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期（四）
作者：张贤亮
说到这里，“走资派”忽然皱起眉头说应该揭发检举，这是一种严重的假公济私行为。医用绷带属于国家财产，怎能让个人随便拿去垫月经带？小王小李从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农场，当年是他批准转正的，现在却一个个参加了“造反派”，可恨可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欢快的气氛一眨眼就变得非常气愤而严肃，牛鬼蛇神一个个咬牙切齿，用当时的话说是“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果然不仅是老虎而且还活着。原来任农场政治处主任的“叛徒”深思地说要好好研究研究，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那间厕所是“革干”和“头头”们专用的，如果发现他们的家属用印有一最高指示”或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当草纸，就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可以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联系起来，当时为这事被枪毙判刑的男男女女可不少。这个创意很快得到号称为“叛特反资”的牛鬼蛇神们的响应，个个都赞扬此计大妙大妙！
可是谁去发现用印有领袖头像或“最高指示”的报刊书籍当月经纸的“恶攻”罪行呢？当然只有我才有这个机会。于是“叛特反资”们一齐动员我去“收集材料”，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文革”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斗争”，我作为一个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应该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将功赎罪，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作出应有的贡献。我迟疑地问这种事情是不是太下流？“叛持反资”一致说“政治斗争”就要这样不择手段，你没看见他们把我们整得遍体鳞伤？这说明他们执行的是“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我们和他们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必须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把“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在回来。他们东一嘴西一嘴七嘴八舌说了许多，我一时也不能领会得很深刻。总而言之这个任务非常光荣，接受它就是接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走资派”还许愿说等他们将失去的权力夺回来以后，要把我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看待。
一个难题解决了又来了个更大的难题。我不参与他们的“政治斗争”就是不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不忠于“无产阶级专政”，而参与政治斗争的第一个光荣任务竟然是去检查月经纸！我不知道带血的报纸是什么东西还可以接受，知道了它的来龙去脉真有点不堪入目。但原政治处主任即“叛徒”用深沉的炯炯目光盯住我说，这可是对一个右派分子的政治考验，不要看那些“造反派”现在张牙舞爪，对你还假惺惺地表示信任，但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大好河山仍然会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干部手里，孰去孰从，希望我三思。
原政治处主任不愧为政治处主任，擅长于做思想工作，口齿伶俐引经据典，富有逻辑性及说服力。见我低着头不作声以为我默许了，于是教给我具体的步骤方法：第一步，查看女厕所内有没有这种月经纸，如没有，下一步就密切注意哪家的家属上了厕所后留下这种东西，如果有了，就能够肯定是那个妇女使用的。然后我把它捡回来交给他们，由他们写揭发信向更高一级的“军管会”检举。到时候月经纸是重要的物证而我是一个重要的人证，被月经玷污的领袖头像和我一起将呈堂证供。我必须挺身而出坚决捍卫伟大领袖，将那个罪该万死的“革干”家属送去枪毙，株连着那个“革干”也就被拉下了马，这是我千载难逢的立功机会！一番话既是战斗动员又是战斗布署，与当时流行的“反特影片”如出一辙，听得我五脏翻腾全身发冷。没想到人心如此险恶复杂，政治斗争这么残酷肮脏，还不如待在劳改队安稳。
