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记赵家
作者：杨步伟
第三章 剑桥过家
上次说到在火车上省钱买些罐头陈皮鸭吃，吃食是对付了，但是到了地头就没钱用了怎么办呢？所以过芝加哥元任就打个电报给他从前同住的朋友胡正详，不但叫他到波士顿南车站来接，并且叫他还带了钱来接，因为身上钱不够了。所以到了一看见胡正详真是喘了一口气。
一到剑桥第一样事就是找房子，因为那时很少人有汽车，连教授中只两三个人有私人的汽车，所以大家都愿意住在靠学校近边，也不是多数人可以自己买房子的，因此找住家的地方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不比一个学生住一间屋子容易）。我们到时离开开学日期又近，所以更难找了，因为多数的客座教授们都在半年前就托朋友们定好房子。（近年在美国找房子更难，所以多数人连临时居住的，只要事情有两三年合同的时候，都是自己买房子，只要地点好，买卖并不吃亏。）我们是在半年前还没想到一定来哈佛大学呢，并且那时的元任对这些事还没知道清楚，样样事他总想到像学生的生活是怎样过的，现在有了妻子，不久还要有小孩，各事都又是一种情形了。所以我们到了以后先住在一个相当远的寓所里，是李熙谋给找的小旅馆在中坊后面，大约一个多英里，在哈佛和麻省工业学校之间。元任又对我说你英文还不能说话，最好在旅馆等我，也许半天也许一天才能回来，因为我还要到哲学系去谈谈接接头，你不要急，可以在窗户里看看外头。我嘴里答应，心里想看着再说吧，我若是一个人出洋还不要过吗，只不能说，可是有眼睛还不能看吗？等他前脚一走，我想他一时不回来，我就后脚开步出旅馆了。一出大门我就给转弯的房子铺子心里留一个记号，左转右转的一条半街就到了很热闹的市面，第一就看见一个很大的店，什么都有，门口的招牌是红底金字的十钱均一，我希奇得不得了，这些好东西只一毛钱一件吗？走进去看样样都好，我想过家总须很多东西要买，若是房子租的离市面远更难买了，不如现在买些可以从临时寓所搬家时一道搬去，岂不省事？并且我是最喜欢买东西的。我不会说就指指说给我点这个给我点那个的，各样一共买了两大包，到拿不动为止。看见一大些人坐在围着柜台的桌子上吃冰淇淋，我也坐上去要了一杯，人家问我要哪一种，我就指指要旁边人的一样，因为我知道是些什么又不会说，看见几层的三名治，我也要了一盘子，不管里面是什么指着墙上的图画要就好了。我不会说话，他们也不足为奇，以后我才发现波士顿好多中国人在美国多少年的人都不会说英文，就这样过了一辈子，所以在纽约、波士顿及三藩市，尤其在檀香山，和中国人接近的用手来代替说话都不以为奇。大约两点钟我回到住所，元任站在门口急得不得了的样子等我，看我拿了两大包东西，又可笑又可气，说你把我急死了，初到一个地方又不懂说话，丢了我还要报告警察才能找到你呢。买了些什么？我想起来你还没吃午饭，所以赶快回来了，怎么还会买了两大包东西？我笑笑说这么大一个人还会丢么？买东西我就指着说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就好了，不管多少钱，我给一张二十元的票子他总会找我钱的，午饭我也吃过了，叫了一个冰淇淋，一盘三名治，又好看又好吃，比中国的多两层（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吃这种所谓“俱乐部三名治”）。元任说你怎么叫的？我说一个指要旁边的人一样，一个看图画就是了。若是不好吃也只一回，不过都很好。你知道我专门不懂话做冒失事的，到日本一句日文不懂，还带着两个人从长崎到东京呢！元任大笑起来说：还提呢！到东京，从横滨就下车了，还以为是东京，叫东洋车到牛达区的事，多少人都作为笑谈。我说不要紧，结果到底到了东京了。在此地更不要紧，我若找不到你，我就到警察局问哈佛哲学系这几个字我总可以说得出来吧。两人说笑一阵，元任说言归正传，我还没吃午饭呢。我们就赶到餐馆里，他匆匆去拿了吃的东西坐下来一面吃我一面问他房子找得如何？元任说房子是找到了，可是是在三层楼上，是哲学系请的一位英国很有名的客座教授叫William McDougall的。（他是心理学家，但是那时哲学心理在哈佛同一系。）