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作品集
记杨必

  



杨必是我的小妹妹,小我十一岁。她行八。我父亲像一般研究古音韵学的人,爱用 古字。杨必命名“必”,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她小时候,和我 年龄差距很大。她渐渐长大,就和我一般儿大。后来竟颠倒了长幼,阿必抢先做了古人。 她是一九六八年睡梦里去世的,至今已二十二年了。 杨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我家搬到苏州。她的童年全是在苏州度过的。 她性情平和,很安静。可是自从她能自己行走,成了妈妈所谓“两脚众生”(无锡 话“众生”指“牲口”),就看管不住了。她最爱猫,常一人偷偷爬上楼梯,到女佣住 的楼上去看小猫。我家养猫多,同时也养一对哈叭狗,所以猫儿下仔总在楼上。一次, 妈妈忽见阿必一脸狼狈相,鼻子上抹着一道黑。问她怎么了,她装作若无其事,只说: “我囫囵着跌下来的。”“囫囵着跌下来”,用语是幼稚的创造,意思却很明显,就是 整个人从楼上滚下来了。问她跌了多远,滚下多少级楼梯,她也说不清。她那时才两岁 多,还不大会说,也许当时惊魂未定,自己也不知道滚了多远。 她是个乖孩子,只两件事不乖:一是不肯洗脸,二是不肯睡觉。 每当佣人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她便觉不妙,先还慢悠悠地轻声说:“逃——逃— —逃——”等妈妈拧了一把热毛巾,她两脚急促地逃跑,一叠连声喊“逃逃逃逃逃!” 总被妈妈一把捉住,她哭着洗了脸。 我在家时专管阿必睡午觉。她表示要好,尽力做乖孩子。她乖乖地躺在摇篮里,乖 乖地闭上眼,一动都不动,让我唱着催眠歌谣她睡。我把学校里学的催眠歌都唱遍了, 以为她已入睡,停止了摇和唱。她睁开眼,笑嘻嘻地“点戏”说:“再唱《喜旦娄》 (Sweet and low,丁尼生诗中流行的《摇篮曲》)。”原来她一直在品评,选中了她 最喜爱的歌。我火了,沉下脸说:“快点困!”(无锡话:“快睡!”)阿必觉得我太 凶了,乖乖地又闭上了眼。我只好耐心再唱。她往往假装睡着,过好一会儿才睁眼。 有时大家戏问阿必,某人对她怎么凶。例如,“三姐姐怎么凶?” “这是‘田’字啊!”(三姐教她识字。) “绛姐怎么凶?” “快点困!” 阿必能逼真地摹仿我们的声音语调。 “二伯伯(二姑母)怎么凶?” “着得里一记!”(霹呀的打一下) 她形容二姑母暴躁地打她一下,也非常得神。二姑母很疼她,总怪我妈妈给孩子洗 脸不得其法,没头没脑地闷上一把热毛巾,孩子怎么不哭。至于阿必的不肯睡觉,二姑 母更有妙论。她说,这孩子前世准是睡梦里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只怕睡眠中又死去。 阿必去世,二姑母早殁了,不然她必定说:“不是吗?我早就说了。” 我记得妈妈端详着怀抱里的阿必,抑制着悲痛说:“活是个阿同(一九一七年去世 的二姐)!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来了。” 阿必在小学演《小小画家》的主角,妈妈和二姑母以家长身份去看孩子演剧。阿必 个时剪“童化”头,演戏化装,头发往后掠,面貌宛如二姐。妈妈抬头一见,泪如雨下。 二姑母回家笑我妈妈真傻,看女儿演个戏都心疼得“眼泪嗒嗒滴”(无锡土话)。她哪 里能体会妈妈的心呢。我们忘不了二姐姐十四岁病在上海医院里,日夜思念妈妈,而家 在北京,当时因天灾人祸,南北路途不通,妈妈好不容易赶到上海医院看到二姐。二姐 瞳孔已散,拉着妈妈的手却看不见妈妈了,直哭。我妈妈为此伤心得哭坏了眼睛。我们 懂事后,心上都为妈妈流泪,对眼泪不流的爸爸也一样了解同情。所以阿必不仅是“最 小偏怜”,还因为她长得像二姐,而失去二姐是爸爸妈妈最伤心的事。或许为这缘故, 我们对阿必加倍爱怜,也夹带着对爸爸妈妈的同情。 阿必在家人偏宠下,不免成了个娇气十足的孩子。一是脾气娇,一是身体娇。身体 娇只为妈妈怀她时身体虚弱,全靠吃药保住了孩子。阿必从小体弱,一辈子娇弱。脾气 娇是惯出来的,连爸爸妈妈都说阿必太娇了。我们姊妹也嫌她娇,加上弟弟,大伙儿治 她。七妹妹(家里称阿七)长阿必六岁,小姐妹俩从小一起玩,一起睡在妈妈大床的脚 头,两人最亲密。治好阿必的娇,阿七功劳最大。阿七是妈妈亲自喂、亲自带大的小女 儿,当初满以为她就是老女儿了。爸爸常说,人生第一次经受的伤心事就是妈妈生下面 的孩子,因为就此夺去了妈妈的专宠。可是阿七特别善良忠厚,对阿必一点不妒忌,分 外亲热。妈妈看着两个孩子凑在一起玩,又心疼又得意地说:“看她们俩!真要好啊, 从来不吵架,阿七对阿必简直千依百顺。” 无锡人把“逗孩子”称作“引老小”。“引”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带些“欺”和 “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催眠似的指着阿必 说:“哦!哭了!哭了!”阿必就应声而哭。爸爸妈妈说:“勿要引老小!”同时也训 阿必:“勿要娇!”但阿七“引”阿必却从不挨骂。 