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二期发表了叶圣陶先生的日记：《在上海的三年》，其中与
我有关的有两段：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记云：“朱经农来，言拟好好办光华大学，邀
余与予同任教，并托余拉施蛰存为国文系主任。余言自己不任大学教师，拉施君则可以
效力，因致书蛰存。”又，七月三十一日记云：“施蛰存来，渠已允就暨南教职，因可
有房子住，光华方面只得辞却。”
    这件事，我早已忘却，如果不见圣翁的日记，恐怕永远不会回忆到。现在，圣翁的
日记帮助我回忆起这件事，同时也使我想到这件事一直是一个未解的谜。
    我于一九四六年春，从福建三元随江苏学院复员，先在上海家里住了一二个月，访
问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也到开明书店去过，见到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徐调孚诸
人。随后我就到徐州江苏学院新校舍授课。在徐州，我收到叶圣陶的信，问我下学期的
工作情况。他说，朱经农将出任光华大学校长，正在组织教师班子。希望我去光华当中
文系主任，托他写信征询。我收到圣陶的信后，觉得一时还无法决定。虽然我很想回上
海工作，但江苏学院能否同意，还未可知。因此，我就复信给圣陶，请他转达朱经农，
且待放暑假时回沪再说，好在只有一个多月了。
    七月中旬，我回上海遇到刘大杰，才知道他已决定就暨南大学校长李寿雍之聘，任
暨大文学院长。同时才知道江苏学院同事邹文海亦已决定为暨大教务长，周枬为法律系
主任，他们和李寿雍都是旧交，我又知道江苏学院院长戴克光本人也在活动换一个工作，
这样我自己就决定脱离江苏学院，由刘大杰、邹文海的推荐，接受了暨南大学的聘书。
这一决定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暨大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分配到一座大楼，作为教
师宿舍，我虽家在上海，但老家人口多，挤不下，要想把小家庭分出去。暨大庶务处在
大楼中分配给我二个房间，一西一东，便解决了我的居住问题。因此，我于七月三十一
到开明书店编辑部拜访圣陶，把我的情况告诉他，并请他代我向朱经农道歉。
    圣翁日记中所记的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它始终留下了一个谜，使我不解，我
和朱经农毫无关系，也没有见过，他为什么忽然看中我，要我去当中文系主任？起初我
以为是由于周予同或叶圣陶的推荐，但一问之后，才知并非如此。当时虽然各大学之间
消息灵通，但这件事却没有人说起，这个谜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始终无
法解释，甚至连这件事也早已忘了。
    最近，有一个朋友从青海来信告诉我：在新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信
中提到过我的名字。我和胡适也未曾有过关系，更未尝通信，这部书中怎么会有我的名
字？赶紧去把这部三厚册的《书信选》借来，果然在中卷第64页上看到一封朱经农致胡
适的信，内容是向胡适汇报中国公学情况的。其中有一段云：“文理科学长由党部推荐
李青崖主持，弟以其与君武先生感情素好，又为党部所推重，当可持中庸之态度。不期
其对杨鸿烈兄竟不能相容，其态度之狭隘令人失望。此次文理科教授变动最多，文史系
方面新请教员，大抵为文学研究会中人，如郑振铎、李石岑、孙俍工、施蛰存等，也还
过得去。……其组织最弱者为法科之政治经济系，将来若有问题，必从此系发生，叶秋
原为系主任，已觉平常，教授亦无出色者，学生甚盼一涵回来，然一涵决不肯来……”
    我看到这封信，才恍然大悟，解决了一九四六年的谜。原来中国公学的这一件事，
我也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没有这封信的帮助，连回忆都无法追寻了。
    这是在一九三一年春，我在办水沫书店。李青崖来邀我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担任文预
科的国文课教员，每周去二次，每次上课二小时。当时我以为李青崖只是新任国文系主
任，却不知道他还是文理科学长。我在水沫书店的编辑工作，是半雇员，半朋友义务，
每月支取的生活费不到一百元，正想在上海找个固定的副业，以贴补生活，李青崖答应
我每教时三元的薪给，对我不无小补，我就答应下来。过了几天，他送来了一份聘书：
写明聘请我为预科兼任教授，没有任课时数及薪给数，由校长马君武署名签发。算来这
大约是一九三一年三月间的事。
    我原来只是个中学教师，没有教过大学生，到中国公学上课，教的是大学预科一年
级生，只等于现在的高中二年级，上国文课也并不感到困难。在每次到校上课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学校已闹过几次学潮，李青崖进中国公学后，解聘了国文系教授杨鸿烈，马
宗霍，他们都是胡适当校长时聘请来的，学生也都满意。李青崖突然解聘了这二位；拉
进了自己的朋友，学生中颇有波动。我莫名其妙的成为李青崖的私人。马宗霍被解聘后，
拂袖而去。杨鸿烈的表现很不好，他住在校舍中，硬是不肯迁出，还大骂李青崖，弄得
很僵。叶秋原是我的朋友，杭州人，新从美国得了一个社会学硕士学位回来。李青崖请
叶秋原来代替高一涵，当然比不上，学生听过高一涵的课，再听叶秋原的课，当然会感
到“平常”。
    我到中国公学上课不到三星期，学潮又起，不过我并不清楚其中党派斗争的真相，
只是有好几次去上课，都碰上学生罢课，听听学生的控诉，显然有“拥马”和“倒马”
二派。
    大约马君武校长此时已不到校，我也没有机会见到他。
    我在中国公学任课，勉强维持到六月，学潮未平息，提前放暑假，于是结束了我的
教学任务。马君武、李青崖都下了台，下学期学校也不请我了。
    朱经农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正是我在中国公学兼课的时候；这时他已
就任中国公学副校长之职，马君武已去，李青崖仍在。正校长邵力子，是挂名的。胡适
是中国公学董事长，所以朱经农常有信给胡适。汇报中国公学情况。《书信选》中朱经
农给胡适的信，关于中国公学的，不止一封，我在这些信中，才知道当年中国公学的内
幕，这些情况，当时都一点也不知道。
    朱经农对李青崖很不满意，在这封信中却提到我，和郑振铎、孙俍工、李石岑一起，
许为“也还过得去”的教员，可见他对我们四人，并不因为是李青崖的私人而有所歧视。
不过，对于郑振铎、李石岑、孙俍工三位，“也还过得去”的评价似乎太低了。至于我，
自己知道，作为初出茅庐的大学教师，确是刚刚及格而已。
    十六年之后，朱经农还想请我去担任光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可知他对我一直在注意，
认为从前那个“过得去”的教员可以当系主任了。但是我始终没有见过朱经农的面，也
绝不知道这些情况。直到最近几天接连看到叶圣陶的日记和朱经农给胡适的信，这个谜
才得到解释。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知己朋友，确是难得，平时最相熟的朋友，
也未必就是知己，素不相识的人，更不易成为知己。朱经农从来没有在我的师友之列，
可是，他关心了我十六年之久，我却绝不知道，直到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才明白过来，
我岂能没有知己之感，可惜我感得太迟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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