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给我的信里说：“令姑母荫榆先生也是人们熟知的人物，
我们也想了解她的生平。荫榆先生在日寇陷苏州时骂敌遇害，但许多研究者只知道她在
女师大事件中的作为，而不了解她晚节彪炳，这点是需要纠正的。如果您有意写补塘先
生的传记，可一并写入其中。”
杨荫榆是我的三姑母，我称“三伯伯”。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很不喜欢我，
我也很不喜欢她。她在女师大的作为以及骂敌遇害的事，我都不大知道。可是我听说某
一部电影里有个杨荫榆，穿着高跟鞋，戴一副长耳环。这使我个禁哑然失笑，很想看看
电影里这位姑母是何模样。认识她的人愈来愈少了。也许正因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对
她的了解倒比较客观。我且尽力追忆，试图为她留下一点比较真实的形象。
我父亲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最大，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因
试炮失事去世。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肺疾去世，二姑母（荫枌）和三姑母都比我父
亲小，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长年住在我家。
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两个姑母显
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
我的二姑夫名裘剑岑，是无锡小有名气的“才子”，翻译过麦考莱（T.B.Macaulay）
的《约翰生传》（Life ofJohnson）①这个译本钟书曾读过，说文笔很好。据我父亲讲，
二姑母无声无息地和丈夫分离了，错在二姑母。我听姐姐说，二姑母嫌丈夫肺病，夫妇
不和。反正二姑母对丈夫毫无感情，也没有孩子，分离后也从无烦恼。她的相貌确也不
美。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我堂姐杨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国留学，合照过许
多相片，我大姐也曾有几张三姑母的小照，可惜这些照片现在一张都没有了。三姑母皮
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她脸型不
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
是穿过耳朵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
可是也不能算丑。我听父母闲话中讲起，祖母一次当着三姑母的面，拿着她的一张照片
说：“瞧她，鼻子向着天。”（她鼻子有上仰的倾向，却不是“鼻子向天”。）三姑母
气呼呼地说：“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当时家
里人传为笑谈。我觉得三姑母实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气。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
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据
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三姑母
比我父亲小六岁，甲申（一八八四）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由祖
母之命定亲结婚的。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的少爷，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
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祖母看重蒋家的门户相当。
①中英对照，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杂志》（English Studcnt）第一卷第一
期起连载，后由商务出单行本。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
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
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
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
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竞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
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
了。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
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一九○二
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
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
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周岁。
三姑母由我父亲资助，在苏州景海女中上学。我亲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学。那姑
娘有点“着三不着两”，无锡土话称为“开盖”（略似上海人所谓“十三点”，北方人
