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这里我用“童言无
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小学
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
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
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
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怕人家
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
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
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
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
骂那种对于自己过分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切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
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我这算不算
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
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吧。我姑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
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
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
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
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
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
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外，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
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
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
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
（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
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
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
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
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
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
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
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
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
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
也近于负气吧？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
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眼前，许久，许久，得不到
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
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
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
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
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
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
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
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
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
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赚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囤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
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
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在，在市面上
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而最
近，一个卖菜的老头秤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
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
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穿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
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
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
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
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
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
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
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
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
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
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
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
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
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
“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宁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
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
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
西，就可惜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
的打开来。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
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
鉴：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
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
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
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
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
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
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ＶａｎＧｏｇｈ画图，
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
油画变了浮雕。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这样地生活在自制的
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诃夫的“套中人”，永远穿着雨衣，打着
伞，严严地遮住他自己，连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个套子。）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
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
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有天晚上，有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
岁，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
说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很感动，连
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岁，我母亲那时候不在中国。我父亲的姨太太
是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妓女，名唤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顶时
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
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我说：“喜欢你。”因为这
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
    吃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
怅惘。
    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红楼梦》上，贾母问薛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老年人喜看热闹戏文，爱
吃甜烂之物，便都拣贾母喜欢的说了。我和老年人一样的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
如腌菜、酱萝卜、蛤蟆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是一
个最安分的“肉食者”。
    上海所谓“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雪白干净，瓷砖墙上丁字式贴着“汤肉××元，腓
利××元”的深桃红纸条。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上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子，明
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
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门口停着塌车，运了两口猪进
来，齐齐整整，尚未开剥，嘴尖有些血渍，肚腹掀开一线，露出大红里子。不知道为什么，
看了绝无丝毫不愉快的感觉，一切都是再应当也没有，再合法，更合适也没有。我很愿意在
牛肉庄上找个事，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那里是空气清新的精神疗养院。凡事想得太多
了是不行的。上大人
    坐在电车上，抬头看面前立着的人，尽多相貌堂堂，一表非俗的，可是鼻孔里很少是干
净的。所以有这句话：“没有谁能够在他的底下人跟前充英雄。”
    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
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
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
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
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
做。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
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
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
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
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
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
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
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
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
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
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
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
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
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
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
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