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巡拜——「千禧之旅」日记
余秋雨
为迎接千禧之年的历史性时刻，香港凤凰卫视台特派出一支摄制队，远赴世界各大文明古国的发源地，寻幽探秘；从希腊雅典出发一直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进行一场跨越十国，行程约四万公里的「千禧之旅」。著名作家余秋雨作为嘉宾主持人，参与是次「文化苦旅」，并以日记形式，全程记录沿途所见所闻。本版自今日起依照旅程进展，及时刊出余教授电传至港的日记，以飨读者。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晴，大风，深圳。
《千年巡拜》将是一份真实的日记，纪录我在二十世纪最后几个月考察人类几个最重要的文明发祥地的数万里行程。基本上是坐吉普车，整个活动的发起者是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他们将逐日播出考察过程。
说是考察，其实是一次巡礼和祭拜。我们正要翻越一道千年为度的山梁，回首眺望，总不能把目光仅仅落在最靠近的山谷中吧？但我们平日更多关注的，恰恰正是最近的一千年。美国、澳大利亚这些特别年轻的地方姑且不论，即便是铜锈斑剥的欧洲，一个个国家数过去，绝大多数话题也只在千年之内。
何妨抬起头来，去辨认一下远处那些同样以千年为度的山梁？我们的祖先，曾与那些山梁共属於这颗星球上，那时，世界还没有现在这般拥挤。
如果说，世界本是一所文明的学校，那麽，今年是这所学校的盛大校庆。我们中国，属於最早入学的那几届，因此需要在返校之日，拜访一下早年的同窗，捕捉几许远逝的钟声。年轻力壮的低年级同学在那边热闹，我们上了年岁，有一些同龄人之间的话题。
说清了这个理由，那麽，我们这群中国人居然在世纪之交最繁忙的日子里悄然远行，去祭拜其他文明故地，也就不是荒唐之举了。这样的祭拜当然不只代表自己，因此，借助於卫星电视使我们与万千同胞天天相连。一排吉普车轮，将在陈旧的世界地图上划过，扬起古代繁华遗落的黄尘，然后，在翻越历史山梁的同时翻越地理山梁——争取在本世纪最后一天叩击喜马拉雅山，再一路逶迤直奔长城。
这个计划，并不是我想出来的。一个月前，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在中央电视台为十馀个国家参与的国际大专辩论赛作总决赛点评，被到处都在找我的香港凤凰卫视发现了下落，该台台长王纪言先生从机场直接来到我下榻的宾馆，三言两语把计划说得清清楚楚。我略有支吾，因为一时无法安排原先已经规划好的工作，而且也完全没有时间为这次远行作资料上的准备，但我还是答应了。
於是，赶紧回到上海，为我指导的博士生安排好学习计划，然后赶快飞往美国，硅谷地区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华人社团早就约我演讲，不能爽约。讲完，美国其他地区的华人社团也来约请，我只得请他们原谅，等到我一讲原因，几乎所有来约请的人都同声支持，这才使我有可能此时此刻在深圳的居所收拾行李。
可惜，资料还是没有时间准备，只得轻箧而行。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晴，大风，香港。
第一站是希腊雅典，坐飞机去。我们的吉普车已运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因此会在金字塔下乘上我们的坐骑，与骆驼同行。从此不再离开吉普车，直到长城脚下。
凤凰卫视要为我们壮行。仪式设在一艘船上，由两位船民在张罗。纯中国式的风俗，一头烧得金黄的乳猪，供着香炉，压着一串串吉祥符。应该焚香告祖，我们捧着你们的香烟远行了，敬祈护佑。
由凤凰卫视董事会主席刘长乐先生领头，每人向着祖国的海天敬香。风大浪高，维多利亚海港四周的高楼青山全在醉酒般摇晃，谁都站不住，但最后又谁都站住了。
这是一种什麽样的预兆？预示着一路风险，还是象徵着我们与其他文明对接时的情状？也许，是海天间的祖先接到了信号，在用强烈的动作表现他们的激动？老年人总是这样，知道儿孙们要远行一时慌了手脚，重重地拍肩掸衣，大声地嘱咐珍重，让我们有点受不住。