第二天清晨我扛着铁锹扫帚昏头胀脑走进女厕所，果然有不少月经纸在等候我检查，果然与往常一样多数用报纸当草纸。这又给我增加了一条学问：从用什么材料代替草纸上可以推测出这位妇女的生活水平，也就是她在农场的社会等级。知道了血污的报纸是做什么用的我竟生出一丝怜悯，哪个妇女乐意把这样硬的纸夹在两腿之间？来回走几趟肯定会被磨得表皮出血。
我铲出粪便时稍稍留意了一下，血污的报纸上并没有什么“最高指示”或领袖头像，可见得革命妇女的谨慎小心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虔敬。但报纸上不论是新闻还是文章，连篇累牍都有“为人民服务”，几乎每隔一两行就会出现这五个字。当时规定毛主席语录在报纸上全部要用黑体字印刷，“为人民服务”虽然是毛主席的话，可是在文章中这五个字并没有用黑体字排版，这能不能算作是“最高指示”拿去检举揭发？我盯着“为人民服务”颇费了番思量，看来牛鬼蛇神们的“突破口”很难找到，我立功赎罪动机会也很渺茫。那时，打人的人民与挨打的人民都和乡下老太婆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同唱“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这样被月经的血污所浸泡。
我打扫厕所从来没有恶心过，这天早晨却忽然对着带血的“为人民服务”呕吐起来。
人啊，你叫我怎能怜悯你！
九
若干年后，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采访我的节目，主持人要我用一句话概括“名人下海”几年来的感受。酸甜苦辣，感受良多，但事先没有准备却限定我用一句话来表达，我哪有本事在瞬间精炼浓缩？然而面对着摄像机我自然想到电视屏幕，由电视屏幕又联想到屏幕上出现最多的广告，我就不假思索地说出平时看见某种广告时的感慨，我说：
“要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必须首先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节目播出后很多人都认为这句话非常精彩，提炼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不少报刊还转载引用，但观众读者肯定想不到我这话是怎样临场发挥出来的。前面说过，到了老年我对生活的感受都会以当年的体验为基准。当年我的无知及血污的报纸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如今我每看到电视上妇女卫生巾的广告，那些血污的“为人民服务”必定又会在我眼前浮现。我惊叹于现今妇女卫生巾的品牌繁多规格不一，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大概可以全部满足妇女们在各种场合的需要。坦率地说，任何商品供应的丰富对我的感触都不如小小的卫生巾令我感动。妇女们再不受硬邦邦的报纸折磨，“为人民服务”也终于摆脱月经的血污恢复它原本的意义；中国目前需要社会改革及改革的困难，就因为过去开出的“为人民服务”的空头支票太多而今天又必须兑现。
由此我常想：赚钱当然是每个商人的首要目的，而要能赚到钱就必须时时刻刻考察、研究、试验并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只有迎合人们的需要、满足人们的需要才能把钱赚到手。商业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互为满足、相互服务的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买方又是卖方，一次成功的商业活动就是我为你服务你为我服务。表面看来人人都只顾自己，客观上却是人人都在享受别人服务的同时为别人服务，在为别人服务的同时享受别人的服务。每个人获利的多少决定于他能多大程度满足别人的需求上，不能很好地为人们服务他个人立即会受到损失。任何个人如想最大限度地追求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别人服务好。商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争取比对手为顾客即“为人民服务”得更好，竞争一方的失败及损失，却会在宏观上使顾客即人民与社会得到更大的利益，提升人民的享受水准和社会的进步程度。甚至可以说，提高人民享受水平和促使社会进步，必须要以一部分商业活动的失败为代价。但在商业活动中失败者并非固定的，而每个人都无生有趋利避害争强好胜的本能，于是便激发出每个人的竞争性从而无限度地激起人与社会的活力。这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生物链”。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就真正落实并贯穿于所有的链环当中。