他有三楼分租，水电在内六十元，可是那个房子很可笑，美国有一个出名的房子叫七个三角墙的房子（House of Seven Gables），可是我们租的这个房子有十三个三角墙，大小有七间房。我们用不完，可是说好了，不能转租给别人，但是家具要自备。我说这么些房间如何打扫，要买多少家具才能装饰起来。元任说不要紧，我们有一张大书桌两人用，一个书架两张椅子和一张床就够了，并且床只要有褥子，不要架子也可以睡，等到钱一来我们就可以买了。我笑笑说吃饭呢？元任说吃饭就在书桌上铺张纸好了。我说何不就在地上铺张报纸终日野餐也是一样的。（几十年来一加入人家野餐时我总告诉人我们从前在家里野餐了两个多月的故事，我在日本留学时都没有这样简单过。）
搬家时箱子手提包都有十几件，可是一件家具没有，房东太太好得很，说晚上总得要个床，今天晚了没法去买，我先借一条褥子在地板上睡睡吧。（他们虽是名教授，可是也穷得很，所以我常说若是嫁了一个教授不管在哪一国也是吃不饱、饿不死的。）第二天元任第一个就是到旧家具店里买了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个四方可以转的书架，他说我们两个人可以对面放书（算他想的到和会打算）。从学校领了两个月薪水，付了一个月房钱之后，存下的不到二百元（连借胡正详的）。幸亏那时吃饭便宜，尤其是中国人不要吃牛扒等等贵重的东西，生活还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所以很容易过。可是哲学系里的一大些教授们都要来拜访我们（美国规矩坐客先拜行客的）。没家具凳子椅子的如何让人来呢？只得回他们我累了暂不见人。知己的就对他们说因我不懂英文的缘故，暂不见人，可是像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教授他们特别热心地定要来看我们，无法只得实告他们，以后几天这家送几把椅子来那家送一张小桌子来暂用。我上文已说过都是些名教授，而都是穷得很，没有一件东西不是要加钉或要用刨子锤子才能用，我最初还以为他们看不起我们，给我们破烂东西用，以后到他们这些人家去才知道他门自己的家具大都也是如此，没有像现在这些人家讲究成套的新式东西。我还记得霍金教授太太告诉我每星期六下午到批发菜市去拿他们不要钱的蔬菜和水果，因那时还没有大电气冰箱收藏两三天的东西，而美国规矩有一点黄的菜叶子或坏一点的水果就不能卖的，所以大箱大箱连好带坏的倒堆在菜市路旁，任人自由拿，我们房东太太也去，我也跟她去了两次，可是拿时总想多拿，拿回来了用不完更烂得怪味，又没有冰箱只好丢，垃圾桶两家用又不够大，所以我以后就不想再去拿了。有一次我喜欢吃猪脚，五毛钱买了一大锅，红烧起来给骨头去了冻起来可以切了吃，骨头上的筋我就舔舔吃饱了。三天不想吃饭了。等了差不多一个月了，教育部的补发川资还没到（两个人九百多美元），北大的薪金也没来，元任才起头有点急了。我说你不要痴汉等丫头了，我们还是自己想法子吧，他说第一最快的还是商务印书馆做国语留声片的钱可以要，但是合同上一定要到了哪一期才可以拿多少，我现在赶快给材料弄出来到纽约去灌片子（就是现在所谓录音），可以拿第二期款九百元（一共两千七百美元），但是目前要川资到纽约和住两天旅馆跟吃还须四五十元。我说我们这些金翠等首饰可以卖点用。元任说我一时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卖，我想或者可以拿到当铺去当，因为我以前当过一回照相镜子的，拿一件皮大衣当当好了。我说那太多了，上利多，还是给几条整狐皮拿去看看吧。于是他就拿了三条狐皮到中国城的一个当铺去，居然当了四十五元。（那时的一条狐皮做围颈用的可以值五十美元一条，所以临时要用钱能当出三分之一或半价出来。）各样齐备后元任就打算坐船到纽约（坐船比火车省钱，又不耽搁时间，一夜就到了），到纽约去灌第一套国语留声机片的音，在他临走前我忽然想到要买一架胜家缝纫机器，我可以给带来的一些补子做成手提包，因为在美国店里看见有用两块补子做成一个袋，两边还加两条穗子，上面口子用两个大圆圈来做提手，我就和胡正详两个人去到中国城买了一大些假翠手镯来做把子。