大家都想参加这个行程。我一路到底，主持人则轮班，一人走一段。考虑到镜头上的男女平衡，凤凰台安排的主持人全是女的，几乎把全台著名的女主持人一网打尽。由许戈辉在希腊和埃及开头，一到阿拉伯世界是陈鲁豫，然后一个个排下去，排完一大串国家，吴小莉说，进了喜马拉雅山之后就是她的事了。这个安排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那帮可爱男士们的冷嘲热讽。美国籍的犹太人方保罗先生几经争取而失败后说，他决定立即去做变性手术。窦文涛积极响应方保罗，以变了性的口气与女主持人依依惜别，说自己会操持好家务，望夫早归。
在一片笑声中，许戈辉与陈鲁豫悄悄地在一旁拥抱告别，鲁豫流下了眼泪。这使我有点惊讶，她们会在土耳其或伊拉克交接，分别不会有太长的时间，却似乎已在体验尼罗河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茫茫时空。过后我问许戈辉两人何以如此不舍，戈辉说，人啊，即使只是好好地玩了一天，黄昏时告别都十分难过，我听了默然。短暂地告别一个友人尚且如此，那麽，永久地告别一种文明将会如何？
我们正要去探访无数被告别了的文明。这中间曾有多少眼泪和唏嘘？我们的车轮将要辗过的一切，远远多於眼睛所能看到的。对辉煌的遗迹喝采，这是旅游；发现遗迹底下还埋藏着更多无以言表的东西，便是祭拜。
夜十时二十分，从香港起飞，中停曼谷，然后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在迪拜停留四个多小时，换飞机向雅典出发。飞机追着夜色走，只怕被黎明赶上，於是十几个小时全是黑夜，我们摸黑飞过了充满陌生故事的孟加拉湾、印度半岛、阿拉伯海，由波斯湾转入茫茫沙漠，当地中海在机翼下泛出幽蓝的光亮，希腊就不远了。最后，黎明与雅典一起来到。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晴，希腊雅典，下榻Harodion旅馆。
历史上一切试图读解西方文明的著作总是从希腊开头，而要读解希腊文明则总是从大海开头。於是毫不犹豫，下了飞机就去找海。找到海边，还不满足，只顾沿着海岸线向南、向南，直到一个海岬的尖端，看见高高的岩石上矗立着一个洁白的神殿遗址，才觉得到了看海的好地方，停下步来。
一打听，这个地方叫苏尼恩（Sounion），神殿是波赛东海神殿（NaosPoseidonos），公元前五世纪的遗迹。公元前五世纪，这个年代一提起就让人心旷神怡。在东方、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几乎同时在思考；而在希腊海边，正徘徊着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希罗多德和柏拉图，当时的世界在整体上还十分荒昧，但如此耀眼的精神星座集中於一时，却使后世人类几乎永远地望尘莫及。
眼前是爱琴海，与地中海直接相连。以前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就非常着迷地中海，尤其在摩纳哥的蒙地卡罗海滨我曾反覆惦量，觉得它浩大而不威严，温和而不柔媚，热烈的阳光下只须借得几分云霭树荫，立即凉意爽然，正由於它如此契合人性，才有那麽多别墅和游艇的聚合。这儿，几乎与地中海一模一样，却令人惊讶地没有密集的别墅和白帆，甚至也看不到太多渔船，只有二千五百年前的几排石柱，默默地支撑着碧云蓝天。希腊文明对大海的要求，主要不是具体的实利索取，而是整体的精神往还。哲人们在海边思考的，是此岸与彼岸的关系，是人类命运的艰深与无奈。他们决心给这个世界构建起理性秩序，而不是仅仅捕几船鱼，造几座房。如此博大的气象，居然留到今天。说希腊不够发达，希腊人天天反问道：你们是指什麽？
又来了一些别国的旅行者，只听一位导游在说，此处最美是夕阳西下的时分，整个海域全变成一片火红，像在梦幻中一般。许戈辉自语：「西方很多风景胜地都炫耀自己的黄昏，而我们国家的游客只喜欢爬到哪个山顶看日出。」我想：日出有可能美，但只图某种浅层象徵？不可能有大美，例如希腊文明中那种震天撼地的悲剧美。
那位导游似乎又在说，海神殿的石柱上刻有很多人的名字，其中一位是著名的英国诗人……
