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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指：将痛苦变成诗篇
福利院中的食指
１７岁的食指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赴山西插队的食指（中）在北京站。是日，他创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本报记者 杨 子
●食指，原名郭路生，著名诗人，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小学开始热爱诗歌，２０岁时写的名作《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阿城插队内蒙古时托人抄录了食指的全部诗作；陈凯歌考电影学院时曾朗诵食指的《写在朋友结婚的时候》。１９７３年食指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入北医三院就医。出院后继续写作。１９９０年至今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接受治疗。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与已故诗人海子共同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著有诗集《相信未来》、《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诗探索金库·食指卷》、《食指的诗》。
出租车在烈日暴晒的京昌高速公路上开了好大一会儿，才来到昌平县沙河镇。路边看不到第三福利院的标志牌。沿着一条狭窄的危桥走进去（桥下是一条污染得漆黑的河，河边是因污染而分外茂盛的青草），不远处，一道围墙围住的地方，就是第三福利院了。病房掩映在绿树之中。走了好一会儿都没见到一个人。一只大鸟在很近的空中叫，既不悲伤也不快活。很快，在树木后边看到了晃动的身影，是一些女病人在悄无声息地晾晒衣服。
食指（郭路生）所在的第二病区是一幢小楼的第二层。走廊尽头的那间屋子是他们看电视和聊天的地方。当我们出现的时候，一屋子的人好像谁都知道我们是来找郭路生的。但他们可能谁也不知道这个和他们朝夕相处、为大家擦了七年楼道、洗了七年碗、和他们一样是疯子的病友是个大诗人，在成名三十多年后，刚刚获得了人民文学的诗歌大奖。
食指从那一堆浅蓝色条纹病号服中出来了。一个年轻的大夫给我们找了一间办公室。
刚一坐下，食指就很突兀地说：“我想谈谈时尚的问题。我觉得时尚的问题一定要引起注意。这牵涉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时尚是短期的，泡沫的，是带有商业色彩的一种表面的东西，不是内在的。”
“你对这次获奖怎么看？”
“我觉得这奖主要是鼓励一种文人精神，也就是不讲时尚，纯朴一点，朴实一点，不要让人感觉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社会上应该保持一个正确的导向。奖励我主要是奖励一种文人精神，就是这些年来真正能坐冷板凳，真正静下心来在那儿写作，不浮躁，不为名利。真正的，不是假的，装门面的。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时，我说不希望炒作。有时候一些奖励和报道会把我给弄得很乱，不会像以前那么能静下心来。”
“社会上怎么议论你，你知道吗？”
“我把自己定位为疯子。我戴着一顶疯子的帽子，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爱怎么想怎么想，因为我是疯子。”
食指在一根烟抽到头的时候续上另一根烟，说话有点漏风，上边的一排牙已经没了一多半。“我的牙给医生看坏了，他给我钻劈了。”
少年天才
记：你最初是怎么爱上诗歌的？
郭：那是在小学。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抑扬顿挫和押韵。小时候，别的孩子都在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看苏联反特小说，我已经在看诗了，比如《给孩子们写的诗》，我能感觉到那种美。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也看不懂，还大段地抄袭，然后投稿。
记：你母亲对你也有一些影响吧。
郭：对。我妈妈给我读的诗很浅显，“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一读就懂。我觉得非常奇怪：怎么那么好？这种语言非常神奇。那是小学四五年级的事情。诗的美不是一般的。
记：你最早开始写诗是什么时候？
郭：小学四五年级。那时写打油诗，“鸟儿落在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老师阿姨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就这样写着玩。
记：最早被老师和周围人注意到你写得不错是什么时候？
郭：初中。那时一些同学就议论我，说这是个天才，都是女孩说的。
记：早年何其芳对你影响很大。
郭：对。我写这些诗的时候不知道诗的规律，我只知道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何其芳知道我写诗，就跟我讲，诗啊，是有格律的。
记：你喜欢他的《预言》吗？