机器是月付的，每月只付三元，袋子没有绸里子我就给带出来的各色的衬裙剪了做，所以等元任一走，我就大做起来了。并且楼上七间屋子空空洞洞的，我一个人又有点怕，就连夜地不睡做机器。（我做饭和做衣都快，现在要做一件衣服我只要两个半钟头就可以做成功了。）一夜做了八个袋子。可是没想到楼下就是房东的睡房，第二天一大早房东太太来问我，你丈夫走了，你一夜空隆空隆得做些什么？若要搬箱子可以叫我们帮忙，因为你现在怀着孕，不能多动。（他们自己有五个小孩。）我说不是的，我指给她看，她一看见惊奇得不得了，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打开来了，一屋子一地都是零零碎碎的绣花的东西和山东绸的绣货等，我就给我做的手提袋给她看，她高兴极了。我说你要拿一个去，她拣了一个问我卖不卖，我就点点头表示卖，她又看见三件灰鼠脊子的大衣，她指指那个卖不卖？我说卖。（我听见她说了两次卖的字，我就可以回她卖字了。）她问我多少钱，我说两百五十元，她问我这个价钱对不对，我连点了几次头，她又问我，你的丈夫不反对吗？我指指东西指指我自己表示是我可作主，但是以后她告诉元任她以为我说是我自己的东西的意思。其实我们从来不分的。（因那时灰鼠脊子大衣在外面卖六百元一件，可是是做好了的，做工须一百多元，所以我以后都卖了，没留着自己穿。）他们因为大女儿要出嫁，正想要这个，她当时就拿下楼给她丈夫看，给了我一张支票加了一个条子说明若是不对可以退还。（这是教授们的办法，若是商家就不那样了。）她又说星期六（当日下午）她有一个茶会要我给些东西拿到楼下去可以卖点，那时我还不知卖价，我说你定好了，但是这句英文怎么说呢？正好叶企孙来看我们，我就托他说了。我说我根本不知道美国的时价，请房东太太定，要拿些什么也请她挑好了，不过卖给学校的人应该便宜一点，房东太太高兴得不得了，挑了两大包，她说她再多请些人来吃茶，下午三点叫我下楼去，一切由她作主。四十多个人看见东西非常赞赏，有一位太太说东西太便宜了，叫加价，我的意思是大家照东西给价，不要因为救济我们的缘故给钱，但是我又不会说，所以我就给谁买了些什么都记下来，想等元任回来后要是有的东西卖得贵多了，可以再退钱或加送东西。一个下午下来，卖了二百七十元，零钱我没收，他们一概给了房东太太，她再给我一张支票。午夜元任回来了，第一句告诉我灌好音了。他就在纽约打电报给商务印书馆高梦旦先生，请他照合同付款打电报汇来，因为他走时只留了两块钱给我。（这回事情我想王云五先生大约还记得，但是他们那时候只知道我们急了要钱，不知我们当日的情形，所以我写这些回忆录非常有兴趣，就像当年的境况历历如在目前似的。）我对元任说你不要急钱了，这里有五百余元的支票。元任诧异得不得了说，哪儿来的？我说我没出门就得着了，你放心不是做坏事得来的。（我总爱乱说，元任总是正经。）如是我就给前因后果说出来，他又好笑，又伤心，觉得他一时的错误累我着急过这种日子，他问我是些什么人买的，我说不知道，只有一个闹太太买了七十多元的（因此这位太太我们以后总叫他阔太太）。第二天早上元任就去问房东太太，她就一一地告诉元任，元任第一道歉做机器闹了他们一夜没好睡，我就在旁边叫元任对她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地板不隔音的。元任说了，她大笑，抱着我叫我“亲爱的太太”你给美国人的生活估计太高了，住家的这些老房子很少有隔音的。（现在很多房子有了。）不要紧，我们因此得着了一大些好玩的事出来，不然我也不知道你们有这些好看的东西，我见识了不少，我的客人都问我，我要问你太太，可惜她说不出来，将来我们说话都懂了，更可以有好多朋友都会来问你们的各种事情，还会请你太太去演说呢。（我现在实在觉得懊悔认识的人太多了。）她又问元任皮桶子（未做成衣服的皮子）那个价钱卖不卖，我赶快对元任说中国话卖好了，不好意思懊悔的，并且她帮了我们这一大些忙，元任做出一点不在意的样子来，就很快地说自然卖，并且这些皮都是老家的，我们也不知原价，我想我们愿意卖了，过后有几家来问还有没有了。我们知道了美国皮子很贵，所以我们就回说没有多余的了，剩的自己留着要穿，其实也不过剩了三件。
