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化部长王蒙出现在南京大学师生面前的时候，放松地靠在椅子上，宽大的眼镜片后透出淡然和无惧，让人想到“不怒自威”这个词汇。在回答南大师生和记者的提问时，哪怕是把大家逗笑了，他也依然表情平淡，不动声色。最后，当师生们对他的话报以掌声时，他才流露出一丝笑意，说“我是南大的兼职教授，都是自己人，就免了吧”。以下是６月１４日、１５日他两次与南大师生和记者对话的主要内容。 

　　◆“评判当代文学跟风厉害，人云亦云” 

　　问：您对北京的现代文学馆印象如何？ 

　　答：我去看了，感到现代文学很难建馆，它不像建筑艺术是一种视觉艺术，很难展示。文学牵扯的学术问题多，排位是按社会地位定的，比如七位大师：鲁郭茅巴老曹冰，里面摆了已故者生前的办公室模样，摆了笔筒、墨水什么的。我要是活够９０岁，肯定能进去。（众人笑） 

　　问：您对现代当代文学持何看法？ 

　　答：我没研究，但我是读者，七位大师的作品我认真读过。我的感觉是这方面的研究，非文学的因素影响大，有的与党史交叉，刮风厉害，人云亦云。各说各的，跟风，感情用事。你说谁的作品好，我就说谁的毛病；谁大家不知道，就说他如何伟大。这时说这个好，那时说那个好，过了几天又揪出一个（作手势）说这个最好。（众人笑）中国人还喜欢作道德评价，一个作家气节如何，如文革中写过检讨、下过跪，这个作家人们就不屑。反之，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个作家就好。研究道德化，价值判断很轻率。 

　　问：１９６１年耶鲁大学编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夏志清主编的。夏志清说现代中国没有一部象样的小说，只有张爱玲的小说是出色的。您认为呢？ 

　　答：这方面有两个权威。一是周扬，人们唯周扬马首是瞻。他推崇左翼作家，冷落了很多人。后来有一个隐性权威夏志清，推崇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８０年代以前谁知道《围城》，南大有谁知道？我就不信了。 

　　张爱玲的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好读，但远远不能满足我。不怕你们笑话，我读过张资平，但以前不知道张爱玲。中国经历了这么多的变迁，再让我回到婆婆妈妈的时代，受不了。小说还是应该多种多样。 

　　现在的研究观点层出不穷，经不起考验。对某人的书，研究者发言者基本没读，但评得头头是道。你可以说他好说他坏，但要围着书转，否则不得要领，不知所云。日本、韩国的研究者会为一些细小的问题纠缠不休，比如谌容的谌怎么念。而在我们看来，谌字怎么念不会影响你拿硕士博士。 

　　研究者还喜欢说大话。比如我宣布要写什么，几年过去了，这期间只要我没犯事，人家就想不起来。可日本人会来问，某年你说过要写什么的，现在怎样了。你说日本人讨厌不讨厌？（众人笑）日本人整理我的作品和活动的情况，细到国内无人做到：你在哪发表的什么作品，什么版本，很细。 

　　说起现代文学，基本上是１９４９年以前的，那时的模式存在了一个时期。研究者好写，条条框框少。小说人物可以是革命者、地下党，也可以是一个疯子、傻子、吸毒者、土匪、性变态者，旧中国嘛，什么人都有。（众人笑）人物的活动：家族、家庭，一对男女爱了半天没爱成，封建专制。而怎么使社会主义的生活进入文学，使之审美化，变成审美的对象，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１９４９年后，大的家庭打乱了，和牛鬼蛇神在一起，和五七战士在一起，一年一个样。现在看“文革”恍如隔世。写社会主义的作品能够达成共识的微乎其微，几乎没有。百年百部，靠的都是前５０年。 

　　文学和作家的任务，不是对某个历史阶段和事件作鉴定，而是提供变化着的环境的一个证词，反映人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戏剧性悲剧性的变化。 

　　◆“卫慧的小说我看了几页就藏起来了” 

　　问：您对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怎么看？ 

　　答：棉棉的小说我没看过。卫慧的小说我看了几页就藏起来了，不敢再看了。我从小就不爱看这些，我心理有障碍。家里《金瓶梅》有好几个版本，我到６４岁才开始看，看不到几页搁下了，还是得藏起来。为什么呢？现在我孙子也有阅读能力了，我不希望他见了说：“哟，爷爷也看这个！”（众人大笑）问：当初王朔刚出道的时候，很多作家、评论家都对他很有看法，而您是支持他的。最近他专找名人开骂，您是怎么看待他的？ 

　　答：王朔的评论有王朔的特点，哪些是站得住的，哪些站不住，大伙儿自有公论。不过评金庸有一点站不住，他说金庸小说里的人见面说不上几句话就动手。那当然啦，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要光说话光谈恋爱，那不奔言情小说去了？ 

　　◆“作家、学者和干部，我的第一身分是革命者” 

