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到美国(第三部分)
五、在柏克莱的一学期
        我到加州之后，虽然生活和工作仍然举棋不定，我的健康情形多少有了进步，能较
多作研究，惟课业仍不专一，这可从我选修的课程名称和我写的报告看出。在主图书馆
的研究室，我获得良好的设备，起初是在讨论室有一张桌子，以后四一六号房，即福莱
尔室（Fryer Room）由我独用，从阳台外望，景色壮丽。介绍我来加大的信件，措词之
好犹如介绍我到芝加哥大学，我可以随便听若干课程。我听了亚当斯（George Adams）
教授的理论学和哲学史课程，盖久瑞（Cajori）教授的数学史和卢异士（E．P．Lewis）
教授的光谱学。我还听了卢异士（G．N．Lewis）教授的化学课程和卢异士（C．I．Lew
is）教授的哲学课程。加州大学有三位卢异士，人们以物理卢异士、化学卢异士和好人
卢异士来辨别他们。好人卢异士确是一位好人。尽管我在外面有些活动和分心的事物，
我仍然完成几项研究工作。我研究了颜色代数（algebra of colors）并写了一篇温度逻
辑的报告。美国数学学会在史坦福开会，由盖久瑞教授作主席，我在会上宣读一篇名为
《继续数学归纳》（Continuous Mathematical Induction载于1919年美国数学学会公报
第二十四期三九五页）的论文。我在1919年4月5日日记上记载说，那篇论文殊少引起人
们兴趣。
    除选修上列教授的课程外，我还有幸在教职员俱乐部遇到其他教授，我是俱乐部的
“礼貌会员”（courtesy member），常在那里用餐，甚至弹钢琴。在那里，我第一次遇
到人类学大师克罗伯（Alfred Kroeber）。我多次看到哲学教授罗文伯（Loewenburg）
和数学教授柏恩斯坦（Bernstein）。福瑞尔（Freyer）教授退休后将其房间交我使用，
我们多次谈到中国，我在中国时便知道他有中国名字——傅兰雅。在杜威教授访问旧金
山时候，我曾会晤他，谈起他预期的中国之行以及对胡适的回忆。劳德拜克（Louderba
ck）教授和我谈起他在1914年至1916年的中国之行。多年后，我在柏克莱任教，我们两
个都参加教职员一次聚会，他在前排讲话，我坐在后排，有人高呼“声音大一点！”我
失掉作双关妙语的机会，事后才想起，我应该高呼“声音大一点，在后面我们听不到！”
（译者按：“声音大一点”英文为louder，“在后面”英文为back，连起来为Louderba
ck，即讲话人之姓氏。）（1939年旧金山举办世界博览会，我则及时作了双关妙语。在
无线电访问中，林克赖特〔Arthur Linkletter〕问我：“赵教授，中国有没有语文拉丁
化运动？”我答称：“噢，林克赖特先生，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试图连接字体来写中文”，
博得播音室听众满堂彩。（译者按：“连接字体”英文为linkletters，即访问者之姓氏。）
    这次在加州停留期间，在音乐方面我颇为活跃。我去听旧金山交响乐团音乐演奏，
并看满头蓬乱长发的赫兹（Alfred Hertz）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Tchaik
ovsky's Sixth）以及《1812年的序曲）等等。我参加了发维尔（Arthur Farwell）教授
的合唱团在社区演唱。我还爬上萨瑟钟楼（Sather Tower）看费涉（Fisher）先生敲钟，
主调从C到高E，加上FD及Bb。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是在希腊戏院参加“爱莲”的演出。
我参加是由于剧团呼吁学生扮演教士加入合唱。在预演的时候，我看到导演、经理、舞
曲指挥及无忧无虑的主角之间，发生多次争吵。我在日记上记载这种混乱情形说：“舞
台如同世界。”在演出的那天——5月28日，我看到喇叭手将乐谱夹在喇叭的架子上，他