虽然生活把人情颠来倒去让我观察，从而使我觉得人不值得怜悯，但生活又颠来倒去地让我感到人还是应该有怜悯之心。因为后来我偶然遇见一个女人，她用她的怜悯最终将怜悯深深根植在我的心里。使我后来在某些时候即使明知会上当受骗，也不愿放弃一次可能帮助别人的机会。
幸亏我没有完成“叛特反资”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没找到带血污的印着“最高指示”或领袖头像的报纸，也就是说没有参与什么“政治斗争”，到第二年开春，农场的革命群众开始一个个解放牛鬼蛇神，第一个得到解放的竟然是我这只死老虎。
毕竟我与“叛特反资”一起劳改了一年多，我出群专队时牛鬼蛇神们都依依不舍地与我话别。“走资派”夸我确实改造好了，将来他一定派我当农场所有的“劳改释放犯”的队长，让全体“劳改释放犯”都向我学习。虽然我没有把哪个“革干”家属送去枪毙，原政治处主任即“叛徒”并不计较，仍真挚地握住我的手鼓励我出去以后还要好好改造。“二杆子”吐沫飞溅地说他最终发现“五类分子”中也有好人，以后他继续革命时一定要注意掌握毛主席“区别对待”的政策。还有的请我给他的家属带话，说他很快就能回家。他们的热情弄得我也热泪盈眶。
出了群专队还不是正式工人，只不过以被管制的右派分子的身份和正式工人一起劳动。在群专队我大小还是个领导，跟正式工人一起劳动我反而成了众目睽睽下唯一的监督对象，革命群众对我的宽大倒使我更加难受。从劳改队到群专队再到正常社会，在我身上体现的是每况愈下，于是几乎在我意识里种下了“劳改情结”。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革命群众掌权的农场“革委会”居然批准我回北京看望我的母亲，凭这件违反当时常规的事我至今仍认为即使把社会搞得再乱，人与动物还是有区别。况且这次探亲假还不是出于我的请求，只不过大伙儿在田里劳动时一个小“头头”跟我聊天聊得高兴了偶然说了句：“你还是可以回家探亲的嘛！”我赶忙问探亲假需要什么手续，他漫不经心地说你打个报告交给我就行了，说这话的时候还给我挤挤眼睛。我不懂他挤眼睛的意思，我观察他并没有挤眼睛的习惯，可是他为什么偏偏说这话时向我挤眼睛？他的动作使我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想搞清楚他有什么暗示或弦外之音。待我若干年后神经正常了，才知道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动作是无意识的，因而世界上也有一半以上的思索是无意义的思索。
探亲假的报告很快便获得批准。我只有三十几块人民币就爬上火车。这点钱还是“叛特反资”们凑起来借给我的。在劳改队我曾听说现在坐火车不要钱，可是上了火车才知道“大串联”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一节节车厢像拎着肠子捋油似的查流窜分子和不喜欢买车票的“知青”，可见待在劳改队群专队听到的消息总是姗姗来迟。但我虽然没有钱却有“青春期”，列车员不停地将我查下去我不停地向上爬，一千多公里铁路我乘了七天火车也终于到达北京，有六晚上都是睡在免费的候车室。有“青春期”的好处就是没有钱也能跑遍世界。
下面要请读者原谅我不写我怎样与母亲见面。在我另一部题为《习惯死亡》的小说中我曾有过一点点叙述，即便在那本书里我也不愿写得太多。我与我那位死去的好友相似，要把对于自己来说最珍贵的东西留给自己。一个作家总要有完全属于个人的私有精神财产；在一生的情感与一生的遭遇中，有些东西是和自己整个生命紧紧相连的。那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生命的根系，如果将根暴露在外面，我便不能再很好地吸收土壤中的营养。哪一位作家如果把根系刨出来出卖，说明他已江郎才尽、即将枯萎了。我大半生经历的生活已经丰富得过于沉重，我的母亲是我利用这些丰富得沉重的生活的动力。现在我将我母亲抱着我的照片悬挂在书房的墙上，她的微笑鼓励着我不断写下去。
