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至少要有人两口才能组成，最不济也要有猪一只。你看中国的“家”字，不是宝盖下
有个“豕”字吗？可是，我的家不但没有人两口，连猪都无半只。
    我的家中成员只有我独自一个，这样当然不能称为家了，可是十余年前是有一位同胞姊
姊同我同住，组成了别具一格的“姊妹家庭”。
    从民国２１年起，即我任教国立武汉大学的第二年，我将家姊淑孟女士接来武汉，在那
山光水色、风景秀丽的珞珈山住下，一住便是七年。对日全面抗战发生，我们随校迁四川乐
山，一住又是九年，那段岁月非常清苦，但当时姊妹两个年龄还不算顶老，还能撑住下来。
胜利后迁回珞珈，首尾三年。民国３７年赴沪小住，数月后，适香港真理学会来函聘我去当
编辑，遂赴港，家姊只好随其身在海军的次子到台湾去了。我在学会任职一年，因想到欧洲
搜寻解决屈赋难题的资料，再度赴法。过了两年，资斧告竭，有人介绍回台湾教书，遂返台
任职于台北的省立师范学院。学校以我无家，“姊妹家庭”又不算数，不配我住宅，只让我
住在单身教职员宿舍里，家姊当然不能来，来了也无她容身之地。（民国）４５年，台南的
成功大学改制成立，聘我去教书，我以分配住宅为条件，居然配有一幢，便是今日我安身东
宁路的住宅。
    我将家姊自左营接来，“姊妹家庭”又告恢复。计算家姊和我未嫁前者不算，嫁后共同
生活者前后共３２年，也算长久了。
    家姊和我同住时，料理我的饮食起居，无微不至。我若偶有病痛，她煎药奉汤，一夕数
起。亲手为我补缀破绽，缝制内衣裤，替我收拾随手搁置的物件，那种细心熨贴，温意煦妪
的事，要说说不完，要形容也无法形容得够，她把我宠得像个慈母膝下的骄子，故我常说她
是我“第二慈亲”。
    她替我管家，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把那时一般教书匠微薄的薪俸运用得绰绰有余，使
我免除内顾之忧，得以专心教学，暇时并能创作文艺，研究学术，我今自能得在文坛学苑稍
有成就者，皆属家姊之遗泽，其恩其德，实令人难忘。
    家姊爱洁成僻，我们初来台南，雇女佣也还算容易，她每日监督工人洒扫房屋，擦拭家
具，把个家收拾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令人置身其间，神清气爽。花晨月夕，姊妹二人清
茶一盏，对坐窗前，闲话家常，纵谈往事，一种骨肉深情沦肌浃髓，其乐又是无极！
    不幸民国６１年，家姊因病长逝，我的“姊妹家庭”也就从此溃灭。她逝世至今已有１
４年，我每夜做梦，若醒而能记得者，总有她的影子在活动，其声音笑貌，一如往昔，而梦
中总不知她已死。想家姊手足情深，知道我想念她，故特来梦中相慰，又不让我知道她已为
异物，免我悲痛与小小的不自然惊吓之情，才这样的吧？
    我常想，若家姊尚在应该多好。可是家姊大我５岁，健康一向不如我。我现在已耳聋眼
花，双脚无力，每一行动，总想有人扶持我一把，家姊若在，其龙钟衰迈之状当更甚于我。
我今已自顾不暇，还能照料她吗？则她之先我而去，对她而言，未始不是好事。况我在世也
无多日了，可与家姊在另一世界相聚的时期屈指可待，现在过一天挨一天算了。选自《时报
周刊》第４５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