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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徐义德坐在沙发上，聚精会神地望着长茶几上精致的红木首饰盒子，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手表，有瑞士的，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有大的，有小的，有圆的，也有方的，排列的整整齐齐，给林宛芝卧房里的吊灯一照，表面闪闪发光。他拿了一块黄嫩嫩的金表壳的美国厄尔近手表，戴在左手脉门上，自己欣赏了一番，然后把左手伸到林宛芝面前，给她欣赏，说：
　　“你喜欢这厄尔近牌子的手表吗？”
　　今天徐义德回到家里，一头钻进林宛芝的卧房，啥地方也没有去。他对林宛芝的卧房感到温暖和舒适。想起收藏的心爱的各国手表，要她拿出来，让他仔细赏玩。他拿出一块手表戴上，看看，问她的意见，得到满意的答复，又换一块。她坐在他的身旁，陪伴着他，精神贯注在他取出的每一块手表上，赞美他的选择，欣赏他的眼力，满足他的询问。她抓住他雪白肥厚的手掌，看了一阵，指着厄尔近说：
　　“这样的黄金手表，戴在手上，显得富丽堂皇。”
　　他看了一下手上金晃晃的厄尔近，觉得她说的不错，又换了一块瑞士劳莱克斯的白金日历手表戴上，问她：
　　“这一块呢？”
　　“十分名贵，非常实用，样式新颖，朴素大方，戴在手上并不显眼，却很实惠。”
　　他满意地点点头，顿时想起在五反运动的辰光，曾经戴过两天，准备万一到提篮桥坐班房，有这块日历表，好派用场。五反运动虽然斗争激烈，场面紧张，但是运动一过，沪江这些企业仍然是徐义德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传达学习和风细雨，既不激烈也不紧张，而是令人兴奋，想到祖国社会主义的光辉灿烂的前途，没有人不欢欣鼓舞的，可是农业合作化高潮一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紧紧跟上，北京带头全市公私合营，上海市私营工商业只有一条出路：紧跟。全市私营工商业合营了，他的沪江那些企业也先后合营了，想起自己的企业，不禁黯然了。他木愣愣地望着劳莱克斯，像是瘫痪一般，一阵心酸，忍不住掉下几滴清泪。
　　林宛芝正想拿出一块瑞士欧米茄的手表逗他开心，见他默默地望着劳莱克斯，以为他喜爱这日历表，没料到会突然掉下眼泪，大吃一惊，问道：
　　“义德，有啥心事？”
　　徐义德没有吭声，她说：
　　“有啥心事，对我说，别闷在肚里，伤身体啊！”“我有啥心事！我啥心事也没有！完了，完了，全完了。”
　　“怎么完了？你收藏的手表不是都在这里吗？一块也没有少，怎么完了呢？”
　　“你，你不知道。”
　　“你讲出来，我就知道。”
　　“你不懂。”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我不懂，你告诉我，我就懂了。”
　　“晚了，晚了，”他想起解放初期所设想的三道防线，自以为很聪明，现在看来，却有点愚蠢了。为什么不把机器和原物料都设法运到香港去呢？留在上海干什么？幸亏香港那点锭子没有运回来，要是“生儿子”开分厂，全丢到水里去了。如果当初千方百计设法把机器和原物料运走，也不会让人家吃光。他不胜惋惜地说，“太晚了。”
　　她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焦急地说：
　　“怎么晚了？你办事快的很，总是抢在别人的前面，谁也赶不上你。”
　　“你不知道，让有人办事比我快哩。”
　　“谁办事能比你快？我不相信。”她眼睛里露出惊异的光芒，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办事比徐义德快的，担心地说：“你说晚了，快想办法赶上去就是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你说出来，我们一道想想办法。”“没有办法了。”他说了一句，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幽幽地哭泣了。