她从一个贵妇人沦落为在街头靠手工编织毛衣糊口的老太婆，仍始终保持着高雅的风度。我想，只有受过旧社会高等教育的妇女才经得住人生的反复折磨。她虽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却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即使变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贵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专门留给后人瞻仰那过去的永不复返的时光，并且时间越往后越会放射出古典的光泽而日久弥新。她老人家和我刚在一起过了三天愉快的天伦之乐我就被“小脚侦缉队”抓去。我以为“小脚侦缉队”这个词语应列为中国“文革”词典中重要的条目之一，那是无孔不入的专制统治下的一个范例。一群大字不识的“居委会”老妇少妇居然在堂堂的首都有权抓任何她们认为可疑的人，而那时可疑的人又源源不断抓不胜抓，迫使她们像会说话的警犬似的白天黑夜兴致勃勃地挨家挨户搜查。抓住后就交给派出所，派出所既是她们的总部又负责收集她们的捕获物。而堂堂首都的派出所竟然将被抓来的男男女女可疑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关押在一起，首创了世界监狱史上男女混合关监的纪录。
关我的派出所位于北京最繁华的区域，两进华丽的四合院原先是清代一品大员的官邸。这应该是集中体现中国城市文明的地方，可是在偌大的院子里派出所只拨出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平房，关进四十多名男女。四十多名男女嫌犯都往一个马口铁桶里排泄大小便，满了后才让值班的嫌犯提出去倒进后院的厕所。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派出所是因为房屋紧张还是有意如此安排来作践人的尊严，或是要在男女差别的观念上来一场“彻底革命”，以便加快实现伟大领袖发出的“男女都一样”的号召。幸亏牛鬼蛇神们给我上过一堂妇女卫生常识课，不然的话我看到女嫌疑人当我面换月经纸肯定会大惊小怪。女嫌疑人在这里哪顾得上羞耻，要么将前面对着众人，要么将后面对着众人，而前后两面都是女性最隐秘的部位，只好索性大大方方地彻底公开。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多名嫌犯中有七八个十四五岁末成年的孩子，每当女嫌犯大小便时这些孩子们都从始至终观赏到底，现在想来他们的青春期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
我想尽快结束这一段落。我与一些不喜欢揭露“文革”的人士一样，不喜欢暴露那些丢中华民族的脸却又不应由中华民族集体负责的事。但我想我还有权利写自己。简洁地说我在臭烘烘的牢房待了五天，没有人来提审也没有人来问你是谁。每天早晨男人看女人解手女人看男人解手以后，由一个女“工宣队”指挥嫌犯们合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女“工宣队”严厉地规定大家都必须看她指挥而她却没有起码的音乐常识，大概她在指挥合唱中深深享受到指挥人的乐趣，她指挥错了总责怪男女嫌疑人唱错了，不时地用指挥棒敲打人头，人头仿佛成了她的打击乐器，弄得人人都紧紧张张地抱着脑袋眼睛盯住她唱。男男女女关在一起同在一个桶大小便的牢房里却从早到晚歌声不断，让不知情的外人听见还以为这群男女在欢快地干什么风流韵事。
我是母亲的灾星而母亲是我的救星，她老人家总是出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母亲每天提着饭盒给我送两餐饭。我吃着红色的高粱米饭加几条青菜和几丝榨菜，她就在窗外安详地等着，仍与那天我被开除时一样。那几条青菜和几丝榨菜在红色的高粱米饭上每一餐都摆放得符合欧陆西餐的拼盘规格。这时她仍保持着西方上层社会的礼节，即使对儿子也不盯着看我吃饭。目光镇静地看着在派出所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等，那君临一切的气度俨然她是这旧日官邸的女主人。
直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她在窗外对一个已三十多岁却身败名裂陷入囹圄又孑然一身的儿子作何感想。但我肯定这是她生产我的时候绝对没有料到的。当她第一次看见我带着她的血的面孔，她一定对我的未来有非常高的期望。而她的坚强就在于她能很平静地对待她完全预料不到的事，她接受恶劣的命运就像接受贺卡，拆开来看看便无所谓地放在一旁。对我被开除被劳改被群专直到被“小脚侦缉队”抓走，她就像着婴儿学步的妈妈早知孩子一定要摔跤跌倒才会走路似的，毫不惊慌更不责怪我。我从来没有听她老人家发过一句牢骚，她实际上很希望国家富强因而很拥护革她的命的革命。革命革得这样糟糕也是她老人家没有料到的，但她还是无言地将这一切当作意外地接到了一张陌生人寄来的贺卡收下。她常在窗外嘱咐我说被遣返回农场以后要尽快安置妥当，她准备来农场跟我一起过“劳动人民的生活”，她说她自小生长在水乡所以喜欢养鸭子，如果可能的话再养一只猫。她非常天真地以为农场是世外桃源。我当然不会扫她老人家的兴，告诉她那里既有活老虎也有死老虎并且更多的是打虎的英雄。