所谓“二百五”）。她和蒋家是隔巷的街坊，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蒋家的关系，只管
对她议论蒋家的新娘子：“有什么好看呀！狠巴巴的，小脚鞋子拿来一剁两段。”末一
句话全无事实根据。那时候的三姑母还很有幽默，只笑着听她讲，也不点破，也不申辩。
过了些时候，那姑娘回家弄清底里，就对三姑母骂自己：“开盖货！原来就是你们！”
我记得三姑母讲的时候，细酒涡儿一隐一显，乐得不得了。
她在景海读了两年左右，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大概是务本毕业的。我母亲那时
曾在务本随班听课。我偶尔听到她们谈起那时候的同学，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汤国梨。
三姑母一九○七年左右考得官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茶水
女子大学”的前身）毕业，并获得奖章。我曾见过那枚奖章，是一只别针，不知是金的
还是铜的。那是在一九一三年①。她当年就回国了，因为据苏州女师的校史，我三姑母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曾任该校教务主任，然后就到北京工作。
①日本友人中岛碧教授据该校保存的资料查明是一九一三年
我听父亲说，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妇女在家庭生活和
社交里的礼节更为繁重；三姑母都很内行。我记得一九二九年左右，苏州市为了青阳地
日本租界的事请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双方对她都很满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们
姐妹同到青阳地去看樱花，路过一个日本小学校，校内正开运动会。我们在短篱外略一
逗留，观看小学生赛跑，不料贵宾台上有人认识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们一伙人都请上
贵宾台。我看见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频频躬身行礼的样儿，觉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
的野蛮人。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大约就是在女高师工作。我五周岁（一九一六年）在女
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开始能记忆三姑母。她那时是女高师的“学监”，我还是她所喜欢
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
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
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
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橛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
拣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涡儿，好
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也不怪僻。
女高师的学生有时带我到大学部去玩。我看见三姑母忙着写字，也没工夫理会我。
她们带我打秋千，登得老高，我有点害怕，可是不敢说。有一次她们开恳亲会，演戏三
天，一天试演，一天请男宾，一天请女宾，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辫儿盘
在头顶上，插了满头的花，衣上也贴满金花。又一次开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我
钻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运动场很大，我站在
场上自觉渺小，细声儿把那套话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绳绊了脚。那天总算跳得不错。
事后老师问我：“你说了什么话呀？谁都没听见。”
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
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
“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她特叫大姐姐带我上车站送行。大姐
姐告诉我，三伯伯最喜欢我。可是我和她从来不亲。我记得张勋复辟时，我家没逃离北
京，只在我父亲的一个英国朋友波尔登（Bolton）先生家避居几天。我母亲给我换上新
衣，让三姑母带我先到波尔登家去，因为父亲还没下班呢。三姑母和波尔登对坐在他书
房里没完没了地说外国话，我垂着短腿坐在旁边椅上，看看天色渐黑，不胜焦急，后来
波尔登笑着用北京话对我说：“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这里了。”我看看外国人的大菱
角胡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脸，不知他们要怎么摆布我，愁得不可开交，幸亏父母亲不久
带着全家都到了。我总觉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学校里的人。
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
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
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
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我虽然早已乘过多次火车，可是