阿七喜欢画(这点也许像二姐)。她几笔便勾下一幅阿必的肖像。阿必眉梢向下而 眼梢向上。三姑母宠爱阿必。常说:“我俚阿必鼻头长得顶好,小圆鼻头。”(我们听 了暗笑,因为从未听说鼻子以“小圆”为美。)阿必常嘻着嘴笑得很淘气。她的脸是蛋 形。她自别于猫狗,说自己是圆耳朵。阿七一面画,口中念念有词。 她先画两撇下搭的眉毛,嘴里说:“搭其眉毛。” 又画两只眼梢向上的眼睛:“豁(无锡话,指上翘)其眼梢。” 又画一个小圆圈儿:“小圆其鼻头。” 又画一张嘻开的大宽嘴:“薄阔其嘴。” 然后勾上童化头和蛋形的脸:“鸭蛋其脸。” 再加上两只圆耳朵:“大圆其耳。” 阿必对这幅漫画大有兴趣,拿来仔细看,觉得很像自己,便“哇”地哭了。我们都 大笑。 阿七以后每画“搭其眉毛,豁其眼梢”;未到“鸭蛋其脸”,阿必就哭。以后不到 “小圆其鼻”她就哭。这幅漫画愈画愈得神,大家都欣赏。一次阿必气呼呼地忍住不哭, 看阿七画到“鸭蛋其脸”,就夺过笔,在脸上点好多点儿,自己说:“皮蛋其脸!”— —她指带拌糠泥壳子的皮蛋,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这是阿必的大胜利。她杀去娇气, 有了幽默感。 我们仍以“引阿必”为乐。三姑母曾给我和弟弟妹妹一套《童谣大观》,共四册, 上面收集了全国各地的童谣。我们背熟很多,常挑可以刺激阿必娇气的对她唱。可惜现 在我多半忘了,连唱熟的几只也记不全了。例如:“我家有个娇妹子,洗脸不洗残盆水, 戴花选大朵,要簸箕大的鲤鱼鳞,要……,要……,要……,要……,要……,要十八 个罗汉守轿门,这个亲,才说成。”阿必不娇了,她跟着唱,抢着唱,好像与她无关。 她渐渐也能跟着阿七同看翻译的美国小说《小妇人》。这本书我们都看了,大家批评小 说里的艾妹(最小的妹妹)最讨厌,接下就说:“阿必就硝艾妹!”或“阿必就是艾 妹!”阿必笑嘻嘻地随我们说,满不在乎。以后我们不再“引阿必”,因为她已能克服 娇气,巍然不动了。 阿必有个特殊的本领:她善摹仿。我家的哈叭狗雌性的叫“白克明”,远比雄性的 聪明热情。它一见主人,就从头到尾——尤其是腰、后腿、臀、尾一个劲儿的又扭又摆 又摇,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这么灵活而猛烈,散发出热腾腾的友好与 欢忻。阿必有一天忽然高兴,趴在二姑母膝上学“白克明”。她虽然是个小女孩,又没 有尾巴,学来却神情毕肖,逗得我们都大乐。以后我们叫她学个什么,她都能,也都像。 她尤其喜欢学和她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国电影《劳来与哈代》里的胖子哈代。她那么个 瘦小女孩儿学大胖子,正如她学小狗那样惟妙惟肖。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 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 是个欢笑的中心。 我家搬到苏州之后,妈妈正式请二姑母做两个弟弟的家庭教师,阿七也一起由二姑 母教。这就是阿必“囫囵着跌下来”的时期。那时我上初中,寄宿在校,周末回家,听 阿七顺溜地背《蜀道难》,我连这首诗里的许多字都不识呢,很佩服她。我高中将毕业, 阿必渐渐追上阿七。一次阿必忽然出语惊人,讲什么“史湘云睡觉不老实,两弯雪白的 膀子掠在被外,手腕上还戴着两只金镯子”,原来她睡在妈妈大床上,晚上假装睡觉, 却在帐子里偷看妈妈床头的抄本《石头记》。不久后爸爸买了一部《元曲选》,阿七阿 必人高兴。她们不读曲文,单看说白。等我回家,她们争着给我讲元曲故事,又告诉我 丫头都叫“梅香”,坏丫头都叫“腊梅”,“弟子孩儿”是骂人,更凶的是骂“秃驴弟 子孩儿”等等。我每周末回家,两个妹妹因五天不相见,不知要怎么亲热才好。她们有 许多新鲜事要告诉,许多新鲜本领要卖弄。她们都上学了,走读,不像我住校。 “绛姐,你吃‘冷饭’吗?”阿必问。 “‘冷饭’不是真的冷饭。”阿七解释。 (默存告诉我,他小时走读,放晚学回家总吃“冷饭”。饭是热的,菜是午饭留下 的。“吃冷饭”相当于吃点心。) “绛姐,你吃过生的蚕豆吗?吃最嫩的,没有生腥味儿。” “绛姐,我们会摘豌豆苗。” “绛姐,蚕豆地里有地蚕,肥极了,你看见了准肉麻死!”她们知道我最怕软虫。 两个妹妹带我到妈妈开垦的一亩菜园里去摘最嫩的豆角剥出嫩豆,叫我生吃,眼睁 睁地看着我吃,急切等我说声“好”。她们摘些豆苗,摘些嫩豌豆、胡乱洗洗,放在锅 里,加些水,自己点火煮给我吃。(这都是避开了大人干的事。她们知道厨房里什么时 候没人。)我至今还记得那锅乱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煮出来的汤十分清香。那时候我 已上大学,她们是妹妹,我是姐姐。如今我这个姐姐还在,两个妹妹都没有了,是阿必 最小的打头先走。 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们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电影,倒是她们带我看,介 绍某某明星如何,什么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后园乘凉,尽管天还没黑,我如要回房取 些什么东西,单独一人不敢去,总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们不像我胆小。