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新作大批判

　　作者：十三月 　　2000年12月3日 

　　在纸上营建一个旧上海---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妹头》《富萍》

　　王安忆说，上海是一个大的舞台，那儿上演着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我还没有写玩。王安忆并不掩饰自己要以写作来记录上海旧日的迷人风情描绘上海过往的时代风云的冲动，从《长恨歌》到《妹头》，到一系列有关的散文随笔，再到最近完成的长篇《富萍》，王安忆一直沉迷于在纸上营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旧上海。

　　王安忆对作为实实在在的亮丽景观而炫耀于世的上海不感兴趣，她不是在为来上海的观光客们写参观指南，一如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和《上海的金枝玉叶》中所做的那样。王安忆演绎的其实是一个存活在自己记忆和想象中的上海，她要循着时代风云的蛛丝马迹去探寻历史，凭丰富的想象力复原上海作为一座历史大舞台的旧貌，用自己的笔在纸上营建一个具有文本意义的迷离旧梦中的上海，一如她所推崇的雨果之于《巴黎圣母院》。

　　从《长恨歌》、《妹头》、到《富萍》一路走下来，旧上海在王安忆的笔下已颇具宽宏广袤的整体雏形，从三四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的时间跨度所赋予上海这座城市的丰富内涵，给了王安忆充分的书写空间。然而如此执著于对同一座城市的反复书写，虽然永远都可能会言之有物，但对于写作者创造性功力的要求却是无法回避的挑战。从这三部作品所给人的粗略印象来看，王安忆的写作状态似乎是越来越得心应手越来越驾轻就熟；然而如果从比较的角度通读这三部发表时间先后不一的作品，则无法掩盖的一个事实就是王安忆最终并没有超越自己，反复书写的真相则是：王安忆逐渐在把这种对于旧上海时代风情的翻版式的写作演变成一项规模宏大的营建工程；而她得心应手和驾轻就熟的写作状态却正是得益于这种工程型写作所带来的创作手法的程式化。

　　具体到王安忆的这三部作品来分析，她营建旧上海的开篇第一步是先搭建一个特定的演出场景，弄堂、阁楼、片场、大世界、棚户区、租界洋房等挂着旧上海特色标签的场所，再加上一段特定的历史时代，就几乎接近了王安忆对于所营建上海的大致构想；在这一构想里甚至可以取消掉人的存在，因为王安忆说过，她要写的其实就是一个城市的故事，人物的出现只不过是为了给这座城市代言。所以在作品中王安忆格外注重对特定场景的描述，尤其是作为女性写作者的王安忆甚至对这类场景描写有着天生的热衷，敏锐观察力和敏捷的才思使得她的笔力可以渗透到场景之中的任何细微之处。写一条弄堂，她能从位于石窟门、新东区和旧西区弄堂的形形种种，写到弄堂前门后窗阳台晒台的结构功用以及其屋顶弄底路面的性感特征，及至弄堂房顶老虎天窗精雕细琢的窗扇、细功细排的屋瓦，再到晒台矮墙上脱落的水泥，外露的锈红色的砖以及山墙上的裂缝、裂缝里倒长的绿色的草------。王安忆不仅对此类场景描写从不吝惜笔墨，甚至有时还会把大段大段关于上海风土人情的描述和议论强行插入故事情节发展的进程。王安忆这样做其实是有着她的深意的，她不需要用人物出场就达到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在纸上亮出一个旧上海的标志性的大轮廓。《长恨歌》开头这一大段长达三四千字的对上海弄堂的细腻描述绝不仅仅是限于介绍一下王琦瑶的出身和家世，她是从一开始就提醒读者注意：看，这就是我要写的旧上海！

　　特定场景设立的另一层深意是把出场人物特定化。一个城市里的上百万人口虽然形形色色，但只要一被引入王安忆所设定的这一特定场景，他们就只剩下了一种身份：上海人，而且还是能以一当十代表了上海某一特定阶层的存在的上海人！不论你是十里洋场上红极一时的选美小姐，还是一辈子都在弄堂里摸爬滚打的妹头、阿娘，或者是在西区上等人家里作了几十年的扬州保姆，她们一出现在上海这个特定舞台上就已然被取消了其作为独立个人的存在，而成为某一类人的指代符号，上演着属于这一类人的悲欢离合，来充实上海旧梦的繁华或琐细。在《长恨歌》、《妹头》、《富萍》这三部小说里，王安忆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角色，如王琦瑶、蒋丽莉、妹头、奶奶、吕凤仙以及富萍等等。虽然她们性情各异，但却无一例外地肩负着代表与其同时代同身世同身份同职业的某一类人在舞台上发言的使命；而她们鲜明的个性则不过是对自己身上所盖的类型化烙印在某种程度上的深化而已。不要忘了这么一个事实：甚至连王安忆自己都在《长恨歌》里屡屡用复数来称代自己笔下的人物为“王琦瑶们”。

　　这些复数形式的特定人物在王安忆的作品里严格地按照自己类型化符号所指代的身份进行程式化的活动，她们的遭遇和命运不能构成独立的个人历史，在王安忆着力复制的上海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它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精彩细节而已。王琦瑶从弄堂走上选美的舞台，再走下来走到平安里的一间小屋，而屋里的客人则从资产阶级渐渐换成外币黄牛、长脚；奶奶、吕凤仙和孙达亮他们从乡下到上海的移民生涯和富萍在一个生活秩序已经相当完善，已经不太允许有外来人口进上海的时候，来到上海并对这个城市的融入；妹头和小白从弄堂里开始的青梅竹马的恋爱、婚外恋以及离婚等等------叙述和感喟这些人生际遇并不是王安忆的目的，她之所以把这些故事拉近到眼前来细数其枝梢末节，其实是为了展示这些故事背后改写着个人命运的上海时代变迁这一背景的宽宏和伟大，是为了给自己笔下所营建的旧日上海加一道装饰性的漂亮屏风。

　　王安忆依照上述流程创作的作品就象是同一主题的系列油画，每一张独幅画卷都会以其整体的恢宏气势和细节的精雕细琢给观摩者以震撼；然而当这系列作品同置于一壁时，风格的统一与技法的重复却使得它们更象是车间流水线上规范化作业的产物，刚才满目的宏伟一下子颓变为虚张声势，所有的画作却因为反复强调和反复书写同一个主题反而失去了灵魂。

　　不敢说王安忆在纸上所营建的上海是一个令人叹息的失败，但对比她在《纪实与虚构》的写作中曾得到过充分证明的创造能力，不能不说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尝试。令人不能忘怀的是，就是这同一个王安忆，曾在《纪实与虚构》中用雄浑的笔墨缔造一个自己母系家族的瑰丽神话，硬生生地在一片虚构的土壤中扎下一条历史的根并将其浇灌成文化的风景，以至当她为自己那部长篇小说冠以“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的副题时，并没有人认为她过于虚妄。

　　或许与家族神话可以无中生有的虚构性质不同，不论是作为一座发达的现代都市还是作为一段繁华的历史旧迹，上海本身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存在，所以它才会拒绝任何形式的虚构，包括王安忆在纸上一砖一瓦地刻意营建。不知道这样的解释，对王安忆会不会是个安慰？对于上海这座拥有近百年繁华与辉煌历史的都市，难道只有象陈丹燕那样仅仅作一个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摄影师，把大家公认的有参观价值的实在景观显形于笔下，只求以深入浅出的描绘给人留下浮光掠影的印象，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转贴出处：新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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