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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记赵家
作者：杨步伟
第十一章 撤退后方
那时上海和苏州都被炸了，闻说最后的防线是在苏州，梅月涵因清华大学在长沙建筑房子事要到上海转长沙，匆促地连手提包都未拿就想走了。我说你总要带点随手用的东西吧，就给我印有名字的一个小提箱给他装了些必需的东西带去（没想到这个手提包因此留下来了，一直到现在还有，而又作为我毁家后的一件纪念品）。
因为听见苏州都被炸了的缘故，我着急起来了。因为元任病中一点声音都不能听见，一有声音就满身大汗出得不止，如何能听炸弹的声音呢？我正无法办时，孟真来了，我和他商量办法，他说公务人员现在都还不动，只家眷可以先走，但研究院因保留古物和档案的缘故，暂有一部分人走，乃定的太古怡和两只船舱位。但是元任因病自然可以先走，叫我向吴亚农要船舱位，我对吴去说，吴回我须和李济之先生说，因那时傅做政府的抗敌工作顾问等事忙去了，李则代理所长。我就去问李可否让一两个舱位给元任带一个女儿先走，我们以后再说。李很快回我赵太太我们听差的都有职务的，暂不能让，元任事慢慢想法子。但是那时弄一个舱位比登天还难，故那时的我，自然容易多心的，我就回他元任连一个听差的都不如了，好！我就自己另想办法。我回到家里，行为上还不敢给元任知道，可是心里难受极了，坐在楼下客厅里出眼泪（我是很少出眼泪的人），心想今日才知一般人争权之故。正在伤心的时候，周寄梅（周贻春）来看元任的病，问我为何伤心？是否元任病有变坏？我说不是，就给原因说给他听。他说我来想办法，明天的太古船有实业部包的一个整大菜间十个舱位。我说不要太侵占别人的位置，可以在大舱间加两个床位好了，只元任和如兰先走，我们以后再说。晚上他自己就送票来了，还说一句赵太太真给别人想得到，在这种时代总是各人顾各人，能占多少就占多少，不给别人着想，我今天要为你们全家叫别人让舱位，就不容易了，只元任和大小姐两个人去，一对他们说就很快地匀出来一间大菜间，明日中午上江顺号船。他走后我就对元任说你和如兰先走，若是我和你先走，我不能丢下四个小孩在家，全体走弄不到这么多的舱位，因为那时招商局船不能坐，恐怕日本飞机炸，只得坐外国的走长江船，所以挤得不得了。我们已定了明后天就走，家中有现款一百八十九元你们带一百七十元去，我留下十九元，元任急了说那怎么行，我说不要紧，我们一、二日就来了，家中吃的全有不要钱，元任从不管实务所以容易哄他。其实本来家中还有几百元，我因守信用的缘故拿了三百元照定期日子还银行的每月付房子的借款，到新华银行去付钱。大门已经关了，我打开后门徐振东经理还在里面算帐，我就给款付了给他。他双手抱着我说，赵太太世上没有人有你这样守信用的，我还高兴极了，岂知以后几乎为钱所困。但是我的为人一点不后悔的，所以我现在在美国要盖房子时，也是一问银行借款，银行总是借的，我是宁可自己受紧不愿失信给人的脾气。
元任和大女儿走时，我对大女说，若是我们一时不能出来你们不要急，我是经过多次内外战争的，总有法子出去，你好好关照父亲要紧，两只皮箱衣服和我们四个人的皮大衣，因若出去皮衣无钱再制了，你们先带走，另一箱是你们父女的四季衣，我们离家时能不能带东西不得而知。万一出事汝和汝父就到檀香山去。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午我带了三个小的送他们到船上欢欢喜喜地离开他们，使他们不觉得我心中十分悲痛。（此种情形以后朋友中都知道。）
元任走前我们两个人商量好，家这么大，带什么东西走是好？想想钱买不来的东西最要紧，三十一年的日记，和四千多张自己照的富有历史性的小照须想法寄出去。所以元任还躺在床上时我就把他的日记和小照从本子上撕下来包了七小包。第二天一早从邮局寄出去（因前几天给这些和要留的信件装了一大手提箱给研究院带，他们回说不带私人的东西拿回来了，其实以后查出来有权者十几箱都带出来了），我亲自去寄，等了七小时方寄出去，我在等时越想越恨，元任一病大家就一点不顾了，我就给包裹填的住址都在邮局内改寄美国纽约的朋友（Robert W． King），而又不知他家的住址，只知道他是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高级职员，就用那个地址寄了出去。元任上船走后，我回家就带了三个小的到金陵刻经处后进住家处坐了聊天。（金陵刻经处后进三个院子始终还是杨氏子孙住着，而祖宗牌位也还在那儿未动。）我五弟的连襟黄金涛（声音记得，那两个字记不得了），是吴国桢的丈人，他的前妻和我五弟媳妇是姊妹。他说元任走了你们不要急，我慢慢想法和我们家眷一道走。我当时就谢谢他，还说了笑，家家都是太太小孩先走，我可是打发丈夫先走多好玩，我不怕，倒要看看日本人来什么样子。说笑说笑警报来了，我赶快坐家里的洋车到了成贤街就走不过去了。