我还小，都不记得。那次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看到火车，听到“火车叫”。我永远把“火
车叫”和哭泣连在一起，觉得那是离别的叫声，听了心上很难受。
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
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
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苏州看我父亲的时候，自恨未能读得博士，只得了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父亲笑说：“别‘博士’了，头发都白了，越读越不合时宜了。”
我在旁看见她头上果然有几茎白发。
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
狗”。
我记得她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苏州长住我家的。我们的新屋刚落成，她住在最新的
房子里。后园原有三间“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面
积也扩大了，是个方厅（苏州人称“花厅”），三面宽廊，靠里一间可充卧房，后面还
带个厢房。那前后两间是父亲给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买的小绿铁床，家具都现成。三
姑母喜欢绿色，可是她全不会布置。我记得阴历除夕前三四天，她买了很长一幅白“十
字布”，要我用绿线为她绣上些竹子做帐围。“十字布”上绣花得有“十字”花的图样。
我堂兄是绘画老师。他为三姑母画了一幅竹子，上面还有一弯月亮，几只归乌。我不及
把那幅画编成图案，只能把画纸钉在布下，照着画随手绣。“十字布”很厚，我得对着
光照照，然后绣几针，很费事；她一定要在春节前绣好，怕我赶不及，扯着那幅长布帮
我乱绣，歪歪斜斜，针脚都不刺在格子眼儿里，许多“十”字只是“一”字，我连日成
天在她屋里做活儿，大除夕的晚饭前恰好赶完。三姑母很高兴，奖了我一支自来水笔。
可惜那支笔写来笔划太粗。背过来写也不行。我倒并不图报，只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
手工不舒服。
她床头挂一把绿色的双剑——一个鞘里有两把剑。我和弟弟妹妹要求她舞剑，她就
舞给我们看。那不过是两手各拿一把剑，摆几个姿势，并不像小说里写的一片剑光，不
见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时候，她还算是喜欢我的，我也还没嫌她，只是并不喜欢她，
反正和她不亲。
我和二姑母也不亲，但比较接近。二姑母上海启明女校毕业，曾在徐世昌家当过家
庭教师，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书。我家房子还没有全部完工的时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
同睡一屋。她如果高兴，或者我如果问得乖巧，她会告诉我好些有趣的经验；不过她性
情孤僻，只顾自己，从不理会旁人。三姑母和她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三姑母
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孤僻的。
可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我旁听不感兴趣，
也不大懂，只觉得很烦。她对我母亲或二姑母却没几句话。大概因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
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从来说不到一块儿。她好像愿意和我们孩子亲近，却找不到
途径。
有一次我母亲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议我们孩子开个欢迎会，我
做主席致辞，然后送上茶点，同时演个节目助兴。我在学校厌透了这一套，可是不敢违
拗，勉强从命。新娘是苏州旧式小姐，觉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强敷衍我们。我父亲常取
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们却不爱受教育，对她敬而远之。
家庭里的细是细非确是“清官难断”，因为往往只是个立场问题。三姑母爱惜新房
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脱了鞋进屋，她自己是“解放脚”，脱了鞋不好走路，
况且她的鞋是干净的。孩子在后园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脱鞋很方便，可
是两个弟弟不服，去问父亲：“爸爸，到旱船去要脱鞋吗？”我父亲不知底里，只说
“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没叫我们脱鞋，她自己不脱，倒叫我们脱！”他们穿着
鞋进去，觉得三姑母不欢迎，便干脆不到她那边去了。
三姑母总觉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亲近。我父亲爱猫，家里有好几只猫。猫也各有
各的性格。我们最不喜欢一只金银眼的纯白猫，因为它见物不见人，最无情；好好儿给
它吃东西，它必定作势用爪子一抢而去。我们称它为“强盗猫”。我最小的妹妹杨必是
全家的宝贝。她最爱猫，一两岁的时候，如果自个儿一人乖乖地坐着，动都不动，一脸
称心满意的样儿，准是身边偎着一只猫。一次她去抚弄“强盗猫”，挨了猫咪一巴掌，
鼻子都抓破，气得伤心大哭。从此“强盗猫”成了我们的公敌。三姑母偏偏同情这只金
银眼儿，常像抱女儿似的抱着它，代它申诉委屈似的说：“咱们顶标致的！”她出门回
来，便抱着“强盗猫”说：“小可怜儿，给他们欺负得怎样了？”三姑母就和“强盗猫”
同在一个阵营，成了我们的敌人。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觉到我们这群孩子对她不友好。也许她以为我是头儿，其实我
