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漓江出版社的好意，约我出一个自选集。我略加考虑，欣然同意了。因为，一则我出
过的书市面上已经售缺，好些读者来信问哪里可以买到，有一个新的选集，可以满足他们的
要求；二则，把不同体裁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对想要较全面地了解我的读者和研究者方便一
些，省得到处去搜罗。
自选集包括少量的诗，不多的散文，主要的还是短篇小说。评论文章未收入，因为前些
时刚刚编了一本《晚翠文谈》，交给了浙江出版社，手里没有存稿。
我年轻时写过诗，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写。我对于诗只有一点很简单的想法。一个是希望
能吸收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新诗本是外来形式，自然要吸收外国的，——西方的影响）。
一个是最好要讲一点韵律。诗的语言总要有一点音乐性，这样才便于记诵，不能和散文完全
一样。
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间发议论，也是夹叙夹议。我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
烁着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我也很少写纯
粹的抒情散文。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
己有点不好意思。我读了一些散文，觉得有点感伤主义。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
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
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
式。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长篇小说当然不是篇幅很长的小说，
也不是说它有繁复的人和事，有纵深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长卷……这些等等。我觉得长
篇小说是另外一种东西。什么时候我摸得着长篇小说是什么东西，我也许会试试，我没有写
过中篇（外国没有“中篇”这个概念）。我的小说最长的一篇大约是一万七千字。有人说，
我的某些小说，比如《大淖记事》，稍为抻一抻就是一个中篇。我很奇怪：为什么要抻一抻
呢？抻一抻，就会失去原来的完整，原来的匀称，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我以为一篇小说
未产生前，即已有此小说的天生的形式在，好像宋儒所说的未有此事物，先有此事物的“天
理”。我以为一篇小说是不能随便抻长或缩短的。就像一个苹果，既不能把它压小一点，也
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点。压小了，泡大了，都不成其为一个苹果。宋玉说东邻之处子，增之
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敷粉则太白，说的虽然绝对了一些，但是每个
作者都应当希望自己的作品修短相宜，浓淡适度。当他写出了一个作品，自己觉得：嘿，这
正是我希望写成的那样，他就可以觉得无憾。一个作家能得到的最大的快感，无非是这点无
憾，如庄子所说：“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躇踌满志”。否则，一个作家当作家，当个
什么劲儿呢？
我的小说的背景是：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我在这几个地方
住过。我在家乡生活到十九岁，在昆明住了七年，上海住了一年多，以后一直住在北京，—
—当中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了四个年头。我们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
这些地方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特点。但我不专
用这一地方的语言写这一地方的人事。我不太同意“乡土文学”的提法。我不认为我写的是
乡土文学。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现代主义，我不排斥
现代主义。
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移花接木，把一个人的特点安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这种情况是
有的。也偶尔“杂取种种人”，把几个人的特点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但多以一个人为主。
当然不是照搬原型。把生活里的某个人原封不动地写到纸上，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对于我所
写的人，会有我的看法，我的角度，为了表达我的一点什么“意思”，会有所夸大，有所削
减，有所改变，会加入我的假设，我的想象，这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主体意识。但我的主体
意识总还是和某一活人的影子相黏附的。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我还
没有这样干过。
重看我的作品时，我有一点奇怪的感觉：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呢？这多半是偶
然的，不是自己选择的。不像是木匠或医生，一个人拜师学木匠手艺，后来就当木匠；读了
医科大学，毕业了就当医生。木匠打家具，盖房子；医生给人看病。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
作家算干什么的呢？我干了这一行，最初只是对文学有一点爱好，爱读读文学作品，——这
种人多了去了！后来学着写了一点作品，发表了，但是我很长时期并不意识到我是一个“作
家”。现在我已经得到社会承认，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显得矫情了。这样我就不得不慎重地
考虑考虑：作家在社会分工里是干什么的？我觉得作家就是要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
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那么，
检查一下，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
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
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
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
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
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
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
能勉强。
重看旧作，常常会觉得：我怎么会写出这样一篇作品来的？——现在叫我来写，写不出
来了。我的女儿曾经问我：“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我说：“写不出来了。”一个
人写出某一篇作品，是外在的、内在的各种原因造成的。我是相信创作是有内部规律的。我
们的评论界过去很不重视创作的内部规律，创作被看作是单纯的社会现象，其结果是导致创
作缺乏个性。有人把政治的、社会的因素都看成是内部规律，那么，还有什么是外部规律
呢？这实际上是抹煞内部规律。一个人写成一篇作品，是有一定的机缘的。过了这个村，没
有这个店。为了让人看出我的创作的思想脉络，各辑的作品的编排，大体仍以写作（发表）
的时间先后为序。
严格地说，这个集子很难说是“自选集”。“自选集”应该是从大量的作品里选出自己
认为比较满意的。我不能做到这一点。一则是我的作品数量本来就少，挑得严了，就更会所
剩无几；二则，我对自己的作品无偏爱。有一位外国的汉学家发给我一张调查表，其中一栏
是：“你认为自己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哪几篇”，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填。我的自选集不是
选出了多少篇，而是从我的作品里剔除了一些篇。这不像农民田间选种，倒有点像老太太择
菜。老太太择菜是很宽容的，往往把择掉的黄叶、枯梗拿起来再看看，觉得凑合着还能吃，
于是又搁回到好菜的一堆里。常言说：拣到篮里的都是菜，我的自选集就有一点是这样。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序于北京蒲黄榆路寓居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