寒假如逢下雪, 她们一老早便来叫我:“绛姐,落雪了!”我赶忙起来和她们一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 我们还吃雪;到后园石桌上舀了最干净的雪,加些糖,爸爸还教我们挤点橘子汁加在雪 里,更好吃。我们三人冻红了鼻了,冻红了手,一起吃雪。我发现了爸爸和姑母说切口 的秘诀,就教会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练习。我们中间的年龄差距已渐渐拉平。但阿必毕 竟还小。我结了婚离家出国,阿必才十三岁。 一九三八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妈妈已去世,阿必已变了样儿,人也长高了。 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讲避难经过,讲妈妈弥留时借住乡间的房子恰 在敌方炮火线上,四邻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准备和妈妈同归于尽,力劝阿必跟随两 位姑母逃生,阿必却怎么也不肯离去。阿必在妈妈身边足足十五年,从没有分离过。以 后,爸爸就带着改扮男装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 逃难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艰苦。可是我们有爸爸在。仿佛自己还是包在竹箨里的笋, 嵌在松球里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欢膝下的小女儿。我们五个妹妹(弟弟在维也纳学医) 经常在爸爸身边相聚,阿必总是个逗趣的人,给大家加添精神与活力。 阿必由中学而大学。她上大学的末一个学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毕业后她 留校当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语教师。阿必课余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动,成了联 络的主线。她又是上下两代人中间的桥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龄接近,也最亲近。不论 她到哪里,她总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她逗乐有趣,各家的琐事细故,由她讲来都成了 趣谈。她手笔最阔绰,四面分散实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 herself”(分配自 己)。她总是一团高兴,有说有讲。我只曾见她虎着脸发火,却从未看到她愁眉苦脸、 忧忧郁郁。 阿必中学毕业,因不肯离开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学,考进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 管这个学校的是个中年的英国修女,名Moth er Thornton,我女儿译为“方凳妈妈”。 我不知她在教会里的职位,只知她相当于这所大学的校长。她在教员宿舍和学生宿舍里 和教员、学生等混得相当熟,“方凳”知道杨必向往清华大学,也知道她有亲戚当时在 清华任职。大约是阿必毕业后的一年——也就是胜利后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当 时称北平)开会。她告诉杨必可以带她北去,因为买飞机票等等有方便。阿必不错失时 机,随“方凳”到了北京。“方凳”开完会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然 后如约回震旦教课。 阿必在震旦上学时,恰逢默存在那里教课,教过她。她另一位老师是陈麟瑞先生。 解放后我们夫妇应清华大学的招聘离沪北上,行前向陈先生夫妇辞行。陈先生当时在国 际劳工局兼职,要找个中译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杨必,陈先生觉得很合适。阿必接受了 这份兼职,胜任愉快。大约两三年后这个局解散了,详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里报酬很 高,阿必收入丰富,可以更宽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后“方凳”随教会撤离,又一说是被驱逐回国了。“三反”时阿必方知“方凳” 是“特务”。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务”的关系。