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秋到一九二六年夏，戴望舒在震旦大学特别班读法文。特别班学习期为
一年，专为各地读英文的中学毕业生补习法文，以便升入用法文教学的震旦大学本科各
系。但事实上，来这个特别班学习法文的有很多是已在别的大学毕业，打算学一年法文，
预备上法国去留学的。望舒也怀着这个目的，进入特别班。在同班同学中，望舒结识了
两位朋友。一位是梁鋆立，他白天在震旦大学读法文，晚上在东吴大学法科读法律，还
兼了中华书局的英文编辑。此人读书勤奋，学贯中西，后来在外交界工作，很有名望。
另一位是刘灿波，他自己说是福建人，其实是台湾人。此人说国语很困难，夹杂着许多
闽南音。中文也很勉强，写一封信好像是日本人写的中文信。但他的日文日语都很好，
据说他讲日语，纯粹是东京话。望舒和这两位同学，天天在一起，跟樊国栋神父（Pèr
eTostan）读法文，课余休息时，大家谈文学。梁鋆立谈英美文学，刘灿波谈日本文学。
当时在震旦本科读书的有李辛阳、杨琦、孙春霆（晓村）、樊华堂、陈志皋，也都成为
望舒的好友。
    樊国栋神父负责的法文特别班是很有名气的。在他的严格的教学方法下，一个不懂
法文的中学毕业生，只用一年时间就可以升入大学本科一年级，与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毕
业的学生，一起听法国教师（都是神父）的课。樊国栋神父每天上午来讲两堂课。第一
堂课是复习上一天的所授的课。每个学生都要背诵他上一天布置的课文。一般都是一页
至二页《法文菁华》里的文学作品，如雨果的一首诗，或拉马丁的一段散文。背不出的
学生，被他挥出教室，到草地上去自己温习，直到自以为背得出了才回来。回进教室后
再背，背不完篇，还得出去。有些学生，直到下课时间还无法背出，那么到明天再背，
可是明天要背一篇旧的，一篇新的。樊国栋神父的第二堂课是授新课文。他的方法是把
新课文读一遍，学生一起跟着读一遍。如是者三次。然后分别叫每个学生站起来独自读
一遍，他校正了读音方面的错误。如是者叫五六个学生读过，大约已过了大半小时。于
是他讲解课文的意义。用法语讲，有时用英语，有时在黑板上写几个汉字。英法文距离
本来不远，有英文基础的学生，只要他在关节处略一讲解，就容易懂得，讲解完毕，他
就交代明天要背诵的段落。每天下午一堂课，是中国教师来讲授的，完全是辅导课，如
果学生对上午的课有什么不懂，就请中国教师再讲讲清楚。上午的上课时间是九时至十
一时，下午是一时至三时，由教师自己掌握，可以连续讲二小时，也可以分二节。
    每星期一上午第一堂课，樊国栋神父带来一份法文资料：一段历史，或一篇哲学论
文，或其他散文，写满三大页，约七八百至一千字。他把这份复印的资料发给每一个学
生，然后自己读三遍，学生跟着读。读后就交代，这是星期六上午要默写的作业。因此，
每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晚上，每一个学生都要抽时间来熟读这篇长文，到能背诵为止。
星期六上午九时去上课，樊国栋神父给每人发了考试纸，大家坐下来默写。写完交卷，
即可离开教室，一星期的学业完了。星期五上午的课不布置背诵作业。所以星期六下午
和星期天直到晚上，是全部休息时间。不过学生中的天主教徒，星期天上午还得上教堂
做弥撒。
    特别班的学生不多，每年入学不过二三十人。上课一二个月后，因功课跟不上，自
动退学的，总有好几个。这批学生，不住在震旦本科学生宿舍内，而住在震旦大学对面
一片操场角上的一排古老楼房内。这是七开间二楼的中式楼房，特别班学生都住在楼上，
四人一间，很宽敞。楼梯口一个房间是樊国栋神父住的。他不但负责特别班学生的教学，
还负责生活指导。他住在这个房间里，每一个学生上楼下楼，他都看见。他经常在走廊
里漫步，隔着玻璃窗注意寝室内每一个学生的行动。在规定自修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寝
室内的学生在谈笑，他就会敲着窗子喊：“读书呀！读书呀！”如果在规定休息的时候，
例如下午四点钟以后，晚饭以前，如果看见还有学生在寝室内做功课，他会开门进来赶
他们下楼，到操场上去散步。
    戴望舒就是在这样严格的教学方法下很快地学好了法文。一九二五年复，特别班结
业之后，望舒准备去法国留学。震旦大学给了他一个文凭，凭此可以进巴黎大学听课。
但是赴法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望舒的父亲是杭州中国银行的交际员，月薪不高，没