　　“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她感到莫名其妙，自从认识徐义德以来，从没有听他说过这样丧气的话。她过去衷心钦佩徐义德一表人材，天大的困难也压不倒他，什么麻烦的事体，他都有办法对付。这回遇到什么强人，叫他束手无策呢？她放下手里的表，摘下塞在腋下的苹果绿的细纱手绢，雪白细嫩的左手扶着他的肩胛，右手用手绢给他拭了拭眼泪，不解地问：
　　“有啥事体叫你生气吗？”
　　他摇摇头，鼻子一抽一抽地发出伤心的低微的音响。
　　“和啥人寻相骂了？”
　　他举起右手，轻轻摇了摇。她感到奇怪，究竟出了啥事体，这样伤心呢？
　　“别哭了，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我没办法，还可以托人。你在上海滩上熟人那么多，和工商界大亨都有往来，啥办法都可以想出来的。”
　　“工商界的大亨？唉，他们和我一样：没用。”
　　“为啥工商界大亨没用？你不是说全国工商界看上海，上海工商界看大亨，大亨们看史步云、潘信诚、宋其文和马慕韩他们吗？你找史步云、马慕韩他们想想办法不行吗？”她知道徐义德和史步云、马慕韩比较亲近，几乎无话不谈。
　　“什么工商界大亨，全完了！”
　　“工商界大亨全完了？”她大吃一惊，怎么一下子工商界大亨全完了？他越说，她越不明白。
　　“你忘记中苏友好大厦的申请公私合营大会吗？”徐义德一生中参加过许多大会，几乎都忘记得差不多了，唯独全上海申请公私合营的大会却一辈子也忘记不了。
　　“没有多久的事体，哪能会忘记？”
　　“这个会一开，公私合营，我们工商界全完了。”“哦。”她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他刚才那一番话的意思。但她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伤心，不解地问道：
　　“那不是工商界自愿申请的吗？”
　　“你相信工商界真的自愿申请的吗？别人我不了解，我把心里话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对人家说，我就不自愿。”
　　“政府首长不是说，不自愿可以不申请公私合营吗？”
　　“工商界都自愿，我一个人不自愿，行吗？”
　　他听了她安慰的话，内心越发伤感，想起整个私营企业都像黄浦江的水一样，流入东海了，一去不复返了，幽幽的哭泣声越来越高。忍不住嚎啕大哭了，传到卧房以外，震动了朱瑞芳。
　　朱瑞芳坐在她的卧房里红木太师椅上，面前的红木圆桌子上摆着一排一排的大大小小的黄金元宝，有二十两一个的小金元宝，有五十两一个的金元宝，也有十两一根的金条，按照大小不同的顺序，排列得整整齐齐，顺着金元宝一个个望去，一边默默地数着，脸上闪着得意的微笑。她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这不是不相信自己数数的能力，而是对金元宝的爱好，永远也看不够似的，贪婪地看了一遍，还想再看一遍。她看到放在红木床上一大包物事，才不舍地把金元宝一一收进特制的小铁箱里。她吃力地捧起重甸甸的铁箱子，放在地毯上，掀起绣花的天蓝色的缎子被罩，把箱子放在床底下。她有点累了，额角上渗透出几滴晶莹的汗珠子，用手绢拭了拭，坐到红木扶手的丝绒沙发里，舒徐地喘了口气。
