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灵魂的说话声
　　王彪

深处的暗与光
　　我相信我是个迟熟的人，而且执拗，在我开始尝试写作之后，我总对那些看起来似乎早已解决的问题苦思再三，比如缘何写作，写什么。我承认我至今仍未想透，但结果却已经有些不妙了，我陷进了一个坑，我跟人类生命和人性本体的一些问题纠缠不休。我期望回答这些东西，它们太让我着迷，且几年来一直给我以莫名的惊颤。在某种时候，我发现我竟然相似于往日不无幼稚的“问题小说家”，面对这个嘈杂的时代，我现在说我要解决问题了，我明白这很狂妄也很天真，我的言说可能不过是一个溺水者的呼喊，它将随风飘走，而我则将沉入水底。但我没有选择，因为对我来说那都是致命的问题啊！换言之，亦未尝不是人类必须直面的问题。
　　大约从小学到初中，也即１９６７—７５年这段时间，我坐在一间窗户没有玻璃的教室上课。玻璃原本应该有的，都被我的同学敲破了，他们喜欢听它碎裂的声音，几近爱好。冬日来临，寒风刺骨，我的周围响彻着清水鼻涕的抽吸声，始终不绝如缕。后来，学校在窗上又蒙上尼龙薄膜，它同样短命，先是出现几个大洞，没过几天它也干脆消失了，遗留下来很少一点残骸挂在窗架子上，成了瑟瑟飘扬的旗。校外响着游行和批斗会的叫喊，势如惊雷，迟钝的我在冻得发抖的不解中，竟也有了莫名的兴奋。人是多么奇怪的动物，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其实是并不憎恨那些怀有小小破坏欲的同学的，对于施加于美丽的玻璃们和尼龙膜们身上本能的暴行，我既是受害者，也是心理参与者。若干年后，它最终又成为我观望世界的第一道风景。
　　作为隐喻性的记忆，这段童年往事留给我一道切入心灵的伤口，让我久久不敢触摸。上大学时我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简直被吓坏了，伤痛重新笼罩了我，那段时间我虚弱得像个病人。此后我一直不敢去碰陀氏的作品，过了将近十余年，我才恢复勇气。我敢说我现在真正读懂了陀氏，这个病贫交迫的人忧伤的目光，既是人间又非人间的，爱与恨、罪与悲悯，他的所有声音都是人的挣扎，一边是茫茫黑暗，一边则通向光明。
　　大江健三郎曾用一句话作为他一本书的书名：洪水涌上我的灵魂。劫难也许是永久的，人的肉体可以逃避，灵魂却无法远离灭顶之灾，作家更是如此，他面临的挑战，永远来自人类的内心。
　　——还是看看深处的那些东西它们的存在，它们的冲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尖锐复杂。只要想想人的脆弱有时比人的勇敢还要强大，我们就没有理由感到轻松，人的本能，人性的缺陷从另一意义上造就了人类历史，它真切得让谁摸上去都为之颤栗。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这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仍然关注它的理由，实在是因为它太重要了，重要得让我感到无法绕过去。我只能继续开劈通往那个深处的路径，生、死、病、性，在一段时间里，它们是我作品里游荡不去的幽魂，我像《病孩》、《在屋顶飞翔》、《哀歌》里那个畏畏葸葸的小男孩一样，猝不及防地承担它们给予的苦难，我似乎要陷身其中，丝毫没有洞悉人类隐秘的快感，我所有的只是福克纳所说的“怜悯”，还有属于我自己的无奈与不尽的哀婉。我不知道那个小男孩长大后会怎样，《欲望》与《致命的模仿》或许是某种程度的承接，结果却越来越缠进原先的那个“结”里了。
　　从内心而言，我还没有绝望。我至今仍十分喜欢《大鲸上岸》中用磷光涂满自己小小身子的孩子。耶和华说，要有光。他就是我的光，我由此获得了自信并且向远处眺望的勇气，这个如鱼一样亮闪闪游走的孩子，多么像人类古老的荣耀啊！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面对电影与电视文化的侵入，小说的功能被人大大漠视了，这不是什么好事，但反过来，小说的“声音”却显得越来越重要。大江健三郎反覆说过，因为小说的虚构本质、想象能力和陌生化方法，使它可以于貌似绝对真理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于人们机械麻木的惯常感知与思维模式之外，发出另一种声音，从而提供另一条探索人的存在的可能途径。在我看来，大江健三郎是个惯于单刀直入的人物，他也是东方的异端，人为人与人的存在，最终被他赤裸裸的“声音”托出海面。
　　早在几年之前，余华就建立了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的“真实性原则”，即内心真实。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仍将继续有效，作为新文学时代的宣言，余华还相应构筑了精神内心的深度，从而使“先锋”穿越其文本的意义。
　　对我来说，我更感兴趣的是人心灵的可能性，它变幻出的五颜六色的光彩。人决不是奔向唯一目标的机器，在人性的根源上，正如保罗·蒂里希指出的“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物。”现实世界中，人可以什么也没发生，但他的心灵可能已经有什么发生了。心灵的可能就是人的存在，也就是人所经历的实在。“可能”在某种时候才是本质。如果这个假设一旦成立，我会感到我事实上将站在人性本源的某个窗口向外了望，并轻而易举地把握人类像云层一样四散和聚合的隐秘。
　　把可能的人变为存在的人，这正是我所看到的小说的力量，虚幻的真实叫出了声音，它高居于米兰·昆德拉所抱怨的“喧嚣不已的当代世界”之上，成为人走向人自身存在的通道。
　　从《复眼》、《致命的模仿》到《隐秘》，“可能”某种程度已成为我的现实，面向虚幻写作实际上是面向已存的实在写作。跟“白日梦”迥然不同，它不是梦中现实，而是“可能”等于现实，由此，我们才有希望逼视真正的人的存在。
　　小说的故事外壳给了“可能”以可能性，这是足够的自由，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内心的，什么外表的，人自身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小场景，故事不过演绎了人本体秘不可示的冲动，让它成为实在，这是小说注定的目标，而没有别的什么。作家之所以是胆大妄为之徒，他的魅力与使命也在这里。
　　佛语曰：树动？风动？答曰：心动。心动才是根源，它的所有态势指向人之本质，据此，我们可以从内心的可能性窥见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一种形而上学的描述——我相信，没有这种描述，人类将不能俯瞰和找到自己。