住宿在校，并未带头，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边。那时大姐在上海教书，三姐病休在家，
三姑母不再喜欢我，她喜欢三姐姐了。
一九二七年冬，三姐订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兴，要打扮“新娘”。可是三
姑母和二姑母一样，从来不会打扮。我母亲是好皮肤，不用脂粉，也不许女儿搽脂抹粉。
我们姐妹没有化妆品，只用甘油搽手搽脸。我和三姐刚刚先后剪掉辫子，姐妹俩互相理
发，各剪个童化头，出门换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订婚也算个典礼，并在花
园饭店备有酒席。订婚礼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兴头，要另式另样地打扮三姐。三
姑母一手拿一支管子，一手拿个梳子，把三姐的头发挑过来又梳过去，挑出种种几何形
（三姑母是爱好数理的）：正方形、长方形、扁方形、正圆形、椭圆形，还真来个三角
形，末了又绕上一个桃儿形，好像要梳小辫儿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办。二姑母拿
着一把剪子把三姐的头发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随她们摆布，毫不抗议，我
母亲也不来干涉，只我站在旁边干着急。姐姐的头发实在给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
根直往上翘。还亏二姑母花样多。当时流行用黑色闪光小珠子钉在衣裙的边上，或穿织
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们用细铜丝把小黑珠子穿成一个花箍，箍在发上。幸亏是三姐，
怎么样儿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还顶漂亮。
三姐结婚，婚礼在我家举行，新房也暂设我家。因为姐夫在上海还没找妥房子。铺
新床按老规矩得请“十全”的“吉利人”，像我两位姑母那样的“畸零人”得回避些。
我家没有这种忌讳。她们俩大概由于自己的身世，对那新房看不顺眼，进去就大说倒霉
话。二姑母说窗帘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三姑母说新床那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事
后我母亲笑笑说：“她们算是怄我生气的。”
我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
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我有时
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父亲说：“扮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觉’（指对人漠
无感情），申官‘细腻恶心’（指多心眼儿）。”母亲只说二姑母“独幅心思”，却为
三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那样儿。我猜想三姑母
从蒋家回娘家的时候，大约和我母亲比较亲密。她们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过学。我觉得
母亲特别纵容三姑母。三姑母要做衬衣——她衬衣全破了，我母亲怕裁缝做得慢，为她
买了料子，亲自裁好，在缝衣机上很快的给赶出来。三姑母好像那是应该的，还嫌好道
坏。她想吃什么菜，只要开一声口，母亲特地为她下厨。菜端上桌，母亲说，这是三伯
伯要吃的，我们孩子从不下筷。我母亲往往是末后一个坐下吃饭，也末后一个吃完；她
吃得少而慢。有几次三姑母饭后故意回到饭间去看看，母亲忽然聪明说：“她来看我吃
什么好菜呢。”说着不禁笑了，因为她吃的不过是剩菜。可是她也并不介意。
我们孩子总觉得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三姑母更有一
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
我家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所以我家经常换人，这又给我母亲添造麻烦。
我们孩子就嘀嘀咕咕，母亲听见了就要训斥我们：“老小（小孩子）勿要刻薄。”有一
次，我嘀咕说，三姑母欺负我母亲。母亲一本正经对我说：“你倒想想，她，怎么能欺
负我？”当然这话很对。我母亲是一家之主（父亲全听她的），三姑母只是寄居我家。
可是我和弟弟妹妹心上总不服气。
有一次，我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热栗子。我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
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我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儿揣
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偏手”，一会儿把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并没在意，三
姑母却精细，她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我们都呆着脸。等两个
姑母回房，我们各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献给母亲吃。母亲责备了我们几句，不过责备得
很温和。她只略吃几颗，我们乐呵呵地把剩下的都吃了，绝没有为三姑母着想。她准觉
得吃几颗栗子，我们都联着帮挤她。我母亲训我们的话实在没错，我们确是刻薄了，只
觉得我们好好一个家，就多了这两个姑母。而在她们看来，哥哥的家就是她们自己的家，
只觉得这群侄儿女太骄纵，远不像她们自己的童年时候了。
二姑母自己会消遣，很自得其乐。她独住一个小院，很清静。她或学字学画，或读
诗看小说，或做活儿，或在后园拔草种花。她有方法把鸡冠花夹道种成齐齐两排，一棵
