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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学
——读王安忆的《心灵世界》
戴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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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开了一学期课，讲“小说到底是什么”，这一学期课的讲稿现在变成一册书，书名取做《心灵世界》。前年，我在《上海文学》等杂志上偶然读到这本书的部分章节，那时候它们便引起我的注意，我有些好奇，作为一个小说家，她怎样在课堂上讲小说？
之所以有这个兴趣，是因为长久以来，从事文学这一职业的，基本上分成了两摊子人，一摊子专管写，俗话叫创作，一摊子专管评，又号称研究，而在大学里，由于有“不为培养诗人小说家，只为培养文学研究者”的明确口号，不用说，更是加深了研究者与创作者之间的隔膜。今日大学的讲坛，已经很少有具备创作经验的教师了，而按照现有的教科书和教学方式，说得严重一点，文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正在日益失去它的文学性——或者抽象为高深莫测然而枯燥教条的理论，或者沦落为适于记诵然而形同衣冠的知识。无论中外，无论古今，无论什么样的作品，课堂上听到的，似乎永远都是那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老话，那几刀不见肉也不见血的标准化切割，那几条颠扑不破不说也罢的规律，和那几句不痛不痒顶多隔靴搔痒的官话。板起面孔教训的，虚情假意敷衍的，洋洋洒洒一大篇看到底却没有一句着实的，想方设法取悦于人而出语低俗格调卑下的，不但在课堂上，就是在专门的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文章里，甚至在以文学鉴赏为名目的出版物中，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我们好像越来越丧失了阅读文学的能力，在那些活泼生动、变化万端的文学作品面前，我们好像感觉迟钝而又心力衰竭，苍白单调的理论和千篇一律的说辞，麻木了我们柔软和富于弹性的文学触觉，更可畏惧的，是在某一种绝对理性的支配下，我们不知不觉地站到文学的对面。
说到底，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语境里边，养成了所谓文学研究的习惯，并且日复一日不由得不跟着惯性走的，这自然使我对王安忆的讲稿抱了一种期望。恰好被王安忆选中的小说，都是比较为人熟知特别是为我这一代人熟知的，像《心灵史》，像《复活》，像《呼啸山庄》和《百年孤独》等，这给阅读带来了很多方便，事实上也正由于对这些小说的熟悉，使我很快意识到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到底是有点不同凡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并不从通行的文学概念入手，也不遵照早被人视之为当然的分析逻辑，她是先用自己个人化的感觉，触及将要进入分析视野的小说，只在自己的感性光照之下，沿着那些小说的肌里，耐心地将它们剥笋般地剥开来，一层层剥到芯芯里边，当然，她那支特别擅长写故事写人物写场面，总能曲尽其妙的小说家的笔，也恰到好处地帮助了她的感性的延伸，往往是那些被分析的小说，在她的解说过程中，又还原成为一个小说，借用她在讲稿里解释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的关系，最喜欢打的一个比方，便可以说是当她把人家小说的房子拆成砖，顺手就再砌了一座小说的房子。以这样的方式教学——虽然我不知道王安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讲、讲课的效果又如何——等于是把小说原汁原味地送给了学生，我想，它的好处至少是不会让学生读小说读到最后，只拣到思想纲要或索隐系年一般的硬骨头。
王安忆也许还不能满足我们文学课堂上所有的需要，但这不妨碍她给我们以聪明的启示，现在，当我看到这些讲稿的全部，又进一步了解到原先所感觉到的王安忆的那种独特的感性，其实也是有她自己的理性为根基的。她在第一讲中就告诉我们，文学绝不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反应或翻版，文学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这是她的很强的一个理念，整整十三讲，每一讲都是在强调亦可以说是在精心地围绕着这一点。她说，小说是描述心灵世界的，这才是文学的本质，我相信，她这样规定文学的本质，这样强调小说的脱现实性，是有她的道理的，因为有道理，也不怕轮到别人的时候，再给文学下出一个别的定义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我以为王安忆特别看重的是，第一，她要尽可能瓦解文学是意识形态工具的观念，第二，她要瓦解小说的集体话语意识，这就是她的道理所在，是这十三篇讲稿的核心，而我也以为恰是在今天，她的这一想法真正地切中了要害。
所以，我特别赞同她在第一讲里所做的，在给小说以明确的定义之前，从“小说不是什么”讲起。我有一种感觉，对应于现在的文学教学和文学评论及研究状况，把小说定义为什么，或者说把文学定义为什么，也许还不是那么迫切需要做的事，就像沈约当年以八病的形式，从反面对诗歌加以声律上的限制一样，它的相对的宽松程度和包容性，对于诗歌本身来说，比之后来严格的唐律，未必就不好。肯定固然重要，可是否定却更能够促人反思，尤其当文学已经非常地意识形态化、非常地体制化的时候，以一种瓦解的姿态，首先令文学重新回到文学的位置，令人们对于文学的感性得以恢复，得以自然蓬勃地生长，大概正是必须要经过的步骤。
（王安忆《心灵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 9 9
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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