后来我才知道我所以被关了五天是派出所等我母亲筹钱买火车票。所以我不同意说“文革”给国家造成了多大损失，损失其实都分摊到老百姓头上，譬如关押人要家属送饭，遣送人要家属买票，枪毙人要家属付子弹费等等，国家举办这次“革命”付出的成本还不如举办一次运动会多。当母亲凑到二十一元八角人民币在一天下午交到派出所，派出所第二天凌晨就派了四个臂膀上佩红袖章的革命小将押送我去著名的北京火车站。那会儿大街上只有扫街的清洁工，路过我母亲住的房屋后窗我看见灯还没有亮。我在穿军服扎武装带佩红袖章的革命小将们的押解下悄然走过，我想让她老人家多睡一会儿，谁知这就是我与她的最后一别。她要到送饭时才会发现我已被遣返走了。然后她又回到这间房里，去想象将来养什么样的鸭子及什么样的猫。
啊！那寂寞的后窗……
十
接下来，那个女人就要出场了。在她出场前后，我的“青春期”连续发作了两次。
且说两男两女革命小将把我抑到北京火车站时天刚蒙蒙亮，一男一女拿着劳什子证明进票房一会儿就办好了车票。四人又不辞劳苦地要亲自押我上火车。我们走进地道的时候还没有一个旅客，灯光通明的地道里空荡荡地弥漫着一种不祥的阴森。我走在前，小将们走在我后面。到了半途我听见四个小将嘀嘀咕咕不知商量些什么，随着响起叮叮咚咚解武装带的声音。我以为几个小家伙中间有谁要在这无人的地道中恶作剧地撒泡尿。那时见人有什么异样的动作我总与人要大小便联系起来，可能是因为看人大小便看得太多的缘故。谁知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后腿就遭到皮带猛烈地抽打，疼得我趔趄了一下腿肚子马上一片麻木。
遭到突然袭击我的“青春期”突然爆发，我急速掉转身去敏捷得像头豹子。这时一个小将正把皮带举在半空两个小将在跃跃欲试一个还手脚不麻利地解着皮带。等那举在半空的皮带快抽到我头上，我一把将皮带抓过来顺手一拧，皮带一眨眼就到了我手上。我冷笑着说：
“伙计，要讲打，你们四个绑在一起我用一只手就能把你们都打翻！你们信不信？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是个反革命，专反你们这些革命的！不信，咱们就在这里试试看。”
小将们见我手里也有了皮带并且运用得比他们还要熟练，四人异口同声地耍赖：
“谁打你啦谁打你啦！你‘丫挺’的！你看见谁打你啦你看见谁打你啦！你‘丫挺’脑袋后面长了眼睛啦你‘丫挺’脑袋后面有眼睛？你‘丫挺’好好走你的不许乱说乱动！‘丫挺’要好好走不许动！”
革命培养出这样的后代实在让我伤心，连强词夺理都软弱无力，皮带被人抢走了也没勇气夺回来。又要我走又不许我动，“丫挺”一词作何解释我也莫名其妙。这四个小将最大的不超过十八岁最小一个顶多有十四岁，一个小姑娘还长得很清秀，胡乱地扎着两条羊角小辫更显得稚气可爱。见我盯着她她马上将目光躲开，小嘴噘噘的好像要说些辩解的话。看她的面子我也就算了，不看她的面子我也只能算了。我说：
“我好好走我的，你们也好好走你们的。这样大家都好，谁也不伤谁。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就因为我一个人打伤了像你们这样大的八个娃娃。今天我急着上火车，不想再把人打伤了。走吧！”
四个革命小将垂头丧气地跟我走出地道口，一边走一边仍暗中嘀嘀咕咕个不休。到了有人的站台我随手将皮带还给那个抽我的小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这时闸门打开了，旅客们如同大难临头拚命逃窜似地向各个车厢拥挤。我是第一个到的当然有座位让我挑选，我就找了个靠窗口的座位坐下。奇怪的是小将们仍不走，在我背后的座位四散地坐着，好像他们也准备长途旅行。等车厢里坐着站着挤满了人还有人爬到行李架上躺着的时候，四个小将忽然凑在一起喊了声“开始！”接着，那个清秀的小姑娘英姿飒爽地站起来一脚蹬上她的座位，高高地挥舞着“红宝书”清脆地喊道：
“旅客同志们旅客同志们，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我们现在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你们看见这个坏家伙没有？”
她居高临下地在我背后用一根稚嫩的手指在我头上狠狠地戳了几下，“你们大家看看这个坏蛋的丑恶嘴脸，这坏蛋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恶毒凶狠得很！他一个人就打死了八个无辜的革命群众！前些日子他偷偷流窜到伟大首都来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幸好及时被革命群众抓住了，使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今天我们大家要拥他回他来的地方叫他去受应有的惩罚。革命群众必须提高警惕，人人都有监督批判他的革命权利！大家要擦亮眼睛，严防他在列车上又拉拢群众，阴谋破坏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秩序。大家听清了没有？”