灵魂
　　对内心写作不一定就是对灵魂写作，两者的差别在今天显而易见。有人说，这是个展示行尸走肉的时代。疼痛犹如恍若隔世的烟云，遥远得让人无法追及。
　　没有灵魂的人，或者不用灵魂写作的人，我们确实见得太多了，他们是物质性而非精神性的，用余华的话说，两者的差异是“我想”和“我希望”之间的区别。谁都知道这世界出了毛病，但也仅仅归咎于是世界出了毛病，而不是“我”，不是灵魂，不是人之为人的本性。这是种软弱的态度，即使作出拥抱现实的姿势，同样是虚伪和矫饰的，它最终将背叛文学本身。
　　海德格尔说过：“时代的贫乏在于痛苦、死亡和爱情的本性没有显现。贫乏是自身贫乏。”几十年的小说制作，带来了大堆人物，但其中可能没有一个真正的灵魂。我们在忠于现实这条路上反反覆覆、搏搏杀杀这么久，客观真实已属了不起的胜绩，无暇也畏惧于直面另一种更巨大持久的伤痛，这自然是我们的不幸，但并不应该成为我们辩解的理由，在任何意义上说，作家的贫乏都是不可饶恕的。
　　我由衷地敬佩着张伟，为了他的《九月寓言》。那是土地的魂，也是人类饱经沧桑的魂，它教会我们受难与欢乐。一切都在艰难的生存中溶铸，沉重，因而更可怕，没有勇气我们是无法接近的。之后，还有余华的《活着》，还有北村的《卓玛的爱情》、《水土不服》，它们都是有灵魂的作品，都是超越肉体痛苦和庸常生活的作品，都是面向时代与人类存在必须作出回答的作品。它们的力量足以致命，不容任何人躲避。
　　死还是生？真正的灵魂从来对此作出选择，而且它永远处于这种高度紧张的极端，这才是人的意义。否则，生不如死。
　　但我不能不说，我现在的力量也许还难以承担，在《欲望》里，我曾试图肩负起两个因绝望挣扎着的灵魂给予我的重负，我甚至在某种程度做到了，可是很快浅尝辄止。这是件异常艰辛备受煎熬的工作，我只能寄希望于将来，像《欲望》中那对少年男女最终看见了磷光一样，那一刻，灵魂于是真的被命名，世界从此也开启了。

依然感触的伤痛
　　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远在福州的小说家北村和评论家谢有顺，透过话筒不断向我重复同一句话：“解决几个问题，哪怕毕生只一个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就足够了。”我感激他们的提示，在许多时候，在一些最重大的命题上，我知道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老托尔斯泰，也不过用尽心力就对付这么一两个问题。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能力，如果可能，他们可以解答成千上万的疑难，但他们宁愿作唯一抉择：即罪与拯救。我想这足以说明问题，除非我们自己害怕了，我们在恐惧中颤栗。据福克纳认为，恐惧从来不是人的美好品德，它简直算得上“最卑劣的情操”，作家应该“告诫自己：永远忘掉恐惧。”
　　然而，像命中注定的那样，“问题”或许是永世难以解决的，伤痛会依然存在，且触手可摸。劫难一旦开始，隐痛就无法消失。正如童年时代我在自己生长的一家乡村医院里感受到的那样，肉体的病会成为心灵的病，肉体的痛也会变为灵魂的痛。对人类来说，痊愈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改变的是它确实患了痼疾。
　　时至今日，现代人身上早已千疮百孔，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帝死了是他的第一道伤口，人死了是他的另一道伤口，而知识分子也死了则是他身上最深的伤口。很难想象，他的血会一直这样流下去，直至到死。人杀了他自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能了。
　　应该让小说的“隐痛”和“声音”走向人，能救人自己的，也只能是人自己。
　　事实上，有一个人已经这样做了。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冬夜，８３岁高龄的列夫·托尔斯泰弃家出走，他要在风雪茫茫的俄罗斯大地寻找他灵魂的安息，几天之后，他孤零零地死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车站，寒冷把他冻僵了，守护着他并为他哭泣的是他所不认识的人。但这无关紧要，最根本的是他真的找到了，他用生命与最后的决绝作了有关“人”的伟大注释。
　　这是他写的最好的作品，更是一则寓言，上帝死了，可是人还有这样的灵魂，所以人有生存下去的可能与必要。他因此而不死，列夫·托尔斯泰。
　　可以记住这个日子，现在。并以此开始我们的写作：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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