们记不住吹奏只51、2－5－23，3－4－1－3－21吗？在幕与幕之间，我走到窦图书馆
（Doe Library）四一六号我的房间为自己照了一张身穿教士袍的像。为了得知报纸报导
的真实程度如何，请看次日旧金山的询问报：“……演员动作从容精确，主角声音优美……
合唱团显示出（任何情形，就是不）绝不含糊的协合一致……甚至临时演员（我是其中
之一）也配合得（歪曲不正）丝丝入扣……”括弧里面的字是我在日记上加的。
    旧金山纵然就在海湾那边，我并不常到“城里”左，尤其在海湾大桥未建成前，交
通并不那么容易。但我确曾去过斯托克顿街上的“东方旅馆”，1910年我从中国第一次
来到美国就住在那里。我也欣赏乘坐渡船，观看海鸥随船飞舞，听由旅客们将花生米抛
掷天空喂给它们吃。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海鸥如何能同时滑翔、上升和加速。
    我的课外活动以及加州的气候纵然对我有益，然我的身心健康情形仍然时好时坏。
强迫多吃，一次小吃之后接着又来一次，是一项经常性心理苦难。柏恩海姆（Burnham）
大夫诊断为胃下垂，命我用X光检验，并要我带上支持带，其后情况便大为改善。我确曾
锻炼身体，如在青年会作体操训练，爬灰鼠峰（Griz－zly Peak）和塔马陪山（Mount
Tamalpais），这些都对我有好处。不过关于我的每天计划，我仍然觉得那些时日我的日
记极为内向：“试图作好”，“一天虚度过去”（几次这样写），“难以名状的一天”
等等。5月17日，我耗费一整天和中国领事馆周围的人们打麻将（发誓戒绝了七年）、饮
酒，很晚回家再小吃，写了七页日记，然后向基督祈祷，虽然我从不相信传统的正教教
义。
    除了我的工作计划未定之外，还有不同机关、不同行业聘我任职的函件，使我左右
为难。2月8日，我接获尼柯斯教授来信，说康奈尔可能有一物理讲师缺，请我担任。这
使我失眠两小时，直到我决定如果给我这个职位，我便接受。2月13日，我接获侯恩雷教
授来信，重派我为谢尔登哲学研究员一年。我写了四次复信稿，最后谢绝。3月24日，我
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康奈尔以前同学胡适与任鸿隽来信，要我到北大教哲学，如
果我想去欧洲一年，答应付我旅费，像似让我提前休假。这使我大半夜脑子转来转去。
3月24日，我获尼柯斯教授信，说我担任讲师“几乎已成定局”，于是我出外宵夜以示庆
祝。几天后，墨瑞特教授写信给我说，他高兴我从物理跳到哲学是短暂的，六年后我附
一短柬说我从物理跳到哲学乃是永久的。在我最后去康奈尔之前，我的计划仍有一些纠
缠。4月间，中国成立教育委员会，委员包括汪精卫、蒋作宾、郭秉文、陶履恭（孟和）
等人。郭秉文身为南京东南大学校长，请我到他那里任教，而陶孟和再次邀我去北大教
哲学，他说得头头是道，我又被搅得举棋不定，以致我在社区合唱团唱歌时，音乐失去
意义，我躺在床上又琢磨我的一生计划。几天后，我复信郭博士和陶教授，谢绝他们两
人的厚意。
    我计划东行，惟仍于6月初再一次游览约西麦特山（Yosemite）。我于两小时内爬上
崖边小径（Ledge Trail）直到冰河点（Glacial Point）。那条羊肠小道陡峭而窄小，
一般人多称它为“据称的小径”（alleged trail）。在平衡岩（Balanced Rock）我的
双足悬垂于二三千呎之下的山谷，我在那种危险地方照了一张相。（以后那块岩石用篱
笆围起，使得人们不能爬到边缘。）最后我返回柏克莱住了两夜，1919年6月13日，我写
道：“从现在起，我要进入生活新页”，并发觉“柏克莱在美丽晚霞与云影中逐渐离开
我。”我的本意是说一声再见，殊不知多年后我可以说，我住在加州柏克莱，比在世界
其他任何地方时间都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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