我以为只需把关系交代清楚就完了。 阿必和这位“特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可是阿必说不行,已经有许多人编了许 多谎话,例如一个曾受教会照顾、免交学费的留校教师,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方 凳”贪污了她的钱等等离奇的话。阿必不能驳斥别人的谎言,可是她的老实交代就怎么 也“不够”或“很不够”了。假如她也编谎,那就没完没了,因为编动了头也是永远 “不够”的。她不肯说谎,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任何证据,就成了“拒不交 代”,也就成了“拒不检讨”,也就成了“拒绝改造”。经过运动的人,都会了解这样 “拒绝”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强的坚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凭什么也不必回护一个 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校工作,并非出于这位修女的赏识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 为原已选定留校的一位虔诚教徒意外地离开上海了,杨必凑巧填了这个缺。我当时还说: “他们(教会)究竟只相信‘他们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证 据,当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给“挂起来”了——相当长期地“挂”着。她在这段时期翻 译了一本小说。阿必正像她两岁半“囫囵着跌下”时一样的“若无其事”。 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她翻译。阿必就写信请教默存指导她翻一本比 较短而容易翻的书,试试笔。默存尽老师之责,为她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的一本小说。 建议她译为《剥削世家》。阿必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 杨必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师。默存想到了萨克雷名著 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必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 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 杨必的“拒不交代”终究获得理解。领导上让她老老实实做了检讨过关。全国“院 系调整”,她分配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评定为副教授。该说,她得到了相当高的重 视;有些比她年纪大或资格好或在国外得到硕士学位的,只评上讲师。 阿必没料到自己马上又要教书。翻译《名利场》的合同刚订下,怎么办?阿必认为 既已订约,不能拖延,就在业余翻译吧。她向来业余兼职,并不为任务超重犯愁。 阿必这段时期生活丰富,交游比前更广了。她的朋友男女老少、洋的土的都有。她 有些同事比我们夫妇稍稍年长些,和她交往很熟。例如高君珊先生就是由杨必而转和我 们相熟的;徐燕谋、林同济、刘大杰各位原是和我们相熟而和杨必交往的。有一位乡土 味浓厚而朴质可爱的同事,曾警告杨必:她如不结婚,将来会变成某老姑娘一样的“僵 尸”,阿必曾经绘声绘色地向我们叙说并摹仿。也有时髦漂亮而洋派的夫人和她结交。 也许我对她们只会远远地欣赏,阿必和她们却是密友。阿必身材好,讲究衣着,她是个 很“帅”的上海小姐。一九五四年她因开翻译大会到了北京,重游清华。温德先生见了 她笑说:“Eh,杨必!smart as ever!”默存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阿必最vain”, 可是阿必满不在乎,自认“最虚荣”,好比她小时候自称“皮蛋其脸”一样。 爸爸生前看到嫁出的女儿辛勤劳累,心疼地赞叹说:“真勇!”接下就说阿必是个 “真大小姐”。阿必心虚又淘气地嘻着嘴笑,承认自己无能。她说:“若叫我缝衣,准 把手指皮也缝上。”家事她是不能干的,也从未操劳过。可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 主意。我们姐妹如有什么问题,总请教阿必。默存因此称她为“西碧儿”(Sibyl,古 代女预言家)、阿必很幽默地自认为“西碧儿”。反正人家说她什么,她都满不在乎。 阿必和我虽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但因通信勤,彼此的情况还比较熟悉。