　　红木床上那一包物事又闪上她的眼帘。她坐在沙发上，望了半晌，马上站了起来，走过去，捧起那包物事，慢慢移到红木圆桌前面，解开藏青色府绸包袱皮，里面用紫色漆布又包了一层，打开漆布，里面是一堆大大小小的金戒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消息一传到上海，经过传达学习，了解生产资料要公私合营，唯有生活资料属于私人所有，她带头买生活资料，并且鼓励徐义德和家里人也分别去买。这正合徐义德的打算，大家分别出去选择抢购。朱瑞芳买了电冰箱一类的高档货，觉得家里早已有了冰箱，顶多再买两三个，花钱不多，而且显眼；她就转而买黄金，凡是金元宝，不论大小，凡是能够弄到手的，她都买来。金元宝和金锭不易买到，即使有，买多了，也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她就买金镯头，也不容易买，只是戒指比较多，买起来也不显眼，于是东奔西跑，到处搜购金戒指，原先还买一两一只的，后来八钱七钱的也要，再买下去，不论大小轻重，凡是金戒指，一律都买，她从静安寺一直到了南京路江西路，又从外滩顺着淮海路一直到了常熟路上，整天收买金戒指，集了一堆，用藏青府绸包袱包起，沉甸甸的，府绸吃不住，里面就加了一层漆布。现在她把金戒指都拿出来，放满圆桌子，还摆不下，远远望去，一片金光闪闪，照得她脸上红光焕发，满面笑容。她把戒指按着大小轻重的次序整理了一下，一排排摆起，用右手涂着红艳艳的食指，一个个数过去，殷红的嘴唇一动一动地念着数字。她看戒指互不相连，拿起来费事，眉头一皱，想了个主意，取出一条小手指粗细的丝织带子，把金戒指一个个穿起，约摸穿了有二尺多长，把带子上的金戒指在腰上围起，她那身堇色哔叽的衬绒旗袍好像拦腰镶了一道圆滚的金边，闪闪发着一片灿烂的金光。她想：必要的辰光，把这些金戒指让她的爱子徐守仁带上，拴在腰里，算作裤带，谁也看不见，谁也偷不走，够他用几年了。她解下身上的金戒指裤带，又取出一根同样的丝带，把戒指一个个穿上，穿到三尺长左右光景，忽然从门外传来嚎啕的哭声。她连忙放下手里的金戒指，蹑起脚尖，走到卧房门口，歪着头，耳朵冲着门缝，凝神对外边静听，听了一阵，她辨别出是从林宛芝卧房里传出来的。哭声好生熟悉，聚精会神仔细一听，是徐义德的。她大吃一惊，原来徐义德已经回家，为啥忽然哭泣，是不是发生不幸的事故？还是和林宛芝争吵？她神经紧张，捉摸不定出了啥事体，立刻回到红木小圆桌旁边，匆匆把桌子上的两串戒指收起，包好，放到红木衣橱的最低一层的装衣服的抽屉里。她站在深绿色的地毯上，向卧房四周扫了一眼，见没有收拾金元宝、金条和金戒指的痕迹，才扑扑堇色旗袍，擦了擦手，打开卧房门上的弹簧锁，轻轻走到林宛芝卧房的门口，生气地把门推开，板着面孔，望了林宛芝一眼，愤怒地问：
　　“为啥把他气哭了？”
　　“是他自己哭的，怎么说是我气的呢？”
　　“他在啥人房间里哭的？”
　　“在我的房间里。”
　　“这就对了。”
　　“在我的房间里，就是我气他的吗？”
　　“你房间里有第三个人没有？”朱瑞芳把林宛芝的卧房一扫，理直气壮地追问。
　　“没有第三个人，但他也不是三岁小孩，你问他好了。”
　　“这还用问？除了你气他，还有谁？”朱瑞芳看到桌子上摆着各色各样的手表，以为林宛芝想占有徐义德心爱的手表，可能引起争执，气得他哭了。她撇一撇嘴，说：
　　“我晓得他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从来不哭的。我哥哥朱暮堂给镇压了，他没哭；我弟弟朱延年判了死刑，我和丽琳去收尸，回来给他说枪毙的惨状，他没掉一滴泪。这回要不是你气他，想夺他心爱的物事，伤了他的心，他会哭吗？”她说完了，眼光旋即转到双人沙发前面的长茶几上的手表。
　　林宛芝最初听不懂她的话，见她眼光落在手表上，明白了她的意思，林宛芝辩白说：
　　“他搁在我房间里的心爱物事，我从来没有动过，更没想夺取它的意思。你不要信口开河，冤枉好人！”
　　“明摆着的事体，还想抵赖？真是又想吃羊肉，又怕挨一身臊。”
　　“他今天回来，想看看表，叫我拿出来，他一块块欣赏，我连一块也没问他要。不信，你可以问他！”
　　不等徐义德开口，朱瑞芳就把林宛芝顶了回去：
　　“你们两人穿一条裤子，啥事体都依你，你说没要，他还敢说你要吗？”