再三和警察商量我们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待下来，大家都问赵太太你不怕吗？我回他们你们都不怕，我为什么要怕呢？我心里想幸亏元任走了，我就什么都不担心了。一小时以后解除警报我回到家，用人们自然慌张得不得了。我就再三安慰他们，连我还未走么，你们若是怕就回家，我给你们一个月的工钱（每人只三元到五元的工钱），你们知道我手边并无多钱。当时两个走了，小李妈和王二留着不肯走。第二天八月十四（或十五记不清了）中午日本飞机真进城了，丁绪宝住在我们那一所房子里也未走。以前家家盖防空壕，我们两家也盖了一个防空壕在地面上（南京盖的都在地面上）。买不到结实木头就给一个电气冰箱放在中间可以结实一点。两家小孩还在园子里看热闹，二女新那还恐看不见特为坐上滑梯上看，三女来思怕得给头放在冰箱里，我也站着看。连飞机上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可是这次放了两个炸弹在小营里，并未炸城里和市面及住家等处。
元任走了以后我就想加入红十字会工作，但是适之他们都反对说元任好好的时候，你们总在一道，现在他病未好，你须设法追去，现在国家最不能损失的是人才。那时美国大使馆一个二等秘书叫J．Hall Paxton，是我们老朋友，他打电话来问元任病体如何？我回他已给元任和大女送走了，只我们母女四个在家里还未走，因无船票。他回答我那怎么成呢？元任病体非你关照不可，后天或十九号我可以弄到太古船票是全家的，我可以给我母亲的一间大菜间给你，其余统舱并可带用人走。他的电话来时，不巧正是吴之椿在此，得知此事赶快说，我派人去拿，我觉得再好没有了，因那时总觉得遇到的朋友都是帮忙的。没想到这个自私的人，给票拿到手，来对我说，可不可以给这张大菜间票给他太太和小孩先走？两三天后他可以弄到船票给我们，若是一定要十九号走，招商局的票也有。我回他为什么你不坐招商局，既是怕打，为何我们不怕？他说他的儿子小，我们孩子大了。我气了要打电话给美国使馆取消那张船票，吴用身子拦在电话前，用两手推我。我当时看那种卑鄙样子气得我要死。我回他你欺我们母女将来你得不着好报的，也许你的儿子会死在江里的。他就坐在我家下午不让我出去。我那时手上又无钱，又无船票，幸亏元任走的第二天丁声树来说研究院发两个月的二成薪水，他给我们拿了一百八十元，否则零用费全没有（因那时元任在史语所薪水和所长一样大，因此为人忌妒），而政府又收买以前叫民家储积的汽油我又卖了一百九十六元，因元任病汽油无用了，而政府又声明储有者必须被收买，车子本为李济之等借去，叫我六弟送他家眷到乡下，出了南门又不敢去送回来了，正好白崇禧的王参谋住在我家楼下，他是住楼下朱姓的朋友又付了我一百元租用，就是那个“京字880”号的汽车的结果，还有多下来的米面等等半卖半送的，我记得一共凑了九百元我们离家的。有一天适之和我在电话上说话一半警报来了，就停了说话等解除警报又接着说，那一天十四次警报。在离家的头一天适之来了，说他太太和蒋太太等也许日内到，可不可以住我家？我说自然没有问题，我就给被单全换了，床前桌上还插了一朵玫瑰花才走的，所以至今闭眼还觉得家中还是那样的。八月十九号大早黄来通知我，先在江边等一下，他们先进去，以后才从栅栏里给票递出来，再用那个票进去，住的房舱以后再想法子，因为管栅栏门的是印度巡捕记不清，可是非有票不能进去。我带了三个小的坐在江边等，也不知道能走不能走，所以四个人和小李妈一同只带了一布袋和一个手提包走。真是冤家路窄！史语所同人和吴之椿太太小孩老妈子也是这个船，李家小桐看见我们坐在那儿，还走过来问二姊你们也是这个船吗？新那自然不会回答了，李济之还在骂小桐你不快过来，我们就给你留下来，这一幕我永远忘不了的。李家老太爷只叹气，所以以后他写有诗和信对我们道歉的。我是向来以德报怨的人，以后再详说好了。票出来后，我们五个人进去了。先在统舱里等等，但是乱得很，我只觉得二女新那大一点，不便在统舱里。看吴之椿太太（欧阳采薇）大菜间内有四个床位，同他商量只放二女住在里面（这本是我们的舱位，为吴之椿抢去的），但是吴太太不肯，恐人惊了她的儿子，我因她丈夫做的事我也不必和她去争了。李济之太太在旁看不过去，对我说给二姊放在我们房里好了，那时我真感激她，我想世上好坏人真是不等，不可一概而论。岂知未到开船，下午三点警报又来了。船长发命令不等人到齐就开船，因此房间空出不少来了！我们正得其惠，弄到两间房子正在吴之椿太太隔壁，而吴太太还问我好运气弄到房子了，我没睬她。一天不到他们的报应来了。船到九江前忽然船舱轰轰闹起来了。我去看，哪知是吴家小太子抢了两个外国小孩的玩物，吴太太不管，还反打了人家的小孩一巴掌（中国人惯小孩往往在家里如此尊贵而对外想也应该如此的）。全舱人不平，要给他们撵下船，此事李济之太太大约还记得呢？因为她也在旁边看着的。过后船长出来定了在九江请他们下船。第二天中午船到九江，船长亲自出来看着他们一定下船才算了事。我在那次心里想世上若无果报一般人还能过吗？看见各种卖物的小贩，还都提篮子上船卖东西，因为那时江西九江等地还是比较太平呢。我向来喜欢瓷器的，但是这种时代怎么能买和带瓷器？只得买了一个全白的观音像。（以后一直带到美国，现在还放在家里客厅呢，留作纪念乱时经过九江的一个纪念品。当时在我的心里想看中国人抗战的精神，和日本人的准备，这个战事一起，不是一两年可以完的，不过还总觉得不久仍可经过九江的感觉，没料到一别三十多年了。）