棵都杆儿矮壮，花儿肥厚，颜色各各不同，有洋红、橘黄、苹果绿等等。她是我父亲所
谓“最没有烦恼的人”。
三姑母正相反。她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也不会自己娱乐。有时她爱看个电影，不愿
一人出去，就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可是只给我们买半票。转眼我十七八岁，都在苏州东
吴大学上学了，她还给买半票。大弟长得高，七妹小我五岁，却和我看似双生。这又是
三姑母买半票的一个理由，她说我们只是一群孩子。我们宁可自己买票，但是不敢说。
电影演到半中间，查票员命令我们补票，三姑母就和他争。我们都窘得很，不愿跟她出
去，尤其是我。她又喜欢听说书。我家没人爱“听书”，父亲甚至笑她“低级趣味”。
苏州有些人家请一个说书的天天到家里来说书，并招待亲友听书。有时一两家合请一个
说书的，轮流做东。三姑母就常到相识的人家去听书。有些联合作东的人家并不欢迎她，
她也不觉得，或是不理会。她喜欢赶热闹。
她好像有很多活动，可是我记不清她做什么工作。一九二七年左右她在苏州女师任
教。一九二九年，苏州东吴大学聘请她教日语，她欣然应聘，还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间房，
每周在学校住几天。那时候她养着几只猫和一只小狗，狗和猫合不到一处，就把小狗放
在宿舍里。这可激怒了全宿舍的女学生，因为她自己回家了，却把小狗锁在屋里。狗汪
汪地叫个不停，闹得四邻学生课后不能在宿舍里温习功课，晚上也不得安静。寒假前大
考的时候，有一晚大雪之后，她叫我带她的小狗出去，给它“把屎”。幸亏我不是个
“抱佛脚”的，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把屎”，只牵着狗在雪地里转了两圈，回去老
实说小狗没拉屎。三姑母很不满意，忍住了没说我。管女生的舍监是个美国老姑娘，她
到学期终了，请我转告三姑母：宿舍里不便养狗。也许我应该叫她自己和我姑母打交道，
可是我觉得这话说不出口：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传话的，反正三姑母很恼火，把怨都结
在我身上，而把所传的话置之不理。春季开学不久，她那只狗就给人毒死了。
不久学校里出了一件事。大学附中一位美国老师带领一队学生到黑龙潭（一个风景
区）春游，事先千叮万嘱不许下潭游泳，因为水深湍急，非常危险。有个学生偷偷跳下
水去，给卷入急湍。老师得知，立即跳下水去营救。据潭边目击的学生说：教师揪住溺
者，被溺者拖下水去；老师猛力挣脱溺者，再去捞他，水里出没几回，没有捞到，最后
力竭不支，只好挣扎上岸。那孩子就淹死了，那位老师是个很老实的人，他流涕自责没
尽责任，在生死关头一刹那间，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儿女，没有舍生忘死。当时舆论认
为老师已经尽了责任，即使赔掉性命，也没法救起溺者。校方为这事召开了校务会议，
想必是商量怎甍向溺者家长交代。参与会议的大多是洋人，校方器重三姑母，也请她参
加了。三姑母在会上却责怪那位老师没舍命相救，会后又自觉失言。舍生忘死，只能要
求自己，不能责求旁人；校方把她当自己人，才请她参与会议，商量办法，没要她去苛
责那位惶恐自愧的老师。
她懊悔无及，就想请校委会的人吃一顿饭，大概是表示歉意。她在请客前一天告诉
我母亲“明天要备一桌酒”，在我家请客；她已约下了客人。一桌酒是好办的，可是招
待外宾，我家不够标准。我们的大厅高大，栋梁间的积尘平日打扫不到，后园也不够整
洁。幸亏我母亲人缘好，她找到本巷“地头蛇”，立即雇来一群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只
半天工夫便把房子前前后后打扫干净。一群洋客人到了我家，对我父母大夸我；回校又
对我大夸我家。我觉得他们和三姑母的关系好像由紧张又缓和下来。
三姑母请客是星期六，客散后我才回家，走过大厅后轩，看见她一人在厅上兜兜转，
嘴里喃喃自骂：“死开盖！”“开盖货！”骂得咬牙切齿。我进去把所见告诉母亲。母
亲叹气说：“嗐！我叫她请最贵的，她不听。”原来三姑母又嫌菜不好，简慢了客人。
其实酒席上偶有几个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说错话、做错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当那
么懊恼。我现在回头看，才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伤残的心灵。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间
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人人都嫌弃她，而她又老是那么“开盖”。
学校里接着又出一件事。有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自称“怪物”，有意干些怪事招人
注意。他穿上戏里纨绔少爷的花缎袍子，镶边马褂，戴着个红结子的瓜皮帽，跑到街上
去挑粪；或叫洋车夫坐在洋车上，他拉着车在闹市跑。然后又招出一个“二怪物”；
“大怪物”和大学的门房交了朋友，一同拉胡琴唱戏。他违犯校规，经常夜里溜出校门，
半夜门房偷偷放他进校。学校就把“大怪物”连同门房一起开除。三姑母很可能吃了
“怪物”灌她的“米汤”而对这“怪物”有好感，她认为年轻人胡闹不足怪，四年级开
除学籍就影响这个青年的一辈子。她和学校意见不合，就此辞职了。
那时我大弟得了肺结核症。三姑母也许是怕传染，也许是事出偶然，她“典”①了
一个大花园里的两座房屋，一座她已经出租，另一座楠木楼留着自己住。我母亲为大弟
的病求医问药忙得失魂落魄，却还为三姑母置备了一切日常用具，而且细心周到，还为
她备了煤油炉和一箱煤油。三姑母搬入新居那天，母亲命令我们姐妹和小弟弟大伙儿都
换上漂亮的衣服送搬家。我认为送搬家也许得帮忙，不懂为什么要换漂亮衣裳。三姑母
典的房子在娄门城墙边；地方很偏僻。听说原来的园主为建造那个花园惨淡经营，未及
竣工，他已病危，勉强坐了轿子在园内游览一遍便归天去了。花园确还像个花园，有亭
台楼阁，有假山，有荷池，还有个湖心亭，有一座九曲桥。园内苍松翠柏各有姿致，相
形之下，才知道我们后园的树木多么平庸。我们回家后，母亲才向我们讲明道理。三姑