　　徐义德心里正烦，讨厌朱瑞芳突然闯进来，不问青红皂白，辟哩啪啦地给林宛芝吵了一顿，语言之间还夹着新愁旧怨，怪他对她的两个宝贝兄弟死亡没有痛哭流涕，真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朱暮堂和朱延年血债累累，作恶多端，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真是死有余辜，谁了解这两个犯人的罪恶没有不切齿痛恨的，居然还想他伤心掉泪，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他气得脸色发青，微微低着头，没有理睬朱瑞芳。他的眼光自然而然地落在双人沙发前面的长茶几上的手表，心里稍为得到一点安慰，忍住哭声，拿起劳莱克斯的白金日历手表戴上，接着又戴了欧米茄，西马，厄尔近……一连戴上六块手表，一块紧接一块，把左边小胳臂都戴满了，没有地方可戴了，他卷起府绸衬衫的袖子，想往大胳臂上戴，可是他的大胳臂又肥又粗，手表带子没有那么长，带不上。他于是戴右边小胳臂，也戴了六块各国名牌手表，样式不同，大小不一，不是黄金壳子，就是白金壳子，两只胳臂上的手表闪闪发光，互相辉映。他看了左胳臂的手表，又看了右胳臂手表，看了又看，认为这些手表才是永远属于他的，可是又担心有人拿走，舍不得从胳臂上摘下来。
　　林宛芝不解徐义德为什么现在对手表比过去任何时候喜爱，看到他那两只光芒四射的胳臂，差点要笑出声来，可是看到朱瑞芳一脸不高兴的望着她，她忍住了。
　　朱瑞芳怀疑徐义德给了林宛芝许多名贵的手表，从来没有给她一块，她又不知道徐义德究竟买了多少块名贵手表，她冒叫了一声：
　　“义德，你不是买了许多手表吗？怎么只剩下这么一点？”
　　林宛芝听她话里有话，连忙声明：
　　“他只买了这些，一块也不少。”
　　“我不信。我知道他的嗜好，不管哪个国家出了新牌子的好手表，他都要想方设法买来，国内买不到，就托人到香港，到外国去买。哪个国家新式名贵手表没有？为什么这儿没有最新式的名贵手表呢？”
　　朱瑞芳有根有据，言之确凿，林宛芝朝沙发前面的长茶几上的手表一看：新牌子的名贵手表的确很少，难道新牌子的名贵手表徐义德不再交给她保管，藏到江菊霞手里去了吗？
　　她不禁诧异地说：
　　“咦，真是的，怎么没有新牌子的名贵手表呢？”
　　“不要撇清了，义德什么好东西不交给你保管？他把好手表送给你也呒啥关系，直说出来，我也不夺人所爱，何必在我面前撇清呢？”
　　“义德没有送过我新式名贵手表，你不信，可以当面问义德。”林宛芝不能再受冤枉，她酸溜溜地说，“他是不是把新式名贵手表送给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朱瑞芳以为指她，瞪了林宛芝一眼：
　　“我可没有福气收他新式名贵的手表。”
　　徐义德知道林宛芝怀疑他送给江菊霞。他心情不好，没有时间和她们谈这些问题。他后悔买的手表太少了，为什么各国出产的新牌子名贵手表只买一块呢？每种牌子买它十块一百块不是很好吗？有钱不花掉，都放在厂里，扩大再生产，生产扩大再扩大，现在可好，叫人家连锅端走了。他不耐烦地回了她们两人一句：
　　“我啥人也没送。”
　　“我不信！”
　　“我也不信！”林宛芝同意朱瑞芳的意见。
　　徐义德给她们两面夹攻，不说说清楚，是没有平安日子过的。他唉声叹气地说：
　　“我没有送任何人新式名贵手表，‘五反’以后，我就没有买啥新式名贵手表了，一则国外有啥新式名贵手表，看不到广告，也很少有人谈起，叫我怎么买呢？二则，海关限制的很严，出国人员戴什么表出去，都要登记；回国戴什么表，也要登记：如果牌子不对，或者多了一块，都要上关税，少则上百分之百的关税，有的要上百分之二百的关税。我这几年没有机会出国，连香港也没去过，国内能买到的大都是‘上海’牌‘北京’牌的国产货，白送给我，我也不要。信托商行倒有外国手表卖，可全是旧的，没有新式的，也不名贵，我也不要。‘五反’以后，工商界倒是有人申请去香港的，可是回来的少，”徐义德把两手一伸，气呼呼地说，“叫我到啥地方去买新式名贵手表呢？”
　　徐义德两只胳臂上的手表仿佛也受了委屈一样，在胳臂上摇摇晃晃。
　　“没买就没买，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林宛芝劝他。