到汉口后吴国桢派人来接他的丈人，而王慎名由元任离汉口时告诉他，我们何时到，所以也去接我们。（因为我们一有了可走的机会，就打了电报给元任，以安他的心！）王那时是汉口电台台长，他有汽车和大卡车，所以接人和带行李很便当的。到他家住下来，我就赶快打听唐擘黄太太的住处，因在南京临走时，擘黄托我到汉口看看他太太如何办法。他是早一班船走的，唐本人也因是心理所所长，不能离职先走，只太太和小孩先走了。到汉口后不知他们如何情形，只知所里给定的旅馆名字。我幸亏有当地的王慎名又有地位又有汽车，又对我们十分热心关照，所以一到样样事就全托他了。找到旅馆后一看李济之的一家也在那儿，在这时大家见面比亲人还亲了。李老太爷更是关心得不得了，说一下船大家都分散了，他们是由考古组先到的人员给安排的旅馆（唐家也是由心理所人员安排的所以都住在一道了）。董彦堂、梁思永等人也在那儿，大家都在说无车到长沙，不知哪一天才可以动身呢。问我住在何处，我回我有我的洞，不劳别人烦心，大家一笑而散。想不到第二天日本的炸弹跟着来了，在汉口市外放了几个炸弹，市内的人自然更恐慌起来了。王慎名正在想办法弄火车给我们到长沙，我说先去看看唐李二家吧。一到旅馆李老太爷就和王谈起同乡来了，问给我们如何设法走？我说现正办交涉火车位子，李老太爷对我作揖说我们也照赵太太以前办法给小祁先带走，其余再说。梁思永走过来也拱手说赵太太给想想法子可否能挂车走。我回他你们公事还不早想好了吗！还托我干什么？他说公事虽然有办法不过还不一定呢？而各家的家眷实无法可想。我回他我也是靠人的，若能办到再说，梁思永笑笑说是不容易，若要办到我对你磕四方头。
董彦堂就对梁思永说，小心点，我想你这个四方头磕定了，你岂不知赵太太是孙悟空拔一根寒毛就可以变一大串车出来了吗？大家笑了一阵分散了。我知道梁的意思又是恐人多行李多无办法，其实他们为三组（考古组）运东西早接好头挂特别车了，不过只答应了两辆车，带不了那些人和几十箱私人东西而已，又恐我们和唐家也要加入则更难办了。我向来总说亲戚是无法才做的，朋友则是大家有感情愿意才做朋友呢，劝导人总是说人患难相同友谊不可忘。可是从这次的经验中，我感到我的看法不完全准确了。亲戚朋友关系并不在乎名份上，只在乎各人的为人而已。什么从小用故事来勉励人都不一定有用的。世人很多都是见利忘义，自私而已。不过果报有灵，我还有点这个迷信，否则世上人被欺者，永远不得出头了。（所以我教导小孩子们，不管是亲戚或朋友或不大认识的人，或事情，总须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我不能为，对人也不能为，患难中我顾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幸我们女儿女婿都还对人忠厚。他们未必跟着我信果报，但一向看我做人对人当然受影响。）
我看李老太爷的急法，只希望我把孙子小祁带走，因汉口日机已来了炸了市外一两处了，我和王慎名商量，可否再和吴国桢商量商量，能否多挂一辆车给这些人都带到长沙再说，不能的话就多带一个是一个，因在南京临走时唐擘黄也再三托我关照他太太和小孩们的。王说不用找市长了，他现在也是忙得不得了，站长是赵先生的学生，我打电话问问他有没有办法。当时在旅馆的人（都是考古组的）一听这个消息，大家都哄哄地要走。我说不要急，办法还没有呢，就闹起来了，这不是公事公办，这是我私事私办了，应该让年轻人留下，老年和小孩先走。你们若觉得我提议不公平，你们去找你们的负责人去，这个不管大家的事。当初在南京，我闹没闹？我并不是说你们没有顾我，我现在就不顾你们了，要看办法如何呢。我对人要车真是完全私交，而你们可以打官话要，因为是办公家事么。梁和董两个人赶快先走了，我和王无法，就只得打电话。王又想法说这些人都是由我带出来的，倘若不给他们带走，我也走不了。车站上回话答应可以另加一节车，但是须有二十个人以上才好意思挂车。我赶快说不止二十个，一共二十七个人呢。（因为唐家连奶妈都在内，李家也有用人，还有所里听差的也有家眷在内，都是先出来住在旅馆里的，老胡大约还记得吧。）王又打电话叫了他们电台里的一个大卡车来装东西和人，但是李老太爷又说还有三十多只皮箱存在（上海银行办的）中国旅行社仓库里也须拿出来。我听了笑笑，想我们这些人在南京时都不及人家一只箱子，但是今日他们还要来靠我来想法子，我就不提了。王慎名说这个年头那么些箱子，就是自己本机关的车夫也靠不住，并且也须熟人才可以拿出来，否则行李不给取的，只得我和赵太太两个人亲自开大车去吧。行长也是赵先生的学生，所以非赵太太亲自去一趟不可。我大笑起来了说，幸亏赵先生从前教了这么些学生，不然连难都逃不成了，不过也要看哪种人就是了。有些人到紧急起来哪还想到当日的老师，还来恭敬师母吗？王也笑了说，我若不恭敬老师师母，这个大乱时还不回家呆着，来冒险自己开车来听师母的吩咐吗？好，我们这就走，给小车留在这儿装人用。我们两个人到了公司仓房一看共有四十三只皮箱（自然不全是李家的，什么听差的也有）。唐家的好像也有在内，王只摇头。我苦笑笑对他说：你看有时候，物的价值，胜过人的价值！但是，我们一家现不到八十磅东西，不过只要人平安出去，身外之物有去有来，何足惜乎呢。