过了两天商务印书馆的钱也来了，哲学系主任又陪元任到妇女俱乐部去演讲，是二百元一次，因此我们的钱就多起来了。但是那种演讲有一个习惯是元任最不喜欢的，就是要穿晚礼服，女人都是长衣服，元任虽知道，可是特意地穿了便服去，主席看见为难得不得了，问要不要另租了换，元任说一定要换我就不讲也可以。主席只得将就过去。可是不久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去演讲，就非穿不可，只得在招待室等，元任的好朋友董时临时出外租了一套来才换了再上讲堂去演讲。（对于晚礼服的事，元任一直反对的，在一九四六年代表联教组织到法国去开会，为国体的缘故没法子只得穿，可是能不穿时总是不穿，自己从来不买。战后再到美国来更没有办这些了，离开檀香山时，陈观胜送了一套，大约在八年前适之在加大来给半年演讲，有一次校长请客，人人都穿礼服，元任没穿，以后适之送了一套很好的也没穿过，现在常常给别人来借，并且西岸没有纽英伦那样在乎，多数不穿晚礼服，连太太们也是短衣服的多。）
在 McDougall教授家住了两个多月，房子虽大而不便当。想到有了小孩更不便当了，还有一样三楼没有热气，须每一个房子买煤气炉子，元任又是最怕冷的人（剑桥比北京还冷），买了两个炉子只能暖和两间屋子。房东看我们这种情形也觉得不合式，但是两面都因合同的缘故不肯先开口，结果还是我来放炮。我叫元任对他们说，若是我们找到合意的房子，这面我们认他们半年的房租，或由我们找单人的朋友来住。因为房子离学校很近，在第二学期内也容易找人住，所以我们就是出他们的，也不过三个月的房钱（好在这时我们手边有钱了），两面一说好，我们就进行找房子了。可是难问题还是在我们这方面，因为学校附近的房子，到开学以后就不容易再有空的，从这个学期的半中间去找，真是难上加难。不料真是万幸，只两天就找到 Sacramento Place的一所二楼全层，两睡房，一客厅，一饭厅，另有澡房厨房，房东是个黑人，住在三层楼上，但是还要自己烧煤炉，炉子亦要归自己装，须花二百多元，而烧炉子要从地下室去烧，由管子通上来（所以一楼的人从中沾光），每天须跑上下四次，每星期一还得搬一大桶煤灰给市政府收去。好在房钱很便宜，只要三十六元，二年的合同，这算是我们第一个家了。（三十八年后，现在的杨联陞家就住在同一条街的对面。）McDougall教授的房子也找到两个学生住了，所以我们也没花钱，我就送了他太太一个金镶翡翠的戒指，他喜欢得不得了。他说我们这些穷教授若不是人家送这个，我们一辈子也买不起。其实我们也买不起，那是元任的母亲我婆婆的遗物，所以我们也不知价就是了。
打算搬家了，这些东西又得装箱，除了原有的东西以外，元任还给存在绮色佳的钢琴等等运来（从窗口吊进来），又买了一个旧饭桌，几把椅子、书架、床、藏冰的冰箱（那时还没电气冰箱呢）一大些旧家具，一共花了一百多元就样样都有了。想到那时的生活真便宜，每星期的吃食只十几元就过得快活得很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只吃食连请客，就得四百元一个月。）
这个房子虽然是黑人的房东，可是也好得很，除了打扫我们的前后门外，有时还给我们的厨房也洗洗，我们吃剩下来的东西给他们，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黑人和犹太人特别爱吃），可是元任交代我可别学他们说的英文，因为他们有一种特别声音和带阶级性的文法，而我虽然对语言也不专心也无兴趣，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学话非常地快，不管到何处，两三天就可以说本地话，但是只那一点的浅近话，总不深研，也无心想再深研下去，所以在美国三十多年，还是说不全，只可以说得很热哄就是了。记得孟真在美时，听见我和美国人说话，说得那么流利的那么错，他说赵太太真胆大，我回他，我哪样事不胆大？（敢在《传记文学》上写文章也是胆大。）世界上事若不胆大去做，哪能成功呢？只要不妄为就是了，并且说话也只要他们能懂就好了，我是这样说不通的话，就改一样说法，说到他们懂为止，也不苛求文法上的时间还是现在、过去、还是将来，随便说一阵只要辞达而已矣。并且外国人在中国几十年的还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呢。