　　“我讲的话，你们不相信！”
　　“你讲实话，我没有一次不相信的。”朱瑞芳余怒未消，徐义德把手表放在林宛芝的房间里，她早就有意见了。她冷言冷语地说：
　　“反正这些名贵东西没有交给我替你保管，究竟多少块，谁也不知道。”
　　“也不是我要他交给我保管的。我反正没要，信不信由你。”
　　“你不想夺他心爱的物事，他会哭吗？我了解，他从来不哭的。他啥辰光哭过？你倒说给我听听。”朱瑞芳坐在单人沙发里，双手向胸前一放，胸口气得一起一落，摆出一副今天非要把问题弄清爽不可的架势。
　　林宛芝并不激动，沉着地对卧房的门望了一眼，见外边没人，她便说：
　　“全市敲锣打鼓公私合营第二天，在楼下东客厅里，他不是哇哇哭了好一阵吗？”
　　“我晓得那是为了他一辈子经营的企业一下子公私合营了，想起来伤心，才哭的。”
　　“不管为了啥原因，他总是哭过吧？”
　　朱瑞芳给林宛芝一质问，顿时哑口无言了。但她并不甘心，掉转话锋，歪着头反问：
　　“就算他过去哭过，可是今天你不气他，他不会无缘无故哭的。”
　　“究竟为啥哭，反正不是我气的，你问他好了。”
　　朱瑞芳看林宛芝讲得有凭有据，态度不慌不忙，看上去不像是想要徐义德的手表。她放下笑脸，语气也缓和了，低声地问徐义德：
　　“你为啥伤心呢？”
　　“我为啥伤心？我不伤心。”徐义德忍受不了两个人都怀疑他，实在太不体谅人了。他一口气把两只胳臂上的手表一一摘了下来，往长茶几上一掼，生气地说，“啥人要，啥人拿去，我一只也不要！不要再吵了，真烦死人！”
　　“我一只也不要。”林宛芝低声说。
　　“你一辈子就喜欢收藏各种手表，君子不夺人所爱，我更不会要你的表。以后，有机会，我还打算买些最新式的名贵手表送给你哩。”朱瑞芳放下笑脸，体贴地轻声问道，“那你为啥哭呢？”
　　“我，我心烦……”徐义德霍地站了起来，不愿和朱瑞芳详谈自己的心事，漫不经心地说，“肚子有点饿了，下楼喝杯咖啡，吃些点心去。”
　　徐义德走出林宛芝的卧房，回过头来望了茶几上的各式手表一眼，这些手表仍然属于他的，心里稍为得到一些安慰。他径自到楼下的客厅里，一屁股坐在双人沙发里，感觉客厅也比过去温暖和舒适。朱瑞芳跟着他到了客厅，还没走到徐义德面前，又回转身去，朝门外叫道：
　　“老王，老王。”
　　老王没有答应，不知道他到啥地方去了。朱瑞芳提高嗓子又叫了两声“老王”，外边走进一个中年男子，不是老王，是门房老刘。他笑嘻嘻地报告道：
　　“老王陪大太太到汽车间去了。”
　　“这么晚了，到汽车间做啥？”朱瑞芳不解地问。
　　“怕是要老王陪她去看那副寿材。”
　　“哦，”朱瑞芳想起来了，对老刘说，“你去把老王叫来。”
　　“是。”老刘弯腰应了一声，悄悄地走了。
　　林宛芝在卧房里收拾好手表，也蹒跚地下了楼，走进客厅，坐在徐义德斜对面靠墙的那一排长沙发上，她特地把徐义德两边的单人沙发留给大太太和朱瑞芳坐。在她们两人面前，她总是小心退让，从不抢在她们前头，特别是今天，刚才朱瑞芳在她的卧房里闹了一阵，没闹出个名堂来，说不定啥辰光还要爆发了。朱瑞芳果然坐在徐义德的左边的单人沙发里，她也懂得在徐家的地位，有大太太在的场合，她要让大太太占先。老王扶着大太太的左胳臂，一步一步慢慢走进客厅。送到徐义德右手的单人沙发旁边，让大太太坐好，老王机警地立刻走到朱瑞芳的侧面，低着头，曲着背，小声地问道：
　　“太太，你叫我，有啥吩咐？”
　　“老爷饿了，准备些咖啡点心，在大餐厅里吃。”
　　“是。”老王迅速退出客厅，准备去了。
　　朱瑞芳在客厅里没看到爱子徐守仁，料想在书房里，便冲着书房大声叫道：
　　“守仁，守仁！”
　　徐守仁满脸不高兴，从书房里走了出来，嘟着一张嘴，懒洋洋地走进客厅里，一见爹和娘他们都板着面孔坐在客厅沙发里等他，不了解有啥事体，像个木头人似地站在客厅门口，朱瑞芳气生生地说：
　　“叫了好半天，为啥不来？”
　　“没听见。”
　　“耳朵聋了吗？”
　　“刚听见，就来了。”
　　“劳动了一天回来，也不晓得躺到床上休息休息，生就贱骨头坯子，在书房里做啥？”
　　“和兰珍聊天……”