我们两个人虽然说是这样说，可是一个大车装不下，只得去问行长借一辆大车添，并且开仓库的钟点也有限了，又只得请他们通融。可是堆好车内都无处坐了。行长叫了两个车夫出来开车，我和王慎名两个人坐在箱子上对谈对笑。岂知不巧走到半路上日机又来了，只得给车子靠墙边停下。这次是虚报，所以不到二十分钟就解除了警报。我对王说：若出事才对不起你家呢，你是一个独子（他的妹妹是我的学生）。王说死生有命，我回说富贵在天，说说笑笑到了旅馆给大家接上卡车和小汽车内，一直开到火车站，排队走进去。我在前头领队高兴极了，我对王说古诗有“老婢当头娘押尾”，现在是“老妇当头王押尾”了。王回我说赵太太你真会急中求乐还来背诗呢！我说人生何处不求欢。（我的为人一生都如此的，骂人和取乐随时而遇。）到了月台上看见梁、董等人还在月台上站着等。我就对梁说快磕四方头，他笑笑，董接口说我叫你不要对赵太太说满话，她向来什么事一变就变出来了。我说彦堂快不要再说这种话了，人家可以借此话题来说，可不送了我一家性命吗，你们还站在月台上，不快钻进车去。梁说共挂了四节车，不让我们进去，我又问王是什么缘故，王转问站上人，他们就来指点三节是中央研究院的，只两面有木板凳子无床无东西，另一节车上有一个小房间，房内有一张木床和褥子，还有一个双层木床。梁想占那个房间，我不肯。我说，第一这节车不管你们事，第二让李老太爷年高的睡这个床。我们大家靠靠站站就可以了。梁只得让出来了。（济之你的好朋友都这样对你的，你自然不知道，多年来我不说一句，我想你太太也许知道，至少研究院还有些活口的人知道的。）他们就给箱子堆在火车中间，其余的人都半坐半靠的在箱子上。到要开车时，李老太爷叫起来了，他有一只小箱子不见了，本在他自己车跟前的，忘了拿下来，里面还有很多现洋呢。大家又下车分头去找，哪知就在车站路边放着，并不是无人拾遗，而是那时人人都慌张了。车开前王慎名下车对我说，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地到长沙，赵太太也自己特别保重一点，赵先生身体还未复元，须你关照呢。我再三谢他并托他转谢黄吴两位患难中特别关照出力，并且我在南京时心中等于许愿似的，别人虽然那样对我，但是日后我有机会帮人我还总须帮人。因天无绝人之路，虽受人欺，现在想不到有你们这些人来帮我，更连带还帮了别人的忙，所以我劝你们年轻人患难中总顾念别人一点，不要自顾自己，世上好坏总有报应的。我又请他打一个电报给元任转托朱经农代找房子，因为到时有二十七个人，没有人家能有力量招待的。我一路招呼大家连嗓子都哑了，而元任在长沙接到电报对朱说，你相信吧，我太太到时嗓子一定是哑的。朱经农那时是长沙教育厅长，凡有熟人去，无有不帮忙的，找房子的事更是出尽全力。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到长沙，到时我没料到元任也可以到车站来接了。我一看见真是喜出望外，可是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元任就对朱说，如何！我还莫名其妙呢。朱给清华和中央研究院租了一所大房子，是办公用的。我们大家只得暂住一两夜再说。第三天就找到警察厅长的楼上一大排房子了。正屋是前后十大间，唐生智侄女婿住了四间，两间做大家公共的。李家住两大间，我们住两大间，旁边还有八间厢房是做下房的，就给董梁两家暂住，以后李方桂老太太和姊姊来了也住在那儿。唐家由心理所设法搬去了，可是小孩那么多如何办法呢？我就赶快给他们送进学堂，有好些人反对说，住堂太贵，避难中无力量。我就去和蒋廷黻哥哥办的福湘学校去商量，给李家小桐和我们第二个女儿新那送去住堂。虽然免学费还要付住堂和吃饭的费，一百七十元一个人。我们手边虽只有九百元，但是想小孩不可一日废学，也只好送进去了。再说我们大女孩如兰不要住堂，就让她和来思、小中三个人和李家小竺、小祁一同送入周南学校走读。梁家隔了几天就搬到别处去住了，董和李方桂的老太太一直住下去了，各家用人聚在一道都很好，不吵嘴。