郭：非常喜欢，它非常精巧。何其芳是非常健谈的一个老头，他跟我谈得特别多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他说那是大师。何其芳的《预言》显示了中国人心灵的那种精巧，感觉的细微。马雅可夫斯基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大气魄，粗野，有生命力。马雅可夫斯基比惠特曼要粗野多了。这就让我想到中国文人的生命力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有一种滔滔如江河的东西，而我们中国诗歌却像水乡一样。
记：我正要提到类似的问题。何其芳的诗歌有一种阴柔之美，比较唯美主义，你的诗歌很硬朗，很强大，在悲伤中透出一种力量，这和你的性格有关，还是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
郭：一方面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疯了。我跟贺敬之也很熟，贺敬之说过，说小郭的诗有风格，说一读就知道是你的诗。我就琢磨，我喜欢什么样的诗？什么是我所追求的？我记得李大钊的一句话，“从凄凉中看到悲壮
”，我最喜欢这个。我有这样的诗句，“身世如秋雨般凄凉，内心却落日般悲壮。”我追求这样的境界。
记：《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整个六十年代最震撼人心的作品。请谈谈当时的创作过程。
郭：送别人走的时候我也写诗，写完后就觉得不是自己要走的那种感觉。到我自己走的时候，我又写了一首，是在火车上写的。火车开动以后，跟一些朋友聊了聊天，到夜里我就找了一个很静的地方开始写诗。写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母亲缀衣扣的针线。我开始想了很多，写了很多。火车开动的时候不是有那么“咔嚓
”一下吗？就是那一下，一下子把我抓住了。
记：有人说这之前你写的送别歌是歌颂上山下乡的？
郭：因为我觉得必须锻炼。我写的是，“响起来了，响起来了，响起来了，车站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因为这是鼓励一个初步的儿童迈开步伐，走向光辉壮丽的人生。”
记：当时那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对你是不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郭：大开眼界。
记：这些黄皮书的诗人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谁？
郭：叶甫图申科。他的《娘子谷》并没有给我很大的震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没意义的孩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在这残酷年代，我曾经歌颂过自由。人们说我多大胆，不是我大胆，在这严酷的年代，普普通通的诚实便被称为大胆。”语言漂亮极了。我跟朋友们说了，他们都去找这首诗，都说找不着。
记：你们那代人都经历了时代的疾风暴雨，大家都有很多苦难和挫折，这些最终是否都成为你诗歌的一种养分？诗歌对你来说是一种释放或者说治疗吗？
郭：痛苦对于诗人是一种财富。而诗歌是释放和治疗。我内心的痛苦变为诗了，我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满足。诗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敏感，别人没有感觉到的地方，他敏感到了。一个景物，一件事物，在别人心里没有留下痕迹，在诗人那儿就有痕迹；第二点就是，痕迹积累多了，不把它表达出来，这个痕迹还积在我心里，非得把它写出来。
记：你第一次去见何其芳是什么样的情景？
郭：何京颉后来写文章说见我的那天何其芳特意换了衣裳，我不知道。有一天，何京颉说，去看看我爸爸。我说你爸爸是谁啊？她说我爸爸是何其芳。我一愣，因为中学课本里有他的诗。我就去了。那是夏天，我穿一条短裤，一件背心，像小孩一样。何京颉说我是写诗的。何其芳就请我喝红茶，叫他女儿多放点糖，说好喝。当时我还真不知道有红茶绿茶之分。何其芳是很温厚的一个老头。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字。字写得秀气极了！像女孩的字儿一样，又小又秀气。老头给我的《鱼儿三部曲》和《海洋三部曲》提过意见。一个很好的伯伯。没想到那么快就去世了。
记：在技巧上他对你帮助大吗？
郭：最大的帮助就是（教给了我）新格律诗，所以我后来写诗特别整齐。知青时代
记：戈小丽（翻译家戈宝权的女儿）说你在乡下给那些知青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时候，把他们念哭了。
郭：可能那时候没有反映那个时代的诗，并不是我的诗特别好，如果有个比较，我还不一定能成为佼佼者。没有人反映知识青年的心声。我是惟一写这些真实东西的人，所以他们印象特别深。这是特殊环境的产物。看了这本诗集（《食指的诗》）人们才知道，那个举着语录、喊着口号的不可思议的时代，还有那么多欢乐和苦恼，还有爱情。（多年以后）我的诗成了古董了，我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人们评价我的诗歌时，总说六十年代的那些，这么做我非常不满意。我疯了以后，七八十年代写的那些诗更有价值。
记：你把他们念哭了，这是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这是不是你对诗歌效果的一种追求？