看不出这个面目清秀的小姑娘还真伶牙俐齿并且会编故事。这样的话她连说了几遍，特别把语气的重点放在我打死了八个人上面。开始念毛主席语录的时候车厢里乱哄哄没有几个人注意，但听见我一个人打死了八个人全车厢二百多人突然鸦雀无声，都将惊讶的目光盯着我，远处的人还学她的样子踩上座位伸出长长的脖子，力图看清我的嘴脸如何丑恶，同时发出一片“呀呀哦哦”的恐慌议论。小姑娘宣布完了，小将们又齐声高呼了几句“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便昂首阔步扬长而去。他们留下的空座位立即引起一阵争夺，革命群众又互相对骂。
列车开动后车厢终归于正常，我就成了旅客们旅途中议论的话题。有的说听那些“小崽子”的！他要是打死了八个人早就枪毙了，还由他一个人大摇大摆地坐火车？有的说“小崽子”可都戴了红袖章，说的话总有点来头，不会无缘无故冤枉好人，你没见这家伙一个屁都不敢放。有的说最好离他远点，你没看他脸色铁青，没准什么时候他又犯横打人。有的主张告诉列车员，车厢里有这么个打死了八个人的危险家伙对大家都是个祸害。于是人们又纷纷埋怨革命小将，一致认为他们应该通知列车员而不应把看管的责任推给旅客，万一发生问题由谁负责？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妇女悄悄和她同行的男人换了座位，那男人实在无处可逃只得心惊胆战地用半个屁股挨着我坐，一路上连看也不敢看我。
我又可气又可笑又可悲，没料到“小崽子”们会想出这样的诡计，偷击不成便在大庭广众中糟踏我，叫我对他们无可奈何。难道我能站起来为自己辩解说我是个诗人？诗人同样是危险的坏蛋。难道我能说那些“小崽子”在说谎？小将们可都身穿军装佩戴红袖章，那是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符号，在政治上占绝对的优势。人们猜测得对，总不会一点原因都没有，我至少是个“劳改释放犯”，不管我怎样辩解都等于放屁。
但我有更多可想的，那就是我的母亲。想起她老人家我也就由人们去说吧，我想这时候她老人家应该知道我已离开了北京。
后来我每到北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崽子”，在当时的首都街头有不少这类年轻人，他们无书可读成天在派出所进进出出，经常与“小脚侦缉队”密切配合干些抓人押人的勾当。算来他们现在也有四十多岁了，已成熟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力量。他们现在是不是也认为“青春无悔”？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也觉得那时的阳光比现在灿烂？那个革命年代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风光的时期也是他们的“青春期”，那样的“青春期”会给他们终生留下什么影响？他们从小就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横行霸道、耀武扬威，仗着人多势众用阴谋阴谋对付强者，学会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编造谎言，最大的本事就是用时尚的语言蛊惑人心。到了新时期这些“小崽子”及“小脚侦缉队”突然销声匿迹，难道他们真的就在世界上消失？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转型会作何感想？
当然那时我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暗自懊悔这次回北京倒给母亲增添了许多麻烦，遥遥的思念尚是一种安慰，见了面徒然增添伤悲。我决心回农场申请一间土房，将母亲接来养她喜欢的鸭子，再去抱一只小猫。既然我能够请探亲假，那个挤眼睛的小“头头”也会帮我实现这个理想吧。
虽然无端地在稠人广座中受了侮辱，让一个小姑娘用手指在头上戳戳捣捣，但从北京返回去不再害怕查车票了。小将们离开车厢时倒没忘记把车票摔在我脸上，让我能够不中断地坐到目的地。可是凌晨我出发时连水也没有喝一口，中午列车员推着小车卖盒饭，我才发现全身连一个钢（钅崩）儿都掏不出来。到了晚饭时间令人垂涎的小车又推来了，我又只好在座位上饥肠辘辘地看旅客进餐。与母亲不辞而别加上被抽打、被侮辱、被猜疑、被监视又加上饥饿，百般折磨反反复复，怎能用“痛苦”一词表达得尽！我想，命运如果是考验我，如此种种考验也应到了极限，生活究竟是要将我铸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还是有意与我开玩笑要把我揉搓成一团废物？我真想和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仰天哀叫：
