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冬天呆在哥本哈根，阴郁的日子，在现代化的公寓里度日如年，怀念昆明的小锅米线。打开电视机，不是足球，就是穿西装的油光水滑的主持人在主持有奖答题，再就是《神探亨特》。一个完工了的国家，街道上随时可见到那种被奶油面包养得红通通的、正在前往健身房的大胖子。每一片草地都被剃得像小平头，很有形式感，但在一个崇尚“原天地之美”的中国诗人看来，未免过于残酷。每一条街道都干净卫生，千篇一律的超级市场、麦当劳、没有味道的消毒猪肉、形状一致的面包，想起故乡云南的集市，昭通的酱、丘北的辣椒、武定的鸡、路南的卤腐，禁不住像狐狸那样淌下口水。在哥本哈根偶尔也会遇到一些流浪汉模样的家伙，奇装异服，喝或吸得举世皆浊独我清的样子，他们基本上不是由于穷途末路，而是对这个完工的世界的乏味表示抗议。百无聊赖中，听说电影院有一部新的丹麦电影，我从未看过丹麦电影，自然去看。这是丹麦导演拉尔斯·冯·特里恩的作品：《破浪》（在港台译成《爱情中不能承受的痛》），《破浪》去年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费力斯大奖（欧洲演艺学院奖）等12项国际大奖，《艺术世界》1997年5期有文章介绍。《破浪》是一部用纪录片的手法拍摄的一个浪漫得有些俗套的故事：性与宗教的对抗，宗教如何最终镇压了在性的深渊上乱伦的激情，一个悲剧。令我震撼的是导演如何拍摄了这部片子，他的方法。这部片子看起来很像一部纪录片，从未固定过的摄像机一直采用跟拍的手法，镜头像生活本身哪样不断地晃动变化。而演员的表演相当具有现场感，有些场景完全是家用摄像机中才会出现的镜头。导演也是一个搞戏剧的，戏剧风格在影片中也有表现，片子分成几个段落，每一个段落之间总是出现一个静止不动的风景镜头，配以音乐，有如戏剧中的幕间休息。这种方法使观众始终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部自在的作品，而不是一段所谓“令你身人其境”故事。一般电影只满足于某种现实的再现或某个故事的叙述，而特里恩不同，他的电影是一件作品，它也讲故事，而且是相当悲壮的故事，但他同时也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导演创造的故事，它与生活的关系是“导演”的。在一般电影中，这一点往往是导演们忌讳的，他们总是试图骗过观众，让他们以为生活可以被“倒带”。这是此部电影令我印象最深的东西。在丹麦，一般电影院放映的都是好莱坞的电影，晚上打开电视机，看到的是《神探亨特》。像《破浪》这种电影，属于电影中的少数派，不是经常都会遇到的。有些知识分子到一趟西方，把现代派艺术说得像是家喻户晓。其实在欧洲的大街上走，随处可见的还是那种喜欢看好菜坞打斗片的心地善良胆小怕事的庸人。现代派的东西总是有些自命不凡，比你较为神圣。但特里恩的《破浪》不同，他的现代性是在俗不可耐的、就是对现代派一窍不通也可以接受的故事中生效的。他这部电影不会现代得把观众吓跑。观众其实也可以不像我这样看他的电影，什么纪录片手法啦、幕间休息啦，你可以不管那么多，就是听他讲故事，也是非常引人入胜的。重要的是他不在乎电影讲的是什么故事（所以他可以找那种最煽情的故事来讲，片子里的丈夫居然鼓励她的妻子去找情人，去买淫，并回来把细节讲给他听），他在乎的是如何讲这个故事，这种讲法只有他特里恩能讲。