　　问：您既是作家、学者，又曾经是我党的高级干部，这充满矛盾的三种身分，您是如何协调的，您最看重的是什么身分？ 

　　答：我的头一个身分是革命者，这一点不含糊。我１４岁入党，１５岁北平解放我就是干部。贾平凹有篇文章叫《我是农民》，我要写的话就是《我是革命者》。革命、共产主义是我自己选择的。一个革命者、社会的理想者，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说政治，党员的修养、权利和义务，那是我的童子功。我不是书斋型的知识分子。 

　　二，我是作家。我的性格使我不可能只当干部，我更适合当知识分子。当年戴上右派帽子以后，２０多年里，在新疆，我除了吃饭就是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我能用维吾尔语背下来。当部长时，我看《哭塔》戏，看到白蛇被塔镇压十多年，我哭得一塌糊涂，为白娘子和许仙。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很没风度。当年，优秀的知识分子大都选择了革命。作为作家，我的优势是历史和政治，你让我写个人经历，你让我脱衣用皮肤写作，我做不到。我平时穿干部装，喜欢游泳，但最少要穿游泳裤，再往深里我下不了手。（众人笑）革命者和作家的矛盾冲突造就了我。 

　　三，我是南大的兼职教授，我自认没有辱没它。我真正的学历只念到高中一年级，高中肄业。但我自学的这些东西，都敢拿出来练练摊，古典也好，现代也好。 

　　问：您曾任文化部长，这一职务对您的写作生活有什么重大影响？ 

　　答：当部长事情比较多，这就占据了当作家的写作时间。再说我这个人有比较多的缺点，作家有的，像敏感啊，容易感情用事啊，等等，不适合当干部。看《哭塔》时，我当时已经非常明确，我这部长不能再当了。 

　　◆“有人说现在没有大悲壮大痛苦了，你给我悲壮痛苦一下？站着说话腰不疼！” 

　　问：有人说您聪明，有人说您贫嘴，您对此怎么看？ 

　　答：鲁迅的大愤怒大燃烧大痛苦现在缺乏，值得深思。鲁迅生活在旧社会土崩瓦解的前期，激进敏锐的知识分子期待熊熊烈火、风雨雷电，呼唤暴力革命和大地震。鲁迅发出了那个时期的最强音。有人以鲁迅为榜样，认为现在的作家全是王八蛋，开什么玩笑！有人呼唤现在中国也“烧杀”：让那些庸才发抖吧，让凡夫俗子见鬼去吧！这是走错了门！（语调提高）这样可以显得很崇高伟大，如我在这用嘶哑的嗓子，眼睛红红的？开什么玩笑，什么年头了！有些调子高的文章难以为继，作者写完后应当在身上绑２０个手榴弹，在废墟上建立我们的花园。有人说现在没有大悲壮大痛苦了，你给我悲壮痛苦一下？站着说话腰不疼！ 

　　问：您给“布老虎”丛书写书，是否向俗文化方向拓宽路子？ 

　　答：除了题目《暗杀３３２２》，还是自己的写法。不必一律反感俗，好莱坞有的还是好看的，金庸的小说挺热闹挺解闷的。 

　　问：您是否注意别人批评您的文章？答：对别人批评我的作品，我很少表示态度。绝大多数是善良的，但有一点我不满意，很少有整体性的批评，多是抓住我的一点。有的人看了我的意识流小说就说我食洋不化，看我的红学研究文章说我是诗意文人，看我的“老王系列”说我在论道学禅，有人说我和王朔一样是调侃派，“调侃”对我太不够用了。 

　　◆“我只是个文化蚯蚓” 

　　问：现在好些读者都不爱看长篇小说，他们更热衷于看小小说。您觉得文学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答：我长、中、短都喜欢。我在《万象》上连载的《笑而不答》，每则才二三百字。但“季节系列”却有１３０万字，这对读者非常抱歉。好在中国人口非常多，就算是极小的比例，也能出版个两万多本吧。将来的文学方向，应该是长的短的都有人在读，文学毕竟不是文件。 

　　问：钱钟书甚至认为《阿Ｑ正传》也写得太长了，您觉得呢？ 

　　答：是否长的作品就没有价值，这不好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很长的啊。因为很多长篇小说我都没看完，没看完就不好说。作品的价值与作品的篇幅不完全相等，这是对的。所有的短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野草》，还有契可夫、残雪的短篇小说，都很好。残雪的作品中充满了怪诞，如果是短篇，是能让人思考和回味的，但若要把它写成长篇，那种老是压着你的感觉就让人受不了。至于《阿Ｑ正传》是否写得太长，那只有钱钟书这样的文化昆仑才敢讲，我只是文化蚯蚓。 

　　问：您最近一些作品好像对生命的本源问题写得比较多，这是否与年龄有关？ 

　　答：我在所有的作品中对人生的各种问题都有思索。我今年６６岁，好像还没进入专门思考老、死的阶段。有一回我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有一位要人在台上用很严厉的口气说话。人们注意到一个细节：他胸前的领带上染了吃饭时留下的汤印。他本来是面目严肃的，这么一下，与人缩短了距离，变成了一个审美的对象，让人产生了亲切感：老矣！说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众人笑）假如下次我的领带上有汤印，你们就宽容我，别让我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