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的译外国诗，和他的创作新诗，几乎是同时开始。一九二五年秋季，他入震
旦大学读法文，在樊国栋神父的指导下，他读了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法国诗人的诗。
中国古典诗和法国浪漫派诗对他都有影响，于是他一边创作诗，一边译诗。雨果的《良
心》，恐怕是他留存的一首最早的译诗。但这里印出来的译文，已是经过了多次修改，
不是最初的文本了。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望舒、杜衡，都隐迹在我松江家里的小楼上。
日久闲居无事，就以译书为消遣。望舒译成了沙多布易昂的《阿达拉》和《核耐》，杜
衡译成了法郎士的《黛丝》。这两部译稿，后来都由开明书店印行。在译长篇作品的过
程中，有时觉得厌烦，就利用一些零碎时间，从事译诗。当时，郁达夫在《创造季刊》
上介绍了英国诗人欧奈思特·道生的诗歌，恰巧商务印书馆西书部新到了《近代丛书》
本的《道生诗集》，望舒就去买来了一本，正值傅东华译出了道生的诗剧《参情梦》，
这个译本，不能使人满意，望舒就倡议与杜衡合译。不到三个月，他们把道生的全部诗
歌及诗剧都译出了。这部译稿，题名《道生诗歌全集》，由杜衡抄写，当时竟无法出版，
一直保存在望舒箧中。望舒逝世后，归我保存，居然至今还在。望舒曾将他的译作在刊
物上发表过二首。这回我编集他的译诗，想从稿本上增补几首，却发现稿本上每诗之下，
没有分别注明译者，多数诗都无法分辨是望舒的译文还是杜衡的译文，因此，我只能拣
我记得的望舒译文增补了三首。
    望舒和杜衡译成道生诗集的时候，冯雪峰从北京来，也暂住在我的小楼上。雪峰很
喜爱日本诗人石川啄木的短歌，看到他们热中于译诗，也鼓起兴致来译石川啄木。但他
的翻译工作，主要是苏联文艺理论和苏联诗歌。雪峰对道生诗集持批判态度，说望舒他
们浪费时间。这部诗稿之所以终于不想拿出来求出版，和雪峰的意见也不无关系。
    在雪峰的影响下，我们四人曾合作选译过一部《新俄诗选》，雪峰从日文译，望舒
从法文译，我和杜衡从英文译。这部译稿，也没有出版，只有雪峰译的一部分，后来由
望舒编集，题名《流冰》，在水沫书店印出。
    望舒在震旦大学时，还译过一些法国象征派的诗。这些诗，法国神父是禁止学生阅
读的。一切文学作品，越是被禁止的，青年人就越是要千方百计去找来看。望舒在神父
的课堂里读拉马丁、缪塞，在枕头底下却埋藏着魏尔伦和波特莱尔。他终于抛开了浪漫
派，倾向了象征派。但是，魏尔伦和波特莱尔对他也没有多久的吸引力，他最后还是选
中了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到了法国之后，兴趣又先后转到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现
代诗人。
    近两年来，我在搜集望舒的遗著，对他的译诗，也在随见随抄。湖南人民出版社将
要出版“诗苑译林”丛书，要我编一本望舒译诗集。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我乐于
尽一分绵力。因此，把我抄得的望舒译诗，编为一卷。另外，望舒曾把他译的波特莱尔
的《恶之花》，在一九四七年印过一个单行本，题名《恶之花掇英》，现在亦收进去，
作为第二卷。望舒逝世后，我曾整理他的遗稿《洛尔迦诗抄》，一九五六年由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印行。此书绝版已久，现在亦全部收入，作为第三卷。这样，我所能收集到
的望舒译诗，已尽于此。
    望舒遗物中有一个硬面抄本，写满了他的译诗稿，其中有已发表过的，亦有未发表
过的，大多是法国后期象征派的诗。这个抄本，我于一九六二年交给徐迟同志，托他编
望舒译诗集。徐迟把此本带去武汉，荏苒数年，没有编成，而“文化大革命”掀起，这
个抄本和徐迟自己的书籍文稿一起损失了。一九四○年，我在香港，看到望舒书桌上有
一本译诗稿《西班牙反法西斯谣曲选》。望舒说，准备印一个单行本。后来亦未见有此
书印出。在他的遗稿中，有半篇《跋西班牙抗战谣曲选》，仅四百字的稿纸一页，还失
去了四五行。但由此可知这部谣曲选收诗二十首，大概就是《反法西斯谣曲选》的改名。
我在《顶点》中抄得《西班牙抗战谣曲抄》五首，应当就是这个集子中的四分之一，但
其余的十五首却不能知其踪迹了。此外，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九年间，望舒在香港报刊
上发表过不少杂文及译诗，用了许多笔名。这些文字，我还无法收集。这样看来，大约
还有几十首译诗可以增补，如果能够访得的话。
    望舒译诗的过程，正是他创作诗的过程。译道生、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
的时候；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体的时候。后来，在四
十年代译《恶之花》的时候，他的创作诗也用起脚韵来了。此中消息，对望舒创作诗的
研究者，也许有一点参考价值。据我的猜测，对于新诗要不要用韵的问题，望舒对自己
在三十年代所宣告的观点，恐怕是有些自我否定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
    转载请保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