　　就在看过这部电影后不几天，从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系的学生那里得知，特里恩的一个戏剧《世界钟——移动的精神分析》正在市中心上演。哥本哈根的市中心主要是一个文化活动中心。那里有许多的画廊、剧院、音乐厅。当时正值1996年的“欧洲文化首都”活动在哥本哈根进行，到处都有各种文化活动。我在一个教堂看到一个行为艺术家的照片，其中一张是这位艺术家用许多线把自己全身的肉一团团拴起来，然后把自己吊在市区的上空，那些肉被扯得老长，看了叫人心里难受。另一装置是一排装有各种气味的罐子，你可以去闻，然后在一张纸片上编号，看是否与艺术家自己的编号一致。《世界钟》的演出地点就在教堂附近的一条古老的街道上。街的一侧是河，另一侧是一排上世纪建造的灰色的老房子，临街铺面全是画廊。从其中一个门厅进去，就是《世界钟》的演出地点。进去，我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剧院，而是一个小型的美术馆，分为三层，每层大约有二百平米左右，都隔成三个单元。《世界钟》就在这三层之间开放式地演出，观众可以自由上下于各层楼，戏剧的舞台场景分别设置于各个房间、过道。这些场景包括一个电脑控制台、一家医院的手术间、一个单身者的卧室、一对夫妇卧室、一个酒吧、一个美术展览厅、一个电话亭、一个车站等，全是当代日常生活之场景。观众可以在这些场景中自由参观。演员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他们轮流在各个房间中演出，演员们都是化过妆的，而且很符号化，但他们的身分和对话随着他们进入的房间而发生变化。如一个演员，他先在车站那个场景中扮演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而在夫妻的卧室中，他看起来又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丈夫。楼房的外面顺着窗子架设了一座建筑工地的升降机，专供演员们进入各层楼使用。我听不懂他们的对话，但从动作和表情可以猜测到他们是在何种情境中，有一个房间，放着一部打字机和一架单人床，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里面一会儿打字、一会儿又抽烟、一会又把打出的纸撕掉，一脸孤独无聊、寂寞难耐的表情。一层的大厅中央布置着一个小的展览厅，里面是各种空的画框，当观众朝里面看的时候，他就成了画框中的肖像。而在里面的演员则是观众，对这些肖像评头论足，指指点点。我把头放在一个框里，做出表情，让演员指点了一阵，很好玩，我体验了几分钟戏剧中演员和观众的关系，很刺激。我依然是我，但置于这个框架中，我就成了作品，演员可以评头论足，甚至朝我啐。我很喜欢这个构思。在另一个单元里放映世界各地的风光录像。演员在各个场景的演出是相当认真的，有些可以看出是排演过的。有些是丹麦著名的演员，就在离他们只是一肘的距离看他们演出，确实刺激。他们的表演相当精致，有的就像是有生命的油画。其中在酒吧里的场景，像是在中国的一个茶馆中。演员们虽然在做戏，但相当自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我估计有一部分台词是即兴随意的。《世界钟》最关键的部分是，所有场景都受一楼的电脑控制，在每个场景中，都有红绿灯指示演员的行为，红灯一亮，所有人立即僵化，变得像蜡像馆的人一样。绿灯亮，刚才的动作和谈话又继续，这很需要点功夫。在一楼的电脑控制台，像交通指挥部一样，你可以看出每个单元的动静。《世界钟》或许暗示的正是二十世纪现代艺术的一贯主题，现代世界的标准化、一体化所导致的生命的异化、机械、无聊、空虚和绝望，这几乎已经成为西方现代艺术的一个母题。但正像《破浪》一样，处理的是司空见惯的题材，用的是个人化的有着鲜明风格的方法，《世界钟》的电脑控制就像《破浪》中的幕间休息一样，拉开了观众与戏剧现场的关系，而这个被意识到的形而上的关系本身，也是戏剧所要暗示的主题所在。一方面，观众身临其境；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这一切是被某种抽象的东西控制着的。这个控制者既是导演自己，也是某个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现代机器。整个戏剧很轻松，很好玩，你可以喜欢呆在哪就呆在哪，也可以闲聊，上厕所，观众一进入现场，其实也自动成为这个戏剧的一部分。它打破了戏剧舞台与展览馆的界限，既可以说是戏剧，也可以说是在看一个个小型的展览、绘画或行为艺术，但这一切蕴藉的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主题。这个戏的观众很多，卖票。看完出来，在异国的街道想起故乡中国，那边普通人和艺术家都还在热衷于与世界的接轨，如果所谓现代化，就是与这样一个“世界钟”在时差上的统一，倒是令我担忧的。

　　从特里恩的戏剧里出来，站在街口，等着红灯停绿灯走。仿佛自己也成了他戏剧中的一员。特里恩的《世界钟》是非常现实的。肚子饿，就进了一家麦当劳，如今从大西洋到整个欧洲，流行的都是这种快餐，冷不防又在快餐店的电视机里看见了神探亨特。不禁庆幸，好在这地方还有像特里恩这样的人，拒绝跟着那个钟，摆。

　　　　　　　　（自《艺术世界》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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