孟真也只得笑笑说赵太太总是强词夺理地辩，但是元任从不以我的话为耻，常在学术演讲时拿来举例玩。所以元任以后在一九六八年出的《中国话的文法》前面说：“致献给我太太，因为她一不留神就说出些中国话的文法的绝好的例子。”可是他自己则不然，一字一句都不能有错的。不但是英文，对任何语言都是如此。我就偏偏总不对，他也无法改正我，有时追着改我，我就发急大吵起来，只得作罢。所以他批评我不但外国话没有说全的，连中国各种方言也无一处说完全的，我总回他，不要紧，我又不是方言家。所以很多人非常希奇为何赵先生改不了赵太太的说话，就是这些道理，我觉得我说的话才是代表全国的国语呢。
我虽然中国方言说得不全，但是也喜欢试试这个试试那个。有一阵子我和元任定了每一个礼拜说一种不同的方言，南京话北京话湖北话等等。最古怪的是我以前在上海中西念了那些日子书，从来不说一句上海话，跟同学们还是说我的带安徽底子的南方官话。但是这次元任对我说上海话，不知不觉地我的上海话很顺地就说来了，因为那些年早就听了潜伏在里头了。
说了一大些傍枝，再来归到正传吧。在剑桥的家是住定了，两个人各行自己的事，元任当然是很忙的，上文说过他是一个能学多少就学多少的人，我呢做点什么呢？元任说你来译点书。有一个山格夫人（ Margaret Sanger），她是专研究生产限制的，她写了一本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我译叫《女子应有的知识》，我有好多英文字不认识就问元任，元任说你去查字典以后就记得了。我不肯，我说要我花那么多时间我就不做，摆着一个活字典在这儿一问就是了。我就给生字写下来，等他回来一问就完了。（因此也是我英文总学不好的一个理由，和外国人说话时也是如此，一直到现在还是回头一问就是了，可是问完也就忘了。）有一天翻译到一个妇女一生大约有两千个卵（ova）我就译成有多少鸡蛋（我查字典ovum，ova是 eggs）。元任看见简直笑疯了，以后常常开我的这个玩笑——一个女人有两千个鸡蛋。这本小册子，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我还有一个忙的事，就是带了那些零碎的绣货，常有人来问要买这个那个的，我们嫌烦了。霍金太太出了个主意叫交给哈佛合作社去卖，他们给地下室摆了一个大桌子特别卖，可是有些我须做成一个东西，圣诞节前又要元任自己每天去半天解说给他们听，一个月下来倒是卖了三千多元，剩下来的三分之一我也不高兴做了，元任也不高兴卖了，留了些给合作社卖，又给了一个专门做这种生意的人去卖，不赚钱，可是省多少事。在那时中国学生中李济之、劳榦、陈岱荪、叶企孙、萧蘧、张歆海、钱端升、李旭初等人常和我们往来，济之来的最多，胡正详差不多就是我们一家人一样。每星期六下午我去中国城买菜，他总在地道车入口等我拿了东西一道回家煮了吃。有时他从实验室里带个兔子回来醃了，下次来吃。
到年假了，以上常来的朋友们都来我们家过年。到了两学期当间有两个星期停课，倘若你的学生考完了，你就可以走开几天。我们不是有很多钱了吗，（也不过三四千元现的。）元任就提议在生小孩以前到纽约去玩一趟，带到哥伦比亚做片子公司去看看灌音好不好？若有不对的也可以有机会再灌一下。我生平只要有人提议玩无有不赞成的。正月十六日我们就坐火车到纽约，董时给我们找了一个旅馆靠近哥伦比亚大学，因为那时没有私人汽车，住的地方总要靠地道车近，往来才方便。并且也靠近董时住处，他每天下了课总来加入我们吃玩。（美国各大学放两学期间的假，前后不同的，有的相差一星期，有的四季制，学校根本就不放假，或只一个星期。）