　　“她不是上南京路买物事去了吗？”
　　“早回来了。”
　　朱瑞芳知道儿子和吴兰珍聊天，心头的气消了大半，后悔不该急着叫儿子出来，应该让他们多接触接触。徐守仁的终身大事未办，她对吴兰珍还没有死心。但既然把儿子叫了出来，当着大太太和林宛芝的面，不好叫儿子再回到书房里去，更不能不叫吴兰珍出来和大家一道喝咖啡。她改口说：
　　“你去叫兰珍也来吧，等会一道喝点咖啡，吃些点心。”
　　徐守仁和吴兰珍一同走进客厅。吴兰珍离开徐守仁，坐在林宛芝左边，正好靠近姨妈的沙发。徐守仁不好意思挨过去。他坐在双人沙发里，右边是爹，左边的单人沙发里坐的是娘。他不知道娘叫他做啥，静静地听娘对大太太说：
　　“这么晚了，怎么又想起看那副寿材？”
　　“本来想下午去看的，因为念经，忘记了。”
　　“早几天不是加了两道漆吗？”
　　“就是因为加了两道漆，要老王陪我到汽车间看看干了没有。”
　　“干了吗？”林宛芝关心地问。
　　“这一阵子天气干燥，还没有干哩。”
　　“天气干燥，应该干得快。”徐守仁问，“怎么还没干呢？”
　　“漆在阴天，气候潮湿，才容易干。”
　　吴兰珍替姨妈的话做注解：
　　“对，福建本来不生产漆，就是因为气候潮湿，容易干，漆器工厂特别发展，漆器也很有名。”
　　徐守仁钦佩的眼光朝吴兰珍望了望，觉得吴兰珍不但政治上比他进步，就连一般生活知识也比他丰富，惭愧自己各方在都不如她。
　　“不是已经漆了二十多道漆了吗？”徐义德从大太太的楠木棺材，感到自己的前途黯淡，兴趣缺缺，无精打采地说，“漆那么多道漆做啥？”
　　“我听老人说，漆的道数越多越好，这样可以保存的年代久远一些。人生在世，劳碌一辈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后入土，只落得一口寿材，你还不让我多漆两道？”
　　“不是不让你漆，我也不在乎这么一点点钱，你漆上一百道两百道也可以，但有啥用场？”徐义德感慨万端地说，“我一生惨淡经营的企业，好不容易才发展到目前的规模，提起沪江这块牌子，在上海滩上虽数不上第一流的大型企业，但也算是第二流的大型企业，现在可好，一家伙公私合营，全完了！自己创办的企业，我活着都不能保存，你那口楠木棺材，死后就能永远保存吗？”
　　“难道政府还在死人头上动脑筋？”大太太暗自吃了一惊，她怎么也没想到连口楠木棺材也保存不住，觉得世界太可怕了。她胆颤心惊地说，“菩萨不会答应的，阿弥陀佛。”
　　“不是政府在死人头上动脑筋，谁也不会要你那口楠木棺材和一把骨头。”徐义德解释说，“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政府到处建设城市，开办工厂，楠木棺材埋在地下，说不定碰上要在那里建造房屋，不是把棺材掘出来，就是深埋在土里，你到啥地方去找？”
　　“你不要给我说这些作孽的话。中国这么大地方，我不相信连一块坟地也保留不下。”
　　“现在死人都是火葬，不要坟墓，留个骨灰盒做纪念就行了。”吴兰珍早就不同意姨妈买楠木棺材，漆那么多道漆，更不同意买坟山占许多地。她又一次提出反对，说，“大家都要坟墓，中国六亿人口，要占多大地方？全世界三十亿左右人口，占的地方更多。死了还要霸占地球一块地方不放，叫活着的人哪能生活？”
　　“你这一套新派的花样经，大小姐，我早领教过了，别再教训我。”大太太对吴兰珍瞪了一眼，气呼呼地说，“老一辈的人，没听过啥火葬的。百年归山，都是埋在土里。我这一辈子算完了，每天吃斋念佛，早烧香，晚叩头，不过修修来生，等到我眼一闭，脚一伸，断了这口气，不要把我这把骨头烧掉，还是让我入土为安！”大太太祈求的眼光转到徐义德的脸上，仿佛在恳求他的同意。徐义德淡然地说：
　　“我没意见，好在祖坟上还有空的穴位。”
　　大太太心里得到一点安慰。
　　“百年以后，那些事好办，重要的是考虑活着的事体。”朱瑞芳认为大太太小题大做，一口楠木棺材没啥了不起，倒是沪江这些企业才是真正的大事体。她一想到沪江这些企业公私合营，心中就十分痛惜，像是挖去心头肉一样，忍不住责怪徐义德道：