不多久，北大清华和南开等等大学的一部分都来了，到后我们大家又热闹起来了。我们住处又成了大本营，大家常常凑拢来一道买点肉等来吃，李太太还学了做牛肉干呢，真是乱中取乐。有一天我们大家正共买了一只火腿，无大锅煮，不知如何办。我就出主意用一个大火盆来煮，他们给四张（一块钱一张的）小桌子拼拢起来正打算吃饭，从南京来的新华银行经理徐振东来了。我们自然请他加入吃饭，而他有点愣愣的样子，给济之叫到一旁去耳语，我就大叫吃饭了不要捣鬼了，我只听济之说告诉不要紧，赵太太是可以担当得起的人。我问什么？徐说你们两所房子都中弹烧了。我听说了，虽然心中不好过，不过还是说大家来吃饭吧，人无国仇家恨，不会尽忠努力的，身外之物有去有来，今日无，比如昨日没有，放心我不会啼啼哭哭的。不过我不愿济之的接口话，说赵太太置家立产的一场空，我回他，你若不为中央博物院在盖房子避嫌疑的话，也盖了不少房子了，何必说嘴呢？蒋梦麟竖起大拇指来说，赵太太女中豪杰女中英雄，我们向来佩服的，我笑起来说，人家破家亡产了你还佩服呢。大家都笑了。说是这样说，元任睡到半夜睡不着，我劝他不必难过。他说什么都不在乎，只那些书籍等等无法恢复。我说不要急那个，将来我一个钱不乱用，有钱先买你的书好了，别的更不用说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目前过到哪儿是哪儿。他也笑了。他终日无事拿个照相镜到处照相，可是因此几乎出了大事。那时何键做省长，下命令凡是可疑的人都当间谍看待，格杀不论。元任因用法国一个照相机，是双头的，看起来可以起鼓。战事起来经济紧了，他想省一点片子，用手捂着一面，只用半边，每张不是可以照两次吗？被警察看见了以为是奸细偷照，报告到省里，幸亏正在开省务会议，因为他们常看见我们到朱家进出又住在警察厅长楼上，所以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去。尹任先是财政厅长，也是元任的老朋友，都对省长说，动不得，是某某学者，等我们查清了再说。朱一回家赶快到我们住处来问，元任告诉理由。并且有个人问元任话，元任没有回答他，他们以为是日本人不懂中国话，也是一个疑问，以后我不让元任一个人出去照相了。梁思成的一个助手一不小心都被打和关起来了。不久政府公务人员也来了更热闹了。那位吴之椿则妙不可言，他闻到太太在九江下船，他就急急地赶到九江，不知如何弄到南浔铁路的车票，上了车去强占了四个坐位。他们夫妇两还和老妈子站在椅子外面，不让别人进来坐，因为小孩睡在里面。那趟车是专给运军人家眷用的，无位坐的人自然抗议了。问他们何人允许这样的，吴回说是吴玉峰将军批准给他们两面椅子的坐位。等了一会一群人来了，一个人问吴，你和将军是何交情，怎么准你特别？吴回他是我的学生，早给我预备了通知我的。那个人指指自己的鼻子说，我就是吴玉峰，你不认识我吗？我何时给你弄火车坐位的？这是大家公共避难用来专门给军人家眷撤退后方的，无人能占如此多地位，两面争吵，在半路一个小站上停下来叫他们出去。以后不知如何设法带了个消息到长沙，杨振声他们设法弄汽车，在一百多里外接到长沙。一到吴之椿就大病了。我们去看他，他只拱手对元任说，对不起我们报应报应。路上消息是丁绪贤夫妇俩同在一个车上告诉大家的。我想这一段故事陈之迈也许知道得很详细吧，因为那时他也到长沙了。他和黎女士就是那时结婚的。我们大家虽然挤到一块避难，倒是过得很快乐。有一天早上彦堂两手抱着一个孩子在我们房门前走廊上两头走（因为我们的正房栏檐宽点），我看他也不会抱的样子，小孩都要掉下来了似的，我对他说小心点，不要给小孩掉了，太太要骂的，他回我早知这个年头也不来这一手了。我们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了。以后我常常拿他来开玩笑，今天来不来这一手，明天来不来那一手的。没料到他们好些人比我们年轻比我们避难的少，而反倒都作古了。
我们在长沙和李家虽然每家有两大间房子，但是人不少，所以一切家具都没买，知道不过临时地过家，所以床也是木板加稻草褥子，方桌一元一张，大约三尺见方，面子可以拿下来的，腿也可折起来，日里当桌子用，晚上折起来让地方搭地铺给孩子和老妈子们睡觉。如此相安了四个月，日机又来了，只得再向后方撤退了。
在长沙大家住下来倒是安居乐业的，以为可以定下来了，小孩们都进了学校了。但是在小孩们当中忽然发生了一个小问题。有一天小中小竺和小祈三个人都来对我说，我们不能进学堂了，受不了气味和吃午饭，因为大辣椒炒小辣椒，我们闻了打喷嚏不停，吃到嘴里更受不了。我对她们说现在避难期间，第一你们不能废学，因为这个仗不知何日才能打完，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有学校一天都得读一天书，第二学费付出去不容易，连维持家用和我们吃饭都得省下来给你们进学校用，如何能半途而废呢？三女来思她是和大女如兰另进周南学校，她就不平地在旁边多嘴说，妈咪你不要骂她们，你自己去查看查看就知道了。我一想她说得不错，第二天送她们到学校我就一同去了。哪知一进学校大门就打喷嚏不停，再看她们用一个大木盆给些辣椒大的小的绿的红的放在一道，再用一个月牙刀从上面往下舂，连辣椒子都在里面，一面放点盐一面舂，他们自己也打喷嚏不停。我问他们做什么？他们回答我说做菜用的。如此一来，我可相信外省人不能维持下去了，而小孩们更难呆下去，只得给花的钱忍痛叫她们三个人退学。可是“大辣椒炒小辣椒”这句话，一直留传到现在还常常说呢。