有能力供给望舒赴法留学。中国银行董事某某同意用贷款的方式给予帮助，要经过申请、
审议许多手续，迟迟没有核准。
    这时，我在大同大学读三年级，杜衡读五年制的南洋中学刚毕业。三个人一合议，
决定过一年一起去法国。杜衡家道丰裕，我的家庭是小康经济。三人一起去法，我和望
舒在经济上有困难时，可以依靠杜衡，不至于困窘。况且当时法郎比值便宜，如果每月
有一百元，甚至八十元国币，在法国可以维持生活了。
    一九二六年秋，我和杜衡进了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望舒为了等候我们，升入震旦
大学法科一年级。我和杜衡也在樊国栋神父的严格训练之下苦学法文。樊国栋神父能读
中国古文，他正在把中国古代散文或唐诗译成法文。他知道我和杜衡的古文知识比别的
学生高。他给我们布置的每周作业常常是要我们把一篇古文译为法文。记得我译过的有
《阿房宫赋》和李白的几首《古风》。樊神父的中文虽然不坏，但到底是个外国人，不
容易了解汉字的许多用法。他把李白诗“徒此挹清芬”的“徒”字译作“你的学生”。
他拿出译文给我们看，我们指出了这一错误，并告诉他这个“徒”字是“徒然”的意思。
由此，他每星期分配我们译一篇古文古诗，利用我们的译文，为他自己的译文加工润色。
    一九二五年秋冬之际，我们三人都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这件事是望舒开始联系
的，我不很知道经过情况。解放以后，屡次审查我的政历，要我交代谁是我们入团的介
绍人。可是望舒已去世，我无法说明。但仿佛是一位上海大学的同学陈均。当时上海还
在军阀统治之下，无论共产党或国民党，无论国民党左派或右派，都是“匪徒”，都在
“应予逮捕”之列。不过震旦大学在法租界内，军阀的凶手，非得到法租界当局的同意，
还无法直接进入租界抓人。但租界当局，也并不允许居民有政治活动的自由，只要没有
扰乱治安的群众运动发生，对其他地下活动，就不很注意。在这方面，法租界较英租界
宽容得多，因此，二十年代许多革命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潜迹在法
租界。
    我们三人加入共青团和国民党后，不久就每人领到一张国民党员的党证。当时在上
海有两个国民党党部，一个是国民党右派，党部设在环龙路（南昌路）。另一个是国民
党左派的，党部设在陶尔斐斯路，隶属于这个党部的国民党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
青团员，即所谓“跨党分子”。两个党部相去甚近，但都是保密的。
    中国共产党另外有领导机构，在卢家湾一带，我们曾到西门路，白莱尼蒙马浪路
（马当路）一幢里弄民房中去开过会，每次都到了一二十人，各不相识。这两处地方，
大约是团部所在。
    关于团员工作的一切通知，都是由一名交通员送来的。这个交通员是一个伶俐的青
年，他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我们寝室门口，悄悄地塞给我们一份通知，一份简报，
或一叠要我们散发的传单。我们接到了散发传单的任务，便在一个晚上，八九点钟，三
人一起出去散步。在辣斐德路（复兴中路），马斯南路（思南路），吕班路（重庆南路）
一带，一个人走在前，留神前面有没有巡捕走来。一个人走在后面，提防后面有人跟踪。
走在中间的便从口袋里抽出预先折小的传单，塞入每家大门上的信箱里，或门缝里。有
时到小店里去买一盒火柴，一包纸烟，随手塞一张传单在柜台底下。
    震旦大学学生，多数是天主教徒。他们不但反共，也反国民党。天主教学生中比较
进步的，在一些国民党右派党员的吸收下，加入了国民党右派。这样，在一九二六年冬
季，震旦大学生中有了三个政治派别。我们这一边，人数似乎最少。由于各小组互不打
通，我也不知道当时震旦大学有多少共产党团员。但是尽管如此，好像我们已被注意了。
我们的寝室一共住四个人，我和望舒、杜衡外，还有一个苏北人，姓孙，也是特别班学
生。此人非常庸俗，我们平时很少和他谈话。仅仅保持表面的同学礼貌。有一天，我们
发现每个人的抽斗都被翻乱了，枕头、被褥，也有凌乱的迹象。肯定是被检查过了。当
时，那姓孙的不在室内。不久，他回来了。一坐下，就开他自己的书桌抽斗，一只，两
只，乱摸了一阵，就叫起来：“谁来翻过我的东西啦？”于是他问我们。我们说：我们
的东西也有人翻过了。这样，彼此都是受害人，证明我们的东西不是他私翻的。可是，
