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
面。
    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是如此。倘
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
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
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
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
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
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
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
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
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
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我发觉许多作
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
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
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
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
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
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
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
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极端
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
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
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
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
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
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
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
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
的总量。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
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
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
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
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
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ｎｇｅｌｏ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
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倘若现在也有那样
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
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
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
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
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
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
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份大于艺术的成份。和恋爱的放恣相
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
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
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
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
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
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
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
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
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
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
真实些。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
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
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
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
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就说《战争与
和平》吧，托尔斯泰原来是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结果却是故事
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
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没有新
的主题去代替它。因此写成之后，托尔斯泰自己还觉得若有所失。和《复活》比较，《战争
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仍然一寸寸
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
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
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
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
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情，有回复
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
姘居，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
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营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
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俭俭在过日子的。他们不敢太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
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泼而着实相适应的。他们需
要有女人替他们照顾家庭，所以，他们对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态。《连环套》里的雅赫雅
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
下去，白头偕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个
男人窦尧芳是个规模较好的药材店主，也还是没有大资本家的气派的。和霓喜姘居过的小官
吏，也不过仅仅沾着点官气而已。他们对霓喜并没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间还是人与人的
关系，有着某种真情，原是不足为异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她
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为倘使过于病态，便不合那些男
人的需要。她们也操作，也吃醋争风打架，可以很野蛮，但不歇斯底里。她们只有一宗不足
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派文人看看他们不
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
主题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
死劲去抓住。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觉得什
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
    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爱，不
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如杜甫诗里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但她究竟是个
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沦为乞儿相。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
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
底是悲怆的。
    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语气
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
用，原是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
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辞汇
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