“上帝，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我端坐在座位上无法入睡，不眨眼地凝视着窗外。所有的景物都在我眼前飞奔，不知道这世界急急忙忙究竟要去何处。但列车毕竟还有个明确的目的地，我却独个儿前途渺茫甚至毫无前途可言。我感觉有一种外力抽空了自己，生命已离开躯体，只有视觉是整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暗下来，我看见自己丑恶的面孔突然映在车窗上，还有团团黄色的灯光。为了避开我自己的丑恶面目我把目光收回到车厢，才发觉已到了夜晚。
这时我感觉到面前的小桌板下有一个东西有意在轻轻触碰我的膝盖，我才看见一直坐在我对面的少妇有一对大眼睛。那一对眼睛像温柔的湖，强烈地吸引着我要向里纵身一跃，那湖水深处才是我最佳的避难场所和歇息的地方；这对眼睛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与母亲的目光一样却又羼了些忸怩，那份忸怩使我感到她和我之间的平等；她对我的亲切是另一种亲切，她那份关怀是另一种关怀。这种天外来的目光令我为之一震，勿须她作什么暗示我就伸手到桌下去摸那触碰我的东西。原来她在小桌面的遮掩下给我递过来一个塑料纸包的圆面包。
她的眼神鼓励我吃下去。她和母亲不一样，她要全心全意地看着我一口口吃。我吃着，她的眼睛就随着我的吃而越发开朗明亮。在柔和明亮的目光的安抚下，我从来没有吃得这么满意和开心，后来我走遍世界也吃遍世界，但是再没有一次比她的圆面包更令我吃得满意和开心。这样幸福的吃，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次。我吃完后直起腰挺起胸坐得像座钟似的端正，被抽空的生命又返回来并且我的躯体反而更加结实。这时她对我莞尔一笑因此这世界刹那间变得异常美丽，在这样美丽的世界上还是值得活一活的。她的笑靥使我的“青春期”突然爆发，我又一次觉得那股气在我体内涌动并使某个部位膨胀壮大，破天荒地我想要与女人也就是她过“夫妻生活”，不论“夫妻生活”如何乏味我也要永远与她每日每夜不停地过“夫妻生活”！
可是我的吃却惊醒了旁边那个胆怯的男子。那男子第一次敢看我而且立即提高了革命的警惕。虽然他一动不动但我已发觉他在严密地监视我。乐于监视揭发的人天生就有一副老鼠相，目光就是它探索动静的胡须，我脸上感觉到了它的胡须不断扫来扫去。我知道他不敢碰一个打死了八个人的人却会与那些小将们一样在大庭广众中吱哇乱叫。我连用我的眼神向她表示一下感谢都不能，那样做很可能会牵连到她也挨骂或被怀疑。于是我吃完面包后非常郑重仔细地将包面包的塑料纸折叠成整齐的小方块，像它是一封珍贵的信一般装进我胸前的口袋。她深情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动作的全过程，在我放进口袋又抚摸着口袋时，她羞涩地低下了头好像我在抚摸她，并只有我才能发觉到她的头轻微地点了点。
飞！飞！飞！有什么能阻挡住我！我不断向上升！向上升！向上升！有她的笑和她的面包，我要凌驾于这世界之上并拥抱这个世界！
“出水再看两腿泥”，咱们走着瞧！
人啊！我怜悯你们！
十一
她在我的目的地前几站下了车，于是我终生记住了一个叫“五原”的地方。列车每到一站车厢里照例是一片慌张忙乱，有人提行李下车有人提行李上车挤来挤去大呼小叫，而那胆怯的男子却镇定若素，在昏暗的车灯下始终不放松对我的监视，见我没有和她一同下车似乎还有点诧异。她一手拎个拉链包一手提个网线袋，磕磕碰碰地好不容易走出座位。到通道时她还回过头匆忙地与我的目光对接了一下，但这世界上唯一的亮光仅仅一闪烁便被后面挤来的人扑灭。从此她随着人流涌入茫茫人海，我再也找不到她的眼睛及同她的眼睛一样的眼睛。
虽然在列车上她将男人的活力赋予了我，激发起我想与女人过“夫妻生活”的冲动或说是“发情”，但与真正的女人过了半次“夫妻生活”却是在几年以后。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政治口号下几年以后形势确实有了很大变化，农场的群专队早已解散，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又上了台，那时叫做“恢复工作”。如今被管的人又管人管人的人又被管，这种勿须通过投票选举的轮流执政据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才有的真正民主”。想起来当年要在月经纸上去“找突破口”真毫无必要且非常可笑。“走资派”又当了场长，他也没有借口私自用“国家财产”代替草纸而报复医务室的小李小王。“走资派”没有“斗倒斗臭”却被斗怯斗怕了，经过“锻炼全体干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锻炼，他决不会再坚持原则主动工作，所以我也原谅他没有专门成立个“劳改释放犯”的小队叫我当队长。有时他回到原先群专队的所在地也就是我劳动的生产队来视察，见了我不过点点头而已，不再夸奖我已经改造好了。当然我还不至于傻到去问他为什么失信，人一当官马上就忘了他过去说的话。