没有过几天日本的飞机又追着我们大家到长沙了。头两次没炸，只放警报。外路去的各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人都避到圣经学院地下室去，算是防空壕。元任对蒋梦麟说这个办法不好，万一一个炸弹下来，学术界要人全完了，一个不留，他还改编了外国成语说：“不要把所有知识阶级放在一个地窨子里。（Don’t put all eggheads in one basement）蒋摇头说真没有办法，只这个地方结实一点，若真的再来炸，只得又撤散到别处去。我们定的再退就是到云南。但这么多人和经济两个问题，都是不容易的事，一连避了三次，大家就公举蒋先到云南去一趟和省长龙云接头。我们在避难中也有些笑话，比方郑桐荪太太（陈省身的岳母），她本来患血压高，平日连走路都坐轮椅。警报一来了，她就大跑起来了，从住处一直跑到圣经学院地下室，大家都希奇得不得了。我说这不是怪事，因为一慌张，就忘了自己，并无大害，只不要提醒她就无害的，这都是心理作用。一次我正在住处等小孩回家和唐生智的侄女婿在走廊说话，日机就在头上飞过，里面的人都看得见，和在南京一样地低飞。十一月二十四日这次可真轰炸了，地方在火车站，伤了很多人。一点钟后湘雅医院有人打电话给我，叫我一同去救受伤的人去，因为我一到长沙后就加入了红十字会服务。到了火车站，看他们乱得一塌糊涂。医药材料都没有，受伤的人也无处送，只得就地安插。好在火车站地方还大一点，还有一阵人啼啼哭哭的，我问为什么？他们告诉我车站旁边一个礼堂办喜事被炸中了，新郎未死，而新娘只存了一条腿，还穿着红绣花鞋呢。我赶去看已搬走了。我看没有需我的事，就回家。大三两女也正回来，一头灰土，因为她们正由周南学校派出去尉劳军队。大女是在军乐队里，她们到了半路轰炸机到了就避在路边小店门口，震动得一头的灰土，老三说幸亏炸弹没到我头上。
如此接二连三地来了几次警报，大家又商量往后方撤退了，元任和济之就去和一位姓徐的接洽车的事，陶孟和也在内。元任的意思是要退就退到最后方，而他们还要先到阳朔，说向来听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而阳朔山水又甲桂林，所以要到广西去。元任那时自然无心思去玩山水，而且我们家产尽亡，他身体又未复元，当然不在乎这些上头了。他就说若退就到云南和各大学在一道最好，所以另和章元善坐华洋义赈会的车子一同到云南。梦麟和月涵也非常赞成此举，并且托元任先到云南后和建设厅长张西林，教育厅长龚自知给各大学接洽住处，因梦麟已去过一次还未谈妥，所以要元任再和他们谈妥一下，各大学再动身前往。
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从长沙动身（史语所和社会研究所已走了）。因别人不肯带张奚若和丁绪宝两家人走，我就和章元善商量，大家挤挤好了。章虽然是个独断的性情，但是被我一说答应了带丁家，因为他们有小孩子。同车还有张绍镐家，也是有小孩子的。好在是一个大长途汽车，再加一辆小点的私人汽车，一共二十八个人上路。一路争吵的事虽然很多，可是章只听我和元任的话，路过广西省城桂林，到处很难找旅馆，也因为那时撤退后方的人太多了，而史语所和社会所等人还停留在城中一个大旅馆内未能动呢，因为省政府还未拨车给他们，停在那儿不能动。我们到时无好旅馆住，只得住在一个车夫们住的旅馆内。第二天章带元任去拜望省主席，元任说我不要去看这些大人物，章说不能不去，因由广西经过镇南关、谅山这一带非由省政府派车送不可，否则不能去，而你老兄又是多数人知道的，去一下效果很大。元任无法只得和他去了，那时省主席是黄旭初，哪知一见到他就和元任说：赵先生我天天办公前总和你谈谈天才去公事房。元任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他又请元任二人去到他休息室内去看看，他们两人更莫名其妙地对看着，还以为他有何秘密要谈，只得跟着他进去。到那儿一看，不觉大笑起来。原来他的床前放了一套元任做的国语留声片，有一片还在机器上转动呢，他说每日我至少都要听一刻钟或半点钟我才办公呢。他去停机器，章偷偷对元任说我们的车子一定要得到了。黄回头说你们来要车的？到哪儿去？章说华洋义赈会同人家眷往云南退，中央研究院一部到阳朔，赵先生一部也到云南。他问一共要几部车？元任回他语言组还有几个人加入，一大一小也够了，我们还要在此地等人来加入，还待四五天才能动身。他一口答应照办，并且请元任他们第二天吃晚饭，又问下午在旅馆不在？章赶快回他我们因找不到地方住在一个小旅馆里，不必劳驾来看。元任就说下午还要去看别的部分人，明日一定再打扰吧。