玩了一大阵，元任从前的男女朋友看见了不少，尤其他的女朋友对我特别殷勤，我听有两个人低声谈，原来Y．R．（元任）要这样的太太啊！因为那些女朋友从前都有过可能的意思的。我想元任也不是对人不赏识，只是对自己的求学心太重了，所以错过好些机会，回国后就阴错阳差地遇见我了，元任！是不是？①在纽约玩了八天，可是这中间元任病了两天睡在旅馆里，我们就和查时人聊天，查也是元任的好朋友之一，他那时还没结婚，谈到他对一个女朋友失恋的情形，我就用京腔唱了一声“大丈夫何患无妻！”以后他对我也是很好的朋友（元任的朋友对我都非常的好）。并且以后他娶的太太也是我中西女塾的同学王瑞娴，是钢琴专家，详细下文再说。因元任一病的缘故，我们就赶快回剑桥了。又是一天一天地过下去，元任发现有两张片子灌得不好，还要到纽约去一趟，我本想再一同去，医生说我，你自己是医生，还不知道吗？再跑小孩就要生在自由神里面了。因为我上一次到纽约在自由神殿内爬了多少档楼梯，累得不得了。我想想也是的，停止到纽约的念头，好在元任只一两天就回来了，元任不放心，还叫胡正详每晚来我家住，陪了我两天。大肚子出去的衣服都成问题。四十多年前美国卖大肚子的衣服并不是到处都有，我就给带出去的绸被面做了一些衣裙，胡正详觉得太可惜，我说以后还可以改做别的东西用呢。吃东西也是古哩古怪地乱想吃，忽然要吃豌豆亩，元任就到花房去买了些甜豌豆的秧子，又少又贵。美国人是栽了看花的，我就馋不择食，就拿来炒了当菜吃了。
①不见得吧！不是阴错阳差，是音韵学里所谓“阴阳对转”。——元任。
一九二二年春天学期开学前，哲学系主任吴梓（J．H．Woods）和还有几个别的教授就跟元任谈，你国内无钱来，一定还是要教书才可以维持妻子和小孩的生活（他们不知我们中国人容易维持的多了）。元任说须有最容易的课他才教，因为可以不占他学的时间，因此吴梓就想出教中文的事来（就是以后哈佛燕京的开端）。以前十九世纪虽然有个戈坤华教过三年，可是后来又中断了。就是元任起头也只开一门课，还不成系，只三个学生，其余都是教授们旁听，哲学系主任自己就是一个长期的听讲生，带杨联陞出国的贾天纳（C．S．Gardner）就是正式的学生之一。当然元任的教法不像中国人教中文的办法，他一切都照语言学的方法来打基础，再用罗马字的拼音来正他们的音，不过在那时他们还是注重文言和读中国古书，多数是预备以后到中国来研究中国文化的。定元任的薪水三千五百元一年，在我们就觉得阔得很了（因为我们一个月只用一百八十多元）。名目是讲师，在那时的哈佛已经是薪水不少了。元任回来后觉得片子事完了，学校事也定了，一面教点书，一面还可以有很多功夫自己上课，高兴得不得了，又出主意了，算定我还有两个星期要生小孩了，以后家里就是三口之家了，我们现在快去照一个两个人的小照。我说这个大肚子照出来好看吗？元任说到照相馆去照，叫他们给肚子影起来好了。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号晚，我就觉得不想吃，元任慌了，打电话给胡正详，他不在家，给医生，医生问我阵痛紧不紧，我回还没阵痛呢。（所谓阵痛就是快生产了痛得一阵一阵，有一定的长短时间，并且痛得越来越密，阵痛就是子宫的扩张和收缩现象。）他说那不要紧，等他来看了再入医院，不会太快的。他来看过说还有半天才会生，并且我是头生，不会太快的。我回他我也许生的快，因为我一天到晚的运动不停，但是元任还是提议早入医院为妥。如是就坐医生自己的汽车到剑桥市立医院，一直就入手术室。（在美国生产都是在手术室内生产后，再用睡床推到病室去休息，在当年住一星期，现在的规矩无特别异常的情状，只两三天就让出院了。中国的老规矩，产妇也是三天就下床，并请客所谓汤饼会，可是他们不管产妇有没有病，总是照规矩做，所以往往产后带出一大些病来。因为产妇早动作，可以帮助于富快收缩复原，可是太多动了往往也会大出血的。）我入了手术室，医生检查过后说还有两三小时再生，他就到别处忙去了。他一走我就觉得阵痛起来了，越来越紧，幸元任在边（因我不大懂英文的缘故特别请求的，一般的手术室是不准普通人和家属在内，最近两个月前美国通过生产时又许丈夫在边上了。）急叫看护来，看护一看小孩头已出来一半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我上全身麻醉，我虽反对无力无法辩，后来听元任说医生半小时后才来，已无阵痛了，用钳子给小孩拿出来了，可是我大出血，危险得很，而小孩更危险，第三天也出血不止，是一种婴孩血液不凝症，只得用元任的血注射了两次进去（每次十五西西）才停。所以这个孩子生后还得了父亲很多的血。我回到病室一醒就看见床头一大瓶蝴蝶花，这花英文叫Iris，样子像兰花，因为我小时候叫兰仙，那么小孩就叫如兰，英文就叫Iris了。并且我的朋友林贯虹的“虹”字与虹彩的 Iris字相合，所以一半也是由纪念她取的名字。如兰一小多半是他父亲带大的，而她的女儿卞昭波也多半是外祖父带大的。