郭：诗歌的力量就在于……当今这个社会，诗歌太不要脸了，诗歌已经太惨白了。
记：１９６９年，你在汾阳县杏花村挣了很多工分。山西农民好像很幽默，语言很生动，这种民间的东西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帮助？
郭：我在下乡前就认识贺敬之了。我给他念了我的诗，他一愣。他说要放在三十年代，这是好诗。问我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我说准备下乡去，去山西。他说好啊，山西民歌多，让我多学民歌，可以让语言更明快一些。我还到何其芳那儿找了很多民歌，何其芳不喜欢民歌，都让我拿走，我背了这么一摞子民歌到农村去看。所以我后来在乡下写了一些民歌体的诗歌，比如《窗花》：“地主窗上冰花在／俺家糊纸花不开／红纸巧手细剪裁／一朵窗花剪下来／／太阳一出乐开怀／温暖穷人心里揣／地主窗上冰花败／俺家窗花向阳开。”
记：你在农村的劳动对你后来的生活和写作是不是有很大影响？
郭：谢谢，我非常愿意谈这个问题。这让我终身受益。别人不理解。“伤痕文学”出现的时候，我就有意见。你才下去几年，才受那么点委屈，就在那儿喊，就有这样大的抱怨，这样大的不平。农民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是那样的环境，他们到哪儿去说这些话？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去改变农民的命运，改变农村的现实状况？因为农村的改变才真正是中国的改变。中国是个大农村，只有农村好了，城市才会好，国家才会形成良性循环。
记：“文革”开始以后，红卫兵运动很壮观，如火如荼的，但你的热情始终是在文学创作上。在《鱼儿三部曲》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你对当时的情势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忧虑。当人们都在随波逐流的时候，你怎么能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郭：文革前我就挨整，我已经看到这代人的命运了。鱼儿跳出水面，落在冰块上，它的前途是死，和这个冰块一起消亡，但它却看不到冰块的消亡。后来我又写出了《相信未来》，相信我们会战胜死亡，这已经进了一步了。我年轻，我能看到冰块消亡的那一天。
记：插队的时候你的诗已经传遍了所有有知青的地方，这真是个奇迹。
郭：所以有人说我的诗歌的版本是最多的，抄出各种各样的来。当时人们觉得那个社会沉闷得不得了，但那时也还是有希望有欢乐，有忧愁有哀伤，有爱情，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我现在想想，是这些打动了年轻人的心。为什么大家那么传抄我的东西，是因为那个时候社会上有些人朦朦胧胧有感觉，但不敢露出来。我把它写出来了。
记：江青是怎么看到《相信未来》的？
郭：这事我听好几个人说过。那是１９６９年，我下乡第二年回来，四三派的人回来聚会，要我去。我给他们背了几首诗。那些诗他们要走了一些，作为一个动态写进报告里，给了上边。有人说江青说，这是一个灰色的诗人。又有人说江青说“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你不歌颂文化大革命，不相信现在相信未来，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记：我们能不能说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８年的诗人郭路生是另一个郭路生？
郭：可以这样说。
记：这段时间你写了不少政治诗，尽管那些诗很形象，有特色，但它们总还是应景之作。
郭：我是要一辈子搞创作的，不发表东西怎么办？怎么活？明摆着的嘛！
记：就是说你还是需要社会的公开承认？
郭：对，对。咱们实话实说。贺敬之看到这些诗非常吃惊，专门找我，说写得不错。
记：实际上一些早年很优秀很有影响的诗人，包括何其芳、郭沫若在内，都写过这种应景之作，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而且你的那些诗中有纯真的激情。但你有没有想到它们在你的写作中也许是不那么重要的？
郭：不，不，很重要，那是我年轻时代的一种非常幼稚的、非常可爱的、想让社会承认的心情。比如《我们这一代》，我是很真诚地写的，“虽然还残留着／黑夜的痕迹／但黎明终归／还是黎明。”跟别人就是不一样，这还是我。“一轮火红的朝阳／突破了迷雾重重／升上了我们的双肩／那气势磅礴的山峰”，这还是我们这一代人啊。“我们健康，朴实，一身光明／就像早晨的露珠那样晶莹／但这绝不是一滴普通的露水／它用生命闪烁着太阳的光辉”，这不是很像我们这一代人吗？所以我并没有出我自己的那个格。我写这些怎么不正常了呢？在贺敬之表扬我之后，我去找了他，结果跟他吵起来了。
记：为什么？
郭：他让我学学政治，别那么歪，谈恋爱啊，喝酒啊，吸烟啊。在福利院
记：在福利院的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郭：苦，但是我学会了不发愁。在这里呆着使我健康，生活更实在，更扎实，更充满信心，更有力量，更有热情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这意思。“文革”那几年，我非常喜欢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我希望有更多有中国气派的作品出现。中国气派，我对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我就琢磨什么是中国气派。后来邓小平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就想到，只有中国特色，才有中国气派。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有一致的地方。我在这里考虑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要写文章。但这里条件太差。我得有一个创作的环境。
