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还说苏青“实在是伟大的”。这话用在王安忆身上，其实还是不会错得太多去的。王安忆的伟大在于她对上海顽强的书写。她紧紧地抓住上海，这个或许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魅力的城市，竭力要变成它的记录人和传言者。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或者说，王安忆想象中的上海是成格式的，有着固定的象征物和表现形态。比如说：淮海路上的女孩。

　　妹头，又是一个“淮海路上的女孩”。《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也是淮海路上的女孩。那本书里，王安忆是把王琦瑶当成是上海的城市精神的象征，而妹头显然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使命。王琦瑶是个美人，妹头不过是薄有姿色。王琦瑶的聪明过人、雅致周到，到了妹头这里只剩下点世俗生活的精明。样样打了折扣，连书的厚度都只剩下了小半，但我们仍然不妨将《妹头》看作是《长恨歌》的某种延续，是王安忆“上海往事”系列中的一部。

　　王安忆的特长是写琐碎生活，《长恨歌》还有惊世骇俗的一面，毕竟王琦瑶当过“上海小姐”，不是凡人。妹头从名字开始就是个生活化的典型，整个故事又是司空见惯的青梅竹马加别恋离婚。这一次王安忆是过足了一把瘾。从前遮遮掩掩的琐碎生活总还借一点传奇的幻丽来点染润色。如今的王安忆放开了手脚，大大方方地写弄堂里的无是无非。

　　可这么一放，她的伎俩也就使完了。雯雯系列的矛盾冲突，三恋的“解放”，《米尼》的慧黠，到了《妹头》都消失殆尽了。剩下一点似曾相识的只有王安忆自己的回忆碎片。小说后附的散文《死生契阔，与子相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妹头》中，王安忆似乎已经放弃了一个小说家的权利，我指的是按照生活虚构和让人惊奇地叙述的权利，转而用一种淡远的笔调抒写有些过早降临的怀旧情怀。

　　倘真是这样，也就罢了。让王安忆津津于革命岁月的弄堂回忆中，也不失为一份逼真而有趣的记录。偏偏王安忆并不甘心于此，她的“巴尔扎克冲动”自《长恨歌》后就未曾止歇，作一个城市的书记官吧，她的内心一定是如此期许。不只妹头，还有小白、小白阿娘，薛雅琴，都是作为一种符号出现，似乎是代表着这个或那个时代的类型化角色。这篇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没有什么个性特色，甚至场景，早上排队买油条，宁式眠床上的交欢，似乎都带有一股程式化的气味，只有明白她们都是在为“叙述上海”的目的服务，才能理解王安忆为什么要用一种“新写实”的姿态来写作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故事。

　　书中附的另一篇散文《寻找上海》可以作为参照的文本。王安忆充满感情地追忆着记忆里的上海，最终却按捺不住地滑向了一种“大叙事”。她抱怨着“上海”的消失：单一化，过于光鲜，连方言也在向北京话靠拢，变得可以注音了……但当她坐在1987年香港的丽晶酒店里，才蓦然看见了“上海的面目”：“灯光明亮地镶嵌在漆黑的海天之间。这真是海上奇观，蛮荒之中的似锦繁华，是文明的传奇。”到处都是上海，只要那是一幅文明传奇的面孔，但上海又是那样的独一无二，就像淮海路上的那么多的女孩子，来来去去，在小白眼里，都是他熟悉的，而被他关注的只有妹头的脸，“是他说不出哪一种类的，可却无法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