母是个孤独的人，脾气又坏——她和管园产的经纪人已经吵过两架，所以我们得给她装
装场面，让人家知道她亲人不少，而且也不是贫寒的。否则她在那种偏僻的地方会受欺，
甚至受害。
三姑母搬出后，我们才知道她搬家也许还是“怪物”促成的。他介绍自己的一个亲
戚叫“黄少奶”为三姑母管理家务。三姑母早已买下一辆包车，又雇了一个车夫，一个
女佣，再加有人管家，就可以自立门户了。她竭力要拼凑一个像样的家，还问我大伯母
要了一个孙女儿。她很爱那个孩子，孩子也天真可爱，可是一经她精心教育，孩子变成
了一个懂事的小养媳妇儿。不巧我婶母偶到三姑母家去住了一夜，便向大伯母诉说三姑
母家的情况，还说孩子瘦了。大怕母舍不得，忙把孩子讨回去。
三姑母家的女佣总用不长，后来“黄少奶”也辞了她。我母亲为她置备的煤油炉成
了她的要紧用具。她没有女佣，就坐了包车到我家来吃饭。那时候我大弟已经去世。她
常在我们晚饭后乘凉的时候，忽然带着车夫来吃晚饭。天热，当时连没有冷藏设备，厨
房里怕剩饭剩菜馊掉，尽量吃个精光。她来了，母亲得设法安排两个人的饭食。时常特
地为她留着晚饭，她又不来，东西都馊掉。她从不肯事先来个电话，仿佛故意捣乱。所
以她来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后园躲在花木深处，黑地里装作不知道。大姐姐最识体，总
是她敷衍三姑母，陪她说话。
她不会照顾自己，生了病就打电话叫我母亲去看她。母亲带了大姐姐同去伺候，还
得包半天的车，因为她那里偏僻，车夫不肯等待，附近也叫不到车。一次母亲劝她搬回
来住，她病中也同意，可是等我母亲作好种种准备去接她，她又变卦了。她是好动的，
喜欢坐着包车随意出去串门。我们家的大门虽然有六扇，日常只开中间两扇。她那辆包
车特大，门里走不进——只差两分，可是门不能扩大，车也不能削小。她要是回我们家
住，她那辆车就没处可放。
她有个相识的人善“灌米汤”，常请她吃饭，她很高兴，不知道那人请饭不是白清
的。他陆续问我三姑母借了好多钱，造了新房子，前面还有个小小的花园。三姑母要他
还钱的时候，他就推委不还，有一次晚上三姑母到他家去讨债，那人灭了电灯，放狗出
来咬她。三姑母吃了亏，先还不肯对我父母亲讲，大概是自愧喝了“米汤”上当，后来
忍不住才讲出来的。
她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和数学，同时好像在创办一个中学叫“二乐”，我不大清楚。
我假期回家，她就抓我替她改大叠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说，“到底年轻人做事快”，
每学期的考卷都叫我改。她嫌理发店脏，又抓我给她理发。父亲常悄悄对我说：“你的
好买卖来了。”三姑母知道父亲袒护我，就越发不喜欢我，我也越发不喜欢她。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结婚，三姑母来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
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我倒认为她不过是一般所谓“怪僻”。一九二九年她初到
东吴教课，做了那一套细夏布的衣裙，穿了还是很“帅”的。可是多少年过去了，她大
概没有添做过新衣。我母亲为我大弟的病、大弟的死。接下父亲又病，没心思观她。她
从来不会打扮自己，也瞧不起女人打扮。
我记得那时候她已经在盘门城河边买了一小块地，找匠人盖了几间屋。不久她退掉
典来的花园房子，搬入新居。我在国外，她的情况都是大姐姐后来告诉我的。日寇髦占
苏州，我父母带了两个姑母一同逃到香山暂住。香山沦陷前夕，我母亲病危，两个姑母
往别处逃避，就和我父母分手了。我母亲去世后，父亲带着我的姐姐妹妹逃回苏州，两
个姑母过些时也回到苏州，各回自己的家（二姑母已抱了一个不认识的孩子做孙子，自
己买了房子）。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
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
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
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
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
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
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
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
一九三九年我母亲安葬灵岩山的绣谷公墓。二姑母也在那公墓为三姑母和她自己合
买一块墓地。三姑母和我母亲是同日下葬的。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
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卒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
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我母亲曾说：“三伯伯其实是贤妻良母。”我父亲只说：“申官如果嫁了一个好丈
夫，她是个贤妻良母。”我觉得父亲下面半句话没说出来。她脱离蒋家的时候还很年轻，
尽可以再嫁人。可是据我所见，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栓桔，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
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
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
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
位。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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