回旅馆告诉我们走的事是办妥了。元任还要去看看其余停在大旅馆里一班人。一见到他们，他们就问你们到云南去的，为何也来此地？我很快地回他们也来看看山水的，济之倒老实回说他们在此不得动了，等车还无消息，问我们如何？也是我回得很快一切办好了，四五天就走。济之问如何办的？元任告诉他章带去见省主席他一口答应了。大家哼了一声不响了。第二天早他们来看我们，笑我们为何住在车夫旅馆里？我实在忍不住只得又回他们，我们虽住下等旅馆，可是省主席还要来拜望我们呢，比住在大旅馆里无人问得好多了。大家对我瞪瞪眼，我的做人从来不喜欢人家刻薄，但是若遇到刻薄人，我可以比他更刻薄地回他。大家彼此挖苦了一阵，他们就谈到正事上去了。济之等托元任当晚吃饭时和黄主席催运送的办法。（那时好像广西省内一切运送等等车辆，必须归省政府的批准方能行动似的，我可记不清了。）那天晚上元任就再三和黄旭初提到此事。他一口答应照办。他没请太太们，我就提议去吃特别广西饭馆。本想吃他们的特别点心的，可是四点钟以后就没有了，也不会点广西的菜，随他们拿来，哪知和湖南菜相像，多数是咸鱼腊肉等等。第二天中午我们去吃他们的特别点心了和狸猫。下午车夫就来问何日动身？章和元任正睡午觉，我叫了问他们。章告诉我在广西不能叫人家车夫的，必须叫司机。以后我们大家商量商量并无别的事须停留，不如早点动身吧，所以第三天一早就走了。出了省城到乡下，章叫我坐小汽车先到一个地方打尖（吃饭）定菜等等。广西的三餐饭同安徽一样，早上是正式开饭，午餐不过是点心等等。可是我们这一班江浙人吃不惯硬的早饭，但是到了中午就饿得不得了了。小孩们听说午饭由我去办，都高兴得不得了，大叫多预备一点。我到了乡下路边一个小饭馆问他们有什么吃的？只有一大锅汤在那儿煮着，挂了一只鸡和一块肉在桌上，其余什么都没有，连鸡蛋也没有，素菜更不用说了。而鸡和肉上爬满了苍蝇。我想章最讲卫生的若是看见一定不肯吃，我叫店里人给苍蝇打去放在热锅里大煮十五分钟，用医学消毒的方法一定无害的。切了两大盘，可是盘子用水来洗也脏得很，叫他们放在汤锅里烫一下，拿出来刀板也够脏的了，只得就盘子切切。饭是蒸的当然无危险。他们一到大家就大吃大喝起来了。杨时逢就想说，我对他瞪一眼，他就不开口了。我说几点钟以后我对你们说个好故事，现在大家安静一点休息休息。一路风景真好看，大家又吃得饱饱的，高兴得唱的唱说的说，章说还是大阿嫂会办事，以后都归大阿嫂办吧，小车归你坐。我回他自然了，因为我是医生，自然会办事了，但是坐小汽车不要你在内才能办事，你多插嘴这个那个的，事就不好办了。章的舅嫂大拍手说回得好，因为他们两个人一路吵，章说大阿嫂对的，要办成功一件事务必能独断，才能办成，别人多出主意不能成事的。我说都对，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好了不要争了，大家留点精神吧，争得不舒服晕车吐了又要怪我办的不好了。其实我的话是双关的，丁声树笑笑不响。丁声树、董同龢那时都未结婚，只杨时逢一家四口从广西起语言组的人都随我们走了。到晚饭时大家又来推我办，我说不来了，让我担了几个钟头心累了，找个大城市大饭馆去吃一餐安安稳稳的饭吧。章疑心了，问我怎么？我说没怎么，小地方费事想，等于我给你们做饭，章说大阿嫂做的事谁可以抱怨，我回他就是恐怕你抱怨，大家笑笑，以后才告诉苍蝇的故事。
经过龙州以后我们住在柳州一个大点的旅馆，这一路虽险，可是风景好极了，一路我们还吃了活鳜鱼。过镇南关就入法境，关上人还要查一下行李，可是他们知道是避难的，只查了一个箱子就算了（广西省政府有个程委员陪着去的所以没很查）。从这儿起就改坐火车。
到谅山后大家住在一个旅馆里，因为这是个大地方了（一路往往一个旅馆住不下就分了住）。章又提议这两天大家自由一点吧，各家归各家自由行动和吃用（因为以前每日差不多六十元一天呢）。我知道他也是受累还受人抱怨真够了。他们休息一下就一家出去玩。我们也无心出去玩，就在旅馆走廊上看看外面，只一下功夫看他们又全回来了，而且脸上都不好看的样子。大舅嫂口快就问为什么不多玩玩，我们大家还没出去呢。章家老六最小的嘴快，说不要去了，我们才转了一个弯就被人偷了，哪是偷，就是抢么！从爸爸身后伸手就给自来水笔抢去就跑了。大舅嫂哈哈大笑说你爸爸怎么会被抢呢？我说不要再说了。一路就是他们两人争吵得不停。所以谅山只住了一夜，旅馆主人是中国人，和我们大谈受法国人压迫的苦处。
从谅山到河内还去看了一下法国办的远东学校和博物院。看店内的小洋娃娃好玩还买了两个给老三老四，以后她们一直留着做纪念。老二最懂事，赶快说我们大了不要了，并且现在没有钱，其实她最喜欢玩洋娃娃。从河内又包了一节四等木板火车（只有这种车），大家两面半坐半靠，中间堆行李，软东西就算靠背。经过牢开（其实就是“老街”两个字）又入中国境，因黄主席打了一个电报给云南省政府，所以一切未查，只给一个无线电收音机扣下，以后也给运送来了。一路经过七十个山洞。有一天一眼可以看见四个山洞。火车上无吃的，非得停车时叫面担子上车可以点什么，他们当时煮给你吃，并且做得非常可口，但是无味精在里面，一路大小总算平平安安地到了云南昆明。昆明有一八九六公尺高，天气温和，就是潮湿一点。我们是由章的连襟彭陆炳工程师招待一切。他给我们定了拓东路六六三号华洋义赈会当日造云南公路起点留下来的办公室，由彭租下来给我们大家住。房子很大，楼上下十几间，每间不隔到顶，像笼子似的。后面还有六间下房，也可以住人，只要九十五元中央币（在那时是很贵的了），大家分摊，以住房占多少定价。