　　“你一生惨淡经营的企业，谁叫你公私合营的？我的话，你不听，当做耳边风。当时，我就劝你不要公私合营，你不听，要是依我，就是不公私合营，共产党不是说要自愿吗？我不自愿，总不能强迫我自愿吧？”
　　“你想得那么好，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全棉纺业都合营，就留沪江的企业不合营？”
　　“那肯定不行。”林宛芝说。
　　“全棉纺业都不合营，不行吗？”朱瑞芳狠狠瞪了林宛芝一眼。
　　“上海全市私营企业都合营了，单是棉纺业不合营吗？”
　　“恐怕也不行。”林宛芝给徐义德帮腔。
　　“如果全上海市都不合营呢？”朱瑞芳感到上海市工商界真奇怪，怎么一下子都要求合营。
　　“北京市工商界带头要全市大合营，全国私营企业都要求合营，上海能够不合营？上海成了啥地方哪？你想的太天真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体？要是棉纺业不合营，全市不合营，沪江的企业还有个奔头。一大合营，啥路子都给堵死了，沪江这些企业只有合营的一条路，听人家摆布……”
　　“公私合营不是公私各半吗？两家都有份，怎么听人家摆布？”朱瑞芳困惑地问。
　　“不听人家摆布，难道私方领导公方？”
　　“当然是公方领导私方。”吴兰珍说。
　　“这么说，沪江的财产全听人家支配？”大太太一直闹不清啥叫做公私合营，现在听徐义德和朱瑞芳她们的谈话，渐渐有些明白了，但她还不完全相信，担心地问徐义德。“差不多。”徐义德深深叹息了一声，说，“过去我到厂里去，像是回家一样，感到无比的温暖，厂里生产越多，利润越大，我的收入越多；现在我到厂里，一见了厂房和仓库，心里就冷了半截，有时简直要生气，看到厂里有人走来走去，我便装做没有看到厂房和仓库，好比做客一般，一点也不温暖，生产多少，利润多少，不是我的，我毫不关心。生产多也好，少也好，同我没啥关系。现在只有家里的一切，才是我的，回到家里才感到温暖。”
　　“啊！”朱瑞芳像是猛然受了一下沉重的打击，吃惊地叫了一声，焦虑地说，“还能挽回吗？”
　　“挽回？”徐义德摇摇头，语调低沉地说，“难啦！”
　　“工商界没人想挽回吗？”朱瑞芳想不通上海工商界对自己的企业公私合营竟然那么慷慨，一点不痛心，一点不后悔，不信真的没人想挽回。
　　“我没听人说过想挽回，不过，要是能挽回，我想工商界有些人心里大概一定很高兴，可是，谁敢开这个口，小心脑袋搬家！”徐义德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想挽回，但看到目前没有挽回的可能，便想到了香港，想到了徐义信，想到了那几千纱锭，想到了沪江企业是从一个车间少数纱锭发展起来的，如果能到香港去的话，沪江的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过一阵子，他要设法到香港去一趟，见见那边的市面，领领那边的行情，凭他手头的资金和办厂的经验，亲自出马，再创办像沪江在上海这样规模的棉纺企业并不困难的。这么一来，得离开上海。他又想到自己现在进了民建上海分会，是长宁区的政协委员；听江菊霞说，上海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增加各界代表人士当委员，江菊霞已经给他在史步云面前美言了几句，看来是很有希望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前途远大，陈毅市长传达中共提出来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那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又在他的耳边回旋：国家有前途，私营工商业者也有前途。同时十里洋场的租界情景在他眼前浮现，红头阿三也好，安南巡捕也好，都比中国人神气活现，私营工商业家在租界上也没有地位，除非当洋行买办，或者是高官巨富，他们虽说是高等华人，但在洋人面前至少矮一个头。香港，他没有去过，知道是英国强占统治的地方，日子不会怎么好过，办企业也不大容易。不然，为什么徐义信在那边发展不大呢？