不过凭良心说我的处境毕竟有很大改善。因为革命群众失势后再也不热衷革命，才发现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他们来说大大超过革命的重要性，而那时的社会主义怎么也“为人民服务”不好这“开门七件事”，劳动妇女仍然用印满“为人民服务”的硬邦邦的报纸垫月经带，反正那种政治宣传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革命群众开始大发牢骚，上工不干活，干活不出力，在田里拉着锹三五成群地“讲怪话”。那些“怪话”的反动性大大超过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论，我这个右派分子也就被他们看作是自己人了，革命群众亲昵地称我为“老右”。
本来我是可以申请到一间土房的，然而母亲还没有等到我把自己安置妥当便在偌大的北京孤独地去世。这一段请让我略去，我有权和那些有意回避“文革”的人士一样极力回避会使自己崩溃的历史。他们以为叫大家少谈“文革”“文革”就会在民族的记忆中慢慢淡忘，果然，今天的大学生已经不太了解“大跃进”及“文革”真正的历史面貌，大学高中初中往下依次递减，以至于毫无所知，一个后人无法超越的一贯伟大正确的神话，就在患有失忆症的民族中树立了起来。那么，是不是我尽量不谈母亲母亲也会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消失？为了我的精神免受痛苦，我倒想试一试。
在农场，没有家庭的单身农工过日子比较简单：“两个饱一个倒，家里连个油瓶子都没有，扯床被把一家子都盖上了，炕上又没个女人等他x，这样的人不叫他干活他还闲得慌。”所以生产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好像单身汉一定要比拉家带口的工人干得多。凡是遇上加班加点的工作或繁重劳动，队长组长总是叫单身汉去。革命群众虽然在政治上已把我当作普通人，但一致认为我是个特殊的劳动力，过日子又简单劳动又好又没女人等我X并且遵守纪律，叫干什么干什么，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这样我就几乎成了大家的工具。和我过了半次“夫妻生活”并给了我很大启发的女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的。
我的生产组长是个复员军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和别人一样扛着铁锹走路，总是把铁锹拖在地上来回跑，让铁锹拍打着地面，他走到哪儿哪儿就叮叮咚咚响成一片。春夏秋冬他都不系上衣钮扣，个子又矮又瘦，过大过肥的衣服老是敞着两襟一扇一扇地像他长出了一对翅膀，于是他就获得了“麻雀”的外号。“麻雀”既玩世不恭，喜欢用政治语言开玩笑，又对人从不曲里拐弯耍心眼，说话直来直去。一天他对我说他要想法把他老婆从别的组调到他管的这组来跟我一起干活，我问他为什么，他毫不隐讳地说为了好让我多干他老婆少干。我说你他妈的真会占便宜，他说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当官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这个小官也要趁有权的时候使唤使唤你这个好劳力。”
不久，“麻雀”真的鼓捣队长把他老婆调到我们这组来了。第一天上工他就当着全组工人宣布他老婆和我结成“一帮一的对子”。“一帮一一对红”、“开展谈心活动好”、“要斗私批修”等等都是那时的流行语言，顺便他还说了句：“这样也便于监督这个‘老右’嘛！”说完又连忙向我打恭作揖，“玩笑玩笑！你老右别放在心上。”
“麻雀”老婆坐在田埂上纳鞋底，一面笑着骂“麻雀”“婊子养的”一面瞟了我一眼。“麻雀”老婆不超过三十岁，模样长得很端正眼睛也很大，她瞟我的一闪好像给我猛地一击，使我想起列车上遇到的她。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五原”一带的人，出生在乌拉特前旗一个叫“白彦花”的地方。她还给我说过那个地方出美女，“脸盘鼓鼓的，眉毛弯弯的，腰杆细细的，肚子平平的，奶子撅撅的，屁股翘翘的”。她介绍到哪个部位便用手揉搓她身上的哪个部位，带动她全身都扭动起来因而使她的介绍非常生动具体。她自己就完全符合她的介绍，所以她的介绍实际上是一种炫耀。她介绍时我暗自想列车上的她大约与她的身材相当，遗憾的是列车上的灯光太暗。若干年后“三围”成了女人身材的时尚标准，但那固定的机械的数字怎能体现出女人珠圆玉润的灵动的美丽？从此她的身材便成了我看女人的特殊规格，后来我在巴黎用这种眼光看所有的模特与她相比都黯然失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