第二天一大早元任就去拜看龚自知和张西林谈各大学（那时还未成联大呢）住处事，他们非常努力帮忙。就给拓东路的迤西会馆作为各大学的临时住处（以后才又迁到昆华师范和工业学校等处，成为西南联大）。元任又和熊庆来商量了一阵（熊那时是云南大学校长）。还有金龙章在云南也很重要的，他又是清华学生出身，所以帮忙很多。我们到菜市去买东西比长沙等处便宜多了，因为他们那时还都用云南钱制呢，我们用钱他们叫中央币，所以我们从长沙到昆明每人一路用下来只花了九十五元中央币。在昆明买东西都还照云南币算，所以我们觉得便宜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到的第二天住处出了一个大事就是二月一号到二号，五个小孩都呕吐得不得了，而丁家小男孩更昏迷不醒。赶快托彭家给他们都送入医院检查，说是中毒。我想房子干干净净的从哪来的毒呢？要么毒蛇住过喷毒气也许有的。我就一个人在园子里走来走去的想原因和查看，看见小孩们用砖搭了一个小灶，在那儿还掐了一堆花在上面当菜，周围一大些砖瓦等等，并且那些花也是我们常见的。我只得带了些又到医院去看他们，见丁家弟弟醒过来了，吐了一大些黑血。其余还有点头痛，不过都见好了。我对医生说，我一点异常的东西都没见到，只找到小孩们玩的花草而已，就给带去的花给他看，他也很认真的说拿去化学试验，因为还有很多外省人来呢，我们不得不注意一点。隔了一天报告出来，果然有毒，幸亏不太厉害，五天就出医院了。
从二月八号起一大些人陆续的都到昆明。十五日蒋梦麟到，一六、十七两日蒋廷黻、周培元、王慎名、张奚若等也到了。二十六日蒋太太、萧伦徽、罗莘田等又到了。二十八日大学到了五十个人。任之恭夫妇来无处住，和其他很多人就住在我们楼上地板上放被睡。（写到此想到日前任之恭来还谈到此事的呢。）我们住处楼下就给凌纯声、吴定良、萧伦徽等办公，后面小屋芮逸夫、劳榦、董同龢、丁声树、杨时逢等办公。一两个人的，也就住在那儿，人多的家誉就另找房子住。十多人的伙食就成问题了，我无法只得叫关景来管大家的。每人出十一元一个月，因为关景来从前在小桥食店做过跑堂的。（所以有人以后又造谣言说赵太太在云南又打算开饭馆子了。）虽然在那种乱搬时代，可是只要有一点定下来的时候，大家总还坐在书桌上办公或写东西。二月底孟真来信要史语所的人全聚在云南，又叫元任给找地方。就给找了翠华街的房子。三月十一日李济之等到了，可是一到就大发脾气，问研究院为什么不搬到翠华街去住都住在我们那儿？当日就要萧伦徽等人搬去，可好笑董同龢也和他们一道去了。等了一下子董又坐了一个洋车回来了，难为情地说，李先生不要我们语言组的人去。这一组仍留在拓东路住处，丁声树和元任一句话没说。在那时元任对这种事总是不响地生气而已。十六号张伯苓来坐谈了半天。说赵太太现在国难期间出来帮忙罢，您向来会办事的，请到我们南开来做舍监管理事务和学生们，这是您最会做的事。我说目前还不行呢，因为元任病后精神身体都未复元，我还不能离开他，日后一定帮忙。他坐谈了很久，可是发生了一个很可笑的事，因为我们到了昆明后，大家都没有钱买家具，房子内虽然有些零零碎碎的破东西，我们大家就将就用用，凳子不够，买了些装洋油的薄木箱叠起来外面加一层布套着做凳子，可是张是一个大个子，不敢坐下去，自己用两只手撑着，坐了很久，我看他不舒服得很，只得说您很累了换个地方坐坐吧？他把一只手望上一抬说不累，身子就往下一斜几乎跌下来，大家大笑起来，张还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更大笑了。
那些时元任倒是每天编些几部合唱的歌，和些小孩子们唱，丁声树就和大二两女她们在院子里打球。
四月二十八日联大的徒步学生们到了，在那个前几天就得着消息他们快到了。蒋梦麟太太（陶曾谷）、黄子坚太太两个人来同我商量，我们大家要不要有点表示？我说我们虽然不在联大里面，但是很愿意加入，她们赶快说梅先生还没来，并且你们从前不知帮过清华多少忙，这次更应该在内的，所以我们三个人上街定了一大些鲜花，买了一个大竹篮子，扎了一个大花篮，打算献花给他们，章元善太太又提议让大家先在几里外的黑土洼她妹妹别墅的地方打个尖可以洗洗脸吃点东西再进城，我就说那不是像路祭似的，她们认真地说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他们徒步进城时闻一多领队，章家两女和我们大二两女献花篮，经过我们住处有欢迎的大红布匾，小孩们还唱：“It’s a lony way to 联合大学，Its’ a long way to go”！五月一号大家又提议包粽子给学生们吃，大家太太们在我们那儿帮忙，还加了一大些女用人包了一千个小粽子拿给他们。现在联大的徒步同学们，还有不少的在台湾，记不记得那些事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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