写到医院情形，我就要骂美国事事须照章而做，毫无从权和相机行事的办法。我在日本学医，遇到普通的产妇，医院中看护多数能接生的，当然比中国的产婆有知识，而留院的总有医生在，随时可叫来，遇着意外，不须等本来的医生就可以代做了，可以免除好多危险，但是美国当日的看护我觉得比日本的资格经验差多了，什么事不会临时就便地做，都须样样接板地来。记得在北京的协和医院亦然，事事照美国办法。有一次大约民十五、六年时，学生请愿被卫兵伤了大腿，抬到协和等办入院手续，因流血太多而死，那个学生好像是清华姓崔的，清华的人大约还记得这回事吧。我虽在美国多年，可是对美医总有点不敬的看法。
小孩出世了，因遇险的缘故，我留医院两星期才出院，可是元任在家真忙得不得了，买小床、买推小孩车（其实几个月后才用得着），买了一个大柜子式的留声机（那时还没有电视，无线电收音机也很少。）一个人搬不上楼就放在楼梯口等房东来帮忙。每天下午还要去看我，虽然住头等病房，可是我不喜欢吃太久的美国饭，他还要燉鸡给我。到了两星期后就叫了一个救护车给我，小孩和他自己坐回家，抬我上楼，可是我一上楼家里的东西摊得到处皆是，脚都放不下去了。回房内锅碗和叫送来的菜等等也堆了一地都是的，我想理理，元任又不肯，说让他去好了，可是到晚上胡正洋来了，给一切理清，鸡汤也煮上。说到做菜真是没人相信，我那时连饭都不会煮，在日本时虽然不喜欢吃日本饭，由自己来做点，可是自吃无人挑剔，有时就去吃点所谓西洋料理。现在元任要么吃美国饭，而中国饭他一定要吃江苏口味的，甜得很，我是喜欢吃醃腊咸，两人口味完全不合，只得多做几样。所以在美国最初四年都是元任煮饭和白水煮白菜，顶多只会加点盐跟猪油，冷的放在一块煮，因为他只会吃不会煮，这时胡正详常来教我做些无锡常州菜，我就和元任定了他管小孩，归我做饭，因为我做医生时从来不管洗弄小孩的，那些都是看护做。就是在日本实习时亦然，现在家里多出了这一大些事出来了，喂、换、洗，一天到晚不知多少次，那时也没有像现在的尿布的取换服务处，只得自己做。幸亏胡来帮忙，虽然这样忙累，可是过得非常快乐，因为一切与外面无关，只自己关起门来过，一年只四五次大的应酬，多数用有小孩的缘故来推辞。我们有时打牌，谁做庄就谁抱着如兰，董时要如兰叫他干爹。王瑞娴说你叫我什么呢？我们说叫干妈好了，这一叫居然叫成了！我们两人定了无论如何四年才回国，虽然各处来信叫元任回国，我们总回等等再说。每年一次中国学生会的时候，我们总去加入，如兰就由他们大家轮流地抱，其中李济之和钱端升两个人抱得最多。有一次他们把小孩抱去了，我们两人就和大家赛船，我们的第一到目的地，大家叫因为我们两个人同心的缘故，所以比别人赛的快。
如兰八个月就会站和扶着走路，我们就给她放在一个小孩玩的四方栏杆里，她就带着栏杆到处撞。元任弹琴时总是给她连小床放在钢琴旁边，元任一面弹她就一面哼一面摇。有一次她忽然不摇了，停在那儿脸都涨的通红，元任说别动，等他给这一段弹完了再来弄！等到元任弹完了再看那一床的，小孩子一身的，又糊得一手的，满屋子空气里的……，我看见了又好气又好笑，我说元任为什么不早叫我，他说一个孩子的音乐教育要早打好基础，不可以把整段的乐曲随便中断的，并且说好了孩子的杂事是归他管的么。我说这样一来不是我的事更多了吗？洗人、洗被单褥子等等，忙了大半天，诸如此类的事常有，我们到现在还常拿它来当笑谈，这都是读书人带小孩的现象。
到一九二三年哲学系主任又出主意要给元任向一个基金会请长期款，要正式成立一系，元任虽然想待下去，可是我们家里又出了事了。一个不小心，第二个孩子又快来了。（说到“不小心”，早知道孩子那么好看，也不避孕了。其实用药用罩子等等，是没有百分之百靠得住的，现在虽用吃药的方法，也还在试验时期，又须研究副作用，可是在美国有的州规定一家已有了四个以上孩子，若是要避孕的话，男人就可以由医生手术结扎输精管，又无大碍，又可以几乎完全靠得住。）我觉得我到美国后又没学，只生孩子做老妈子事，颇不值得，还是早点回国好，等到中文系一正式化，就不好意思说走就走了。元任也跟他们再三商量，他们说不管如何，先用你的名字去请款好了，成功再说，哪知一请就成功，给了好几年的讲座和很高的初级教授薪金，每四年可以给连家属的川资回国一趟，由一九二三年九月起。