我们还是提高警惕，对他不能放心。
    在天文台路一个里弄内，有一座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空着，没有人住。门口贴
着“招租”条子。我们到经租帐房去一问，房租不贵，每月只要二十四元，而且没有别
的条件，水电已经装好，只要先付一个月房租，当天即可迁入。原来当时法租界空余房
屋很多，震旦大学附近都是冷静地段，虽在白天，马路上也极少行人。电车从霞飞路
（淮海中路）转入吕班路，往往已没有乘客了。
    于是我们租下了这幢房屋，其时学期已将结束，我们以回家度寒假为理由，从宿舍
里迁入这幢房屋的楼上厢房。厢房挺大，我们每人买了一床、一书桌、二椅子，还合资
买了一只圆形茶桌，两个竹书架，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家具，房间里还是空空洞洞的。现
在，整幢房屋还有三大间空着，外加灶披间。整个楼下是客堂、厢房，各一大间。楼上
是正楼一大间。我们在大门上及里弄口，贴了一个“余屋分租”的条子，打算做二房东，
可以把自己的一份房租也请房客负担了去。招租条子贴出了几个星期，只有五六起男男
女女来看房子。他们一看，我们这个二房东，只是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没有女眷，
没有老小。都就不声不响的走了。空房始终租不出去。
    有一天，我在弄外马路口碰到松江同乡钱江春。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和他的夫人
吴佩璋一起住在附近一个里弄内。吴佩璋是美专学生，因此他俩住得靠近美专而远离商
务印书馆编辑所。江春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就说，有人在组织松江同乡会，正要找一间
会址。过几天，他介绍了一个人来联系，租下了我们的楼下厢房一大间。当晚，这个人
就把床板铺盖搬进来，住在那里。此后一二天，看见他搬了两张长桌和几只条凳进来，
显然是开会用的。又过了几天，后门上贴了一个纸条，写着“松江同乡会通信处”。我
心中纳罕，我是松江人，为什么不来请我加入同乡会？而且钱江春也不来。楼下厢房里
经常有人出入，有时有十多人的声音。但我们从来没有去打搅，不知他们是何许人。一
天下午，我从外边回来，在后门口碰到一个人刚闪出来。一看，是侯绍裘。彼此都是熟
识的，不能不打个招呼，寒暄几句。绍裘说：他知道我在楼上，不过因为事忙，还没有
时间上楼去看我。松江同乡会还在筹备，将来开大会时一定来邀我。当时，我知道他和
党有关系，却不知道他的活动情况。他不知道我是共青团员。因此，匆匆一晤，彼此未
通声气。岂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烈士侯绍裘。直到一九二八年，我才知道当时我们楼
下的“松江同乡会”，实在是柳亚子和侯绍裘主持的江苏省党部。
    这时已及阴历年底，表面上，上海人家正在忙于过年。但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
已在向杭州推进。最后一任淞沪警备司令毕庶澄（？）正在一方面与上海工商领袖开谈
判，如何使他不用一枪一弹，和平退出上海。一方面却雷厉风行地搜索“匪党”，乱抓
人，连租界里也很紧张。我于除夕回松江，打算在家里过了新年，再回上海。谁知时局
急转直下，沪杭铁路交通随即就断了。三月初（？），我在松江迎接国民革命军。待到
铁路交通恢复，我才来到上海。
    一到上海，才知望舒和杜衡，曾被逮捕，在嵩山路巡捕房关了两天，几乎引渡到龙
华，被军阀枪毙。原来前几天，他们到马浪路一个团小组的屋子里去。一上楼，没有人。
桌子上一架油印机，满桌子满地都是纸张。心知不妙，赶紧退出，在后门口被几个法捕
房便衣警逮住，扣上手铐，送进嵩山路巡捕房。当天晚上，有警官来审问，一个法国人，
一个中国人是译员。他们问了望舒和杜衡的情况。知道他们是震旦大学生，那法国警官
的脸色就缓和下来。他问两人是不是共产党。望舒就用法语回答：不是。他又问：你们
两人为什么到那座房子里去？你们知道谁住在这房子里？望舒回说：去年有一个同乡住
在那里，好久不见，这回想去看看他，也许是走错了里弄。警官录下了口供，把他们两
人的衣服脱下，只剩一条衬裤，全身搜查了一次，没有搜到任何犯禁的东西。于是让他
们穿好衣服，捆住手足，把他们吊起在一个特制的高架上，又拷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
