。原来他的烂脚是糖尿病毒，所以治不好。
    英国诗人苔微思有一首诗，大意说：“年轻时，一家一家的去看朋友聊天，现在年
老了，朋友一个一个的去世，不再是一家一家的去，而是一个公墓又一个公墓的去访问
朋友了。”近几年来，在上海的老朋友，一个一个地少下去，我也很有苔微思的心情。
今年是令俊逝世十年祭，可是连一片墓地都无可祭扫，我只能写一点回忆记来怀念他，
真是“秀才人情纸半张”。
    一九二三年秋，我和戴望舒同入上海大学中文系肄业。孔令俊是我们第一个认识的
同级同学。我和望舒在校外里弄人家租了一间厢房住宿，课余时间，令俊经常来我们住
所闲谈休息。当时，沈雁冰（茅盾）先生也在上海大学任教，给我级讲欧洲文学史，用
的教本就是周作人编的《欧洲文学史》（北京大学丛书）。有一天，沈先生在下课后和
令俊讲话，好像很熟识的样子。我们觉得很奇怪。事后就问令俊：“你怎么认识沈先生
的？”这时，令俊才说明沈先生是他的姊夫。
    此后，由于令俊的介绍，我和望舒几乎每星期都上沈先生家去。沈先生白天在商务
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星期日有别的事，因此我们总是夜晚去的。开头，沈先生还把我们
作为客人，在楼下客座招待；后来，相熟了，就索性让我们到楼上去。沈先生做他自己
的文字工作，让我们随便翻看他书架上的外国文学书，或者和沈师母，令俊的姊姊孔德
沚，谈谈家常和文艺琐事。那时令俊住在亭子间里，我们有时就到亭子间里去坐，不打
扰沈先生的工作。沈师母常常说：“沈先生要创作，我们还是到亭子间里去。”“创作”
这个名词是当时新行的，《小说月报》开始标明了“创作”一个专栏，本意是指小说、
散文、剧本等作者自写的文艺作品，用来区别于“译作”。沈师母却以为“创作”就是
写文章，所以，沈先生明明是正在伏案译书，沈师母却说是“他在创作”。这一事，可
见当时有许多人还不清楚什么叫“创作”，甚至连沈师母也没弄清楚。
    一九二四年暑假，上海大学迁入租界，校舍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口）。
我和望舒就迁居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租住了一个后厢房。搬进去之后，才知
道房主人是左舜生，前厢房就是《醒狮周报》社，于是，我们在这里认识了国家主义派
的一群人。左舜生的太太脾气很不好，我们在她家里住不到半年，就迁居民厚南里。郭
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倪贻德都住在这个里内，一座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就是
“创造社”了。
    张闻天也住在这个里内，他那时是中华书局编辑。令俊和张闻天的弟弟健尔很熟，
因此，我们由令俊的介绍，认识了健尔，又因此认识了张闻天，那时他正在译俄罗斯作
家科洛连珂的《盲音乐师》。
    不久，令俊随沈先生去广州参加革命，到了武汉，国共分裂，他亡命回来，才重又
会见。这时，令俊没有工作，想编一部《五卅运动史》，来和我商量。我把家里所有的
报刊资料都找出来给他，他自己也搜访到不少资料，编成一本初稿，请蔡元培题了书签。
但这部书始终没有出版。一九二八年，令俊到杭州去做党的地下工作，住在戴望舒家里。
望舒有一个姊姊，青年居孀，住在娘家。令俊和望舒的姊姊发生了恋爱，以后二人就双
飞到天津同居。令俊在天津女子师范任教，可能还做党的工作。因为不久即被捕入狱。
令俊在被拘押期间，曾托一位王某，也是党员，照料戴氏。岂知王某与戴氏也有了恋爱
关系，二人就双飞南下，到了上海。令俊出狱后，人去楼空，也回到上海。此事望舒极
为恼怒，拒不与他们三人相见。于是我和令俊也形迹疏远了好久。直到一九三五年，令
俊想编一本《现代作家书简》，来向我要资料。我乐助其成，供给他一批文友信札。此
后，我离开上海，接着就是八年抗战，到胜利复员回来，才重又会晤。
    解放后，春明出版社资方去了台湾，请令俊去担任经理之职。令俊最初不想去做这
个资方代理人，我劝他答应下来，因为我看出解放后出版事业大有可为，令俊手头有一
个出版社，可以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多做一些工作。于是令俊去当上了这个出版社的
经理，拉我去担任总编辑。从此，我和令俊每天见面，正如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但这一
段时间，不过三个月，我觉得这个总编辑不易做，就辞卸了。一二年后，出版机构大改
组，春明出版社不复存在，在几次政治运动的大波荡中，我和令俊的关系愈疏，每年不
过见面两三次，如是者十多年，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才比较的常见，可想不到他很快就
过去了。
    我和令俊有五十年的交谊，虽然时亲时疏，却也非常了解他的为人。他对文艺是有
热忱的，可惜才分不足，写过几个剧本，几本杂文，都不能出色当行。但他编的《小说
史料》、《现代作家书简》，却是至今还有用的书。《五卅运动史料》所收资料，在今
天看来，可以说是很丰富的，可惜这部稿子没有出版。他的文艺工作，大概在抗战时期
最为活跃。他办过戏剧学校，编过剧本丛刊。沈先生在香港编《文艺阵地》，由他在上
海负责排印、校对、出版工作。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他的文艺业绩。
    令俊的为人，心直口快，喜怒即形于色，所以常常容易和人冲突，但本质却是忠厚
的，初到上海时的生活，天津回来后的一段时期，大概经济方面非常狼狈，不得不依靠
他姊姊的支援。近年间，沈先生在他的回忆记中，曾有好几处提到令俊，语气之间，似
乎很有不满，我觉得有点意外。我看过沈先生给令俊的许多信札，一向都是信任他，鼓
励他和热心帮助他，不知道为什么晚年来，在沈师母故世之后，忽然态度一变，对令俊
深致不惬，不惜形之笔墨，这一情况，我觉得不可思议，莫不是令俊在晚年时对沈先生
有过什么大不敬吗？这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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