无任虽然当时接受了，可是有言在先说第二年也许回国的，那时候因清华要改大学制，另立研究院，拟请几位大教授。张彭春屡次来信说元任已被提名在内，同时东南大学郭秉文先生也早来信请。（虽答应过他们去教书，后因他们正闹校长风潮，杨杏佛有意要元任去长校，元任不敢去了，前文已提过。）五月十四日第二女孩新那又出世了。上文说好看，可是一生下来头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后来真是越长越美。（以后真是轰动了剑桥三百多中国学生。）现在元任既带了大的，第二的只好由我带了。到了第二个我们对带小孩和家事的习惯也熟了一点，那时候还没有现在所谓“坐看孩子”的制度。有一天邻居的一个七岁的女孩儿走来问要不要人看孩子？说她特别喜欢看“哭孩子”，从此她就天天下午来推着如兰出去玩一两小时，这样子使我有点清闲。可是我总觉得我都是做了些不关紧要的事，美国一些太太们的应酬并不是我不懂英文的缘故对我无兴趣，根本老是那一套我就没兴趣。（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少到，这也是我不学开车理由之一，不然得天天忙着开车接送人，）再加我生母来信，从我走后生父去世，她很想见见我们，所以我同元任说还是回国吧。元任和主任谈，他必须提议找一个哈佛毕业的人来代替，他认识陈寅恪，元任写信给寅恪，他回信才妙呢。他说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这当然是不要来地开玩笑的说法了。其时胡先骕正在哈佛，对元任说，梅光迪因离婚的缘故想出来，可否推荐，元任虽知他们是学衡派反对白话的，但元任为人向不以门户之见来埋没人才的，所以一口答应荐他。他一来了，当然注重地内容跟方法都近乎旧时地咬文嚼字的风气，不是从语言方面入手了。后来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一年一年的人才、设备渐渐地丰富起来，元任在战时军训科中又给中国语言的教学打了些强心针，似后哈佛的中文才渐渐地有文白古今新旧并重的局面。比方那个小如兰，她的专科一直到硕士都是西乐，博士论文才是宋代音乐史料，后来在远东系教的有二十年的口语，在音乐系教的是关于中国音乐学，也是代表近年远东研究倾向于各方面平均发展的一斑。不过这是后话。我再接着说那年回清华的事情。
一九二四年正月张彭春又来信清华决定办研究院拟聘请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一定要元任答应，我说无怪你不答应，我得答应了。（因此传出去，以后好多事人家都来和我商量，例如以后朱骝先先生要元任去长中央大学，初元任不答应，第二、三次就来电报给我，可是这次我也没答应。）元任说虽然答应清华但还须到欧洲一年，一面游历，一面他还要和有些人谈谈，并且说我出来三年一点没休息没玩到，到欧后一定把小孩托人照应，我们自己自由一下。从三月起我就把些家具等，慢慢地卖给人家，霍金夫妇听见了大不以为然，我们就解说给他听的种种理由，他们也无办法。（不过一直到现在霍先生每次见到我们，还是怪我不鼓励元任回到哲学系去，每见必说：“步伟，你知不知道元任是我所知道的人当中哲学最有希望的？”我就回他只怪元任知道的东西太多，兴趣太广了，所以往往就各面乱跑不回家了。他就大笑打打我。他今年九十三岁了，还康健得很，并且书出得很多，是元任考博士论文的主席。他太太几年前死了，他们两个人真是中国人的好朋友，诚诚实实地对人，不像一般外国人花言巧语的。我写食谱就是他太大再三要我写的，所以以后书出来，前面有注明是致献给他太太的。）
如此混了三年。元任得着的不少，我呢，得两个可爱的小孩和不少的美国朋友。我们五月底离开剑桥，先到纽约待一下看看山格夫人，研究一下生产限制的事，我是打算回国后专做一下这类的事，预备好帮助贫穷的人。
这次离美国大女如兰才两岁多，二女新那才几个月，还不会说话，她会说话时是在法国人家起头的，所以她的第一的语言是法国话，一直回到清华后才渐渐的说中国话。
（未完待续）
***
【此文章由“秀莎网”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