「拜伦！」我立即脱口而出，拜伦酷爱希腊文明，不仅到这里游历，而是还在希腊与土耳其打仗的时候参加过志愿队。我告诉许戈辉，拜伦在长诗《唐璜》中有一节写一位希腊的行吟诗人自弹自唱，悲叹祖国拥有如此灿烂的古文明而终於败落，十分动人，我还能记得其中一段的意思：祖国啊，此刻你在哪里？你美妙无比的诗情，怎麽全然归於无声？你高贵的琴弦，怎麽落到了我这样平庸的流浪者手中？
希腊并不是拜伦的祖国，但作为一个文化人，他有另一番皈依。他似乎也把自己看成是接过希腊琴弦的流浪者，因此写起来感同身受。海神殿既然壮观如此，建成时正逢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希罗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都一定来过，因此，我相信拜伦必然会来，留下自己的名字也很自然。
但是，白石廊柱在今天是珍贵的文物，被栏绳围住，警卫正密切注视着四周，我们怎麽走近前去找到拜伦？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晴，希腊雅典，下榻Herodion旅馆。
我和许戈辉一边坐在山石上对着大海聊天，一边斜眼偷看后侧，广场和警卫，同行的朋友郭秦、刘星光一个暗示，他们似乎用什麽法子转移了警卫的注意，我们便一头钻进栏绳，攀上台阶，急急在石柱上寻找。但是每个石柱都刻有不少名字，怎麽找？我灵机一动，心想只要拜伦刻了名，后人一定会在他名字的近旁刻划，因此应该找刻名最密集的那个廊柱。很快发现这个廊柱是面朝大海方向的右边第二个。立即凑上头去在高处辨认，因为我虽然只见过拜伦的半身像却猜测他的身材应该颀长。找了两遍没有找到，正待移开目光，猛然见到稍低处，他手写体的刻名正被密密层层地包围着。
别人，不管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都用大写字母刻着自己的名字，他却只用端正的手写体，而且又刻得那麽低，可以想见他刻写时的心情。必须把自己的名字签写在希腊文明的真迹上，但即便是遗迹，也必须低头小写，如对神明。我只奇怪，为什麽在他之后大大咧咧地用大写字母镌刻自己名字到高处的人，完全没有领悟他的心情，照理他们大多也是希腊文明的崇拜者。
由拜伦的刻名，我想起了苏曼殊。这位诗僧把拜伦《唐璜》中写希腊行吟诗人的那一节，翻译成了中国旧体诗，设题为《哀希腊》，一度在中国影响很大。翻译的时间好像是一九○九年，离今年正好九十年，翻译的地点是日本东京章太炎先生的寓所，章太炎先生曾为译诗润饰，另一位国学大师黄侃也动过笔。苏曼殊借着拜伦哀悼希腊文明的声音，来哀悼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也曾经辉煌，但在一九○九年却已让人觉得只剩下了悲哀，结果苏曼殊、章太炎和黄侃如此深深一哀，也就成了辛亥革命的一种情绪准备。他们当时亡命异国他乡，正符合拜伦笔下行吟诗人的心态，而更重要的是，这一首译诗，把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紧紧联系起来了，联系在同病相怜般的衰败中，联系在对往昔辉煌的共同祭奠里。
对苏曼殊的诗我有点偏爱。记得有一年在日本福冈，日本作家协会会长水上勉先生记起苏曼殊的母亲是日本人，问我有没有听说过「踏过樱花第几桥」的诗，我立即背了出来，使水上勉先生有点吃惊。但是，我背不出《哀希腊》，这首译诗太长，诗意也不如自写诗那麽顺畅，只记得开头是「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这里所说的「奢浮」，也就是抒情女诗人萨福。译诗中让人难忘的重句是「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结尾处有四句都能背得出来：「独有海中潮，伴我声悲嘶，愿为摩天鹄，至死鸣且飞。」
苏曼殊一定用中国古典情怀，想像过希腊的大海。
但是，站在这样的海边，终於也可以明白，对历史不必过於自作多情，希腊文明的光辉，岂能仅仅体现在它自身的国势强盛！它早已奉献给全人类，因此也无所谓痛心疾首的悲哀。拜伦和苏曼殊真情可感，但希腊精神却比他们平和得多，达观得多。激情，容易把事情做小，尤其是面对一种宏大的文明。
我们离开普尼恩海岬时，黄昏尚未到来，有点遗憾。
《香港大公报》
***
【公益图书馆 书库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