两人当然矢口否认。于是，两人被送入一个大房间，那里有许多长凳，已睡满了好些被
拘押的“犯人”。他们俩就在长凳上睡过了下半夜。
    次日早晨，望舒买通一个小巡捕，或者是差役，写了一个字条，叫此人送给住在霞
飞路霞飞巷的震旦同学陈志皋。字条送到，他可以从陈志皋那里得到五块钱。于是这个
字条很快就送到了陈家。陈志皋的父亲是法租界会审公堂的中国方面的法官，法租界政
法机构的人都认识他，称之为陈大老爷。志皋收到望舒的字条，立刻告诉他父亲。陈大
老爷就在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给嵩山路巡捕房的法国长官，说戴朝寀（望舒）和戴克崇
（杜衡）是他儿子的朋友，同学，他们不是共产党，现在因为误会，被押在捕房里。他
可以用本人的名义担保他们。这个电话，立刻生效，巡捕房里就为望舒和杜衡办理保释
手续。同时，叫了两碗白鸡面给他们作早餐。其时望舒和杜衡还不知道陈大老爷已有过
电话来，对着这两碗面，直是发愁。肚子饿得慌，很想吃。又怕来意不善，吃了会被倒
吊起来逼供，又不敢吃。但终于是忍不住饿，大家把面吃了。吃过面，也不见有什么动
静。在长凳上坐到下午，有人来招呼他们出去，在一个文件上签了名，打一个指纹印。
然后带他们坐进一辆小汽车，把他们送到陈志皋家里。这样，才恢复了自由。过了六七
天，国民革命军挺进到上海。
    我回到上海后，国民党正在华界建设政权，取缔工人的革命行动。租界内秩序也不
安定。工商业一切工作似乎都停顿着。学校在延长寒假。我们和党团已经失去联系。陈
志皋是消息灵通的人，他来通知我们，暂时不要出门，也不要到学校里去，因为他知道
望舒、杜衡的被捕，与震旦大学某些国民党右派学生有关。我们三人虽然住在校外，但
一日三餐，都是到大学食堂里去吃的。这样一来，就不敢再去食堂就餐，只好到附近小
饭店去吃饭。过了几天，就是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利用上海流氓，叛变国共合作，屠杀
革命工人。
    我们楼下的松江同乡会，已经没有人了。陶尔斐斯路的国民党左派党部已被捣毁。
震旦大学的国民党右派气焰嚣张，在校内外张贴反共标语。在一片恐怖的环境中，我们
觉得不能再在上海耽下去。于是作出散伙回家的计划，卖掉家具什物，付清房租。我回
松江，望舒和杜衡回杭州。
    望舒的两位同班好友，梁鋆立在特别班结束后就不再见面。刘灿波本来不住在校舍
内，他和一个在上海商学院读书的同乡一起，在霞飞路尚贤堂租了一间楼房住着。特别
班结业后，他还住在那里，我和望舒常在晚上去看他。四·一二事变之后，我们散伙离
沪后不久，他也回台湾去了。
    一九二五年春季，我们一时高兴，办了一个小刊物《璎珞》。这是一个三十二开十
六页的旬刊，每期只用四分之一张报纸。我们三人的诗、散文、译文，都发表在这里。
但是这个刊物的重点文章却是戴望舒的《读仙河集》和杜衡的《参情梦及其他》。东南
大学有一位历史教授，刚从法国回来的李思纯，他在《学衡》上发表了一些法国诗的译
文：《仙河集》。这些译文实在不高明，望舒写了这篇书评，指摘了许多错误。傅东华
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译了一篇欧奈思特·陶孙的诗剧《参情梦》，由开明书店印行。这
个译文也很有错误，杜衡为他逐句纠谬。我们这个刊物虽小，也没有多少人见到，但对
李思纯和傅东华却很有冲击。听说傅东华看了杜衡的批评文章，非常恼火。李思纯从此
不发表译诗。
    《璎珞》一共印出了四期，这是我们办的第一个新文学同人小刊物。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日
［附记］
    朋友们劝我写回忆录，报刊编者也劝我写回忆录。我想想，我的一生，平凡得很，
几十年前的个人旧事，并无多大社会意义，写回忆录，未免有点妄自尊大。因此，始终
不想写。前几年，写了几段关于《现代》的杂忆，也是因为有人提起某些事情，我觉得
不能不说说明白，因此才写了几段。近来看到报刊上有些涉及我的文章，与事实不尽符
合，又不禁提起笔来，再谈谈明白。但是我无法从头说起，只能一段一段的写，也只能
一段一段的发表。待将来写多了，再编排次序。蛰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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