她 偶来北京,我们就更有说不完的话了。她曾学给我听某女同事背后议论她的话:“杨必 没有‘it’”(“it”指女人吸引男人的“无以名之”的什么东西。)阿必乐呵呵地背 后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它干吗!” 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如期交卷,出版社评给她最高的稿酬。她向来体弱失眠,工 作紧张了失眠更厉害,等她赶完《名利场》,身体就垮了。当时她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 两个姐姐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和医疗,三姐每晚还为她打补针。她自己也努力锻炼, 打太极拳,学气功,也接受过气功师的治疗,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养,都无济于事。阿 必成了长病号。阿七和我有时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后悔没及早切实劝她 “细水长流”,不过阿必也不会听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决不会定下心来休息。而且 失眠是她从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译,就能不失眠吗?不过我想她也许不至于这 么早就把身体拖垮。 胜利前夕,我爸爸在苏州去世。爸爸带了姐姐等人去苏州之前,曾对我说:“阿必 就托给你了。”——这是指他离开上海的短期内,可是语气间又好像自己不会再回来似 的。爸爸说:“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过,她也就要毕业了,马上 能够自立了。那一箱古钱,留给她将来做留学费吧,你看怎样?”接着爸爸说:“至于 结婚——”他顿了一下,“如果没有好的,宁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虽然看似随和, 却是个刚硬的人,要驯得她柔顺,不容易。而且她确也有几分“西碧儿”气味,太晓事, 欠盲目。所以她真个成了童谣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娇妹子”,谁家说亲都没有说成。曾 几次有人为她向我来说媒,我只能婉言辞谢,不便直说阿必本人坚决不愿。如果对方怨 我不出力、不帮忙,我也只好认了。 有人说:“女子结婚忧患始。”这话未必对,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当。她虽曾身 处逆境,究竟没经历多少人生的忧患。阿必最大的苦恼是拖带着一个脆弱的身躯。这和 她要好、要强的心志调和不了。她的病总也无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对什么都无所留恋 了。《名利场》再版,出版社问她有什么要修改的,她说:“一个字都不改。”这不是 因为自以为尽善尽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没有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绩都弃之 如遗。她用“心一”为笔名,曾发表过几篇散文。我只偶尔为她留得一篇。我问她时, 她说:“一篇也没留,全扔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带病去开会,还曾得到表扬。到“清队”阶段,革命群众要她 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 她使我想起她小时不肯洗脸,连声喊“逃逃逃逃逃!”两脚急促地逃跑,总被妈妈捉住。 这回她没给捉住,干净利索地跑了。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 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一九七九年,复巴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 阿必去世,大姐姐怕我伤心,先还瞒着我,过了些时候她才写信告诉我。据说,阿 必那晚临睡还是好好的。早上该上班了,不见她起来。大姐轻轻地开了她的卧房门,看 见她还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抚摸她,阿必还是不醒。她终究睡熟了, 连呼吸都没有了。姐姐说:“她脸上非常非常平静。”                      一九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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