记：那你现在怎么写东西？
郭：这两年我就写了两首诗，苦死我了。（给我们念了一首２０００年４月创作的《青春逝去不复返》。）
记：你们几个人住一间屋？
郭：５个人。十三四个平米。
记：你的病友知不知道你是诗人？
郭：知道。
记：他们搞活动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朗诵诗歌？
郭：会。
记：你说不能写诗，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吧？
郭：没有一个环境。我不能在病区里写东西，得住在病区外边，因为我得熬夜写作，白天睡觉。我可以先买一些馒头花卷回来，睡醒了再吃。这儿（指病区）不行，吃完饭很快就得睡觉。我现在都是想起几个词儿，然后记到本子上。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记：不能到楼下，到外边的小花园里去写吗？
郭：下不去的。你出去了出事怎么办呢？
记：晒太阳怎么办呢？
郭：一大堆人一起去。
记：这些年都这样吗？
郭：十多年了。很多人不相信，说是神话，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写诗。我是疯子，我在我自己的王国里是国王。很多东西，我放下了，我自在了。我不求酒色财气，我把这些放下了，我就自在了。
记：你在这儿应该算轻的病人。但他们中会有一些重一点的病人，你和他们怎么相处呢？
郭：有一个５０多岁的老头，有一天我正在打水洗脸，他照着我的后脑勺给了我一棒子，“梆”的一声，棒子打折了一截。打了也就算了。后来这人自杀了。
记：你在农村插队时就非常吃苦耐劳，到了福利院也一直在擦洗楼道、洗盘子，这些活你做了多久？
郭：７年。每天擦两遍楼道，洗三次碗，以前没有消毒碗筷的时候一天洗六次碗。现在做不了了。（食指做过第二病区的区长）
记：是你自己要求做的吗？
郭：对。
记：那段时间写了不少东西？
郭：我写出了《人生舞台》等不少有价值的作品。
记：常回城里吗？
郭：几个月去一回。一般是夏天回去，冬天我回去过春节。
记：在这里平时有什么消遣呢？
郭：大家就是看电视。我不看，陪朋友聊天。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谈，有些看法水平很高，至少他们懂得老百姓的道理。
记：你在这里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郭：写出诗来。
记：你在这儿能听到贝多芬吗？
郭：听不到。公疗室有收音机，没有音响设备。那些歌，什么哥哥妹妹，谁听那个？贝多芬晚年的奏鸣曲很辉煌，很痛苦，也很超然。（前些年我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外国的音乐教授来讲学，为大使馆演奏，举办周末的小型音乐会，朋友通知我我就去。不要钱。那些大使和夫人们走进去，我就在边上呆着。我还托朋友带了两张贝多芬晚年的光盘，是１００多号（作品编号）以后的。听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
记：哪天你痊愈了，回到北京的闹市中，肯定会有很多人包围着你，你怎么办？
郭：现在也是啊，老有朋友来看我，请我吃饭。我觉得挺好的，跟大伙儿聚会，给他们念念诗，挺好的。但我觉得北京不是家，回到这儿才是家，因为我把自己定位成疯子，回北京只不过是跟大家交流交流，听听社会上有什么事儿。
记：你每次回城里，都注意些什么？你觉得现在的北京和你少年时代的北京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郭：那时更有人情味。
记：如果你出院了，你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有什么要求？
郭：没有。只需要一个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环境，只需要粗茶淡饭，没有过高的欲望。我觉得这里的粗茶淡饭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我没有高血脂、高血压这些富贵病。我的朋友刚跟我谈完，说你得改变改变环境啊。我也正愁着呢，怎么办呀，积累了那么多素材要写，又没有条件。前天民政部福利司的司长来了，他对我的诗也特感兴趣。我得静下心来，多熬夜，多读书，多写东西，多做点实事儿，因为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贴心地关切过我，所以我得用大量的精神成果来回报社会。
采访结束后，食指借了摄影师的手机给他父亲打电话。“６月２０号接我回家，我得去镶牙。牙不行，吃东西老吃不饱。”
我们从医生那儿打条子把他“借”出去拍照。面对镜头他偶尔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他告诉记者，他想用自己的稿费租个房子，因为他要写作。他想冒这个险。
我们送他回到第二病区。他问了两遍：“没让你们白来吧？”
道别后，他飞快地钻进餐厅。开饭时间过去了那么久，一定是饿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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