　　想到这里，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是好了。
　　“挽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再压迫劳动人民，剥削劳动人民，又把全国人民推到旧中国的悲惨境地去，全国人民一定不答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一定不答应！”吴兰珍坐在林宛芝旁边，见朱瑞芳贼心不死，还想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过剥削日子，竭力忍住，耐心听朱瑞芳说下去，朱瑞芳越说越不像话，竟然梦想挽回失去的“天堂”。她就霍地站了起来，冲着徐义德和朱瑞芳说，“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是铁打的江山，谁也动摇不了。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肯定要彻底实行。现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只是初步改造，还要进一步改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这是全国人民多年追求的愿望，也是革命的目的，将来还要从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谁想挽回，谁想复辟资本主义，一定要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铁拳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工人阶级一定要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也破坏不了的。”
　　徐义德见吴兰珍站在客厅当中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像是给学生做大报告，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简直不把姨父姨妈这些长辈放在眼里。他真想站起来，当面训斥她几句，杀杀她的威风，但一想到她是青年团员，又是学校的积极分子，共产党的红人，不能得罪。他发觉今天没有压抑住心头的不满情绪，给朱瑞芳三问两问，勾引起蕴藏在心底的怨气。他没注意有吴兰珍在座，后悔失言了。他不露痕迹地把话收回：
　　“挽回，当然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也不应该有这种罪恶的想法。我完全同意兰珍的看法。工商界那些大亨们心里怎么想法，我不大清楚。拿我来说，我们吃过租界洋人的苦，那时候，中国人在上海滩上没有地位，外滩公园门口曾经挂过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洋大人把我们和狗一样看待。解放后，肃清了洋人在上海和中国的势力，中国人扬眉吐气了，可以在上海滩上自由走来走去，哪一个公园都可以进去白相，再不受洋人的气了，感到当一个中国人光荣。这些，我们工商界都有亲身的体会。我们又经历了镇反运动，五反运动，民主改革运动，肃反运动……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工商界进行团结教育改造，我深深体会到过去剥削可耻，今后劳动光荣。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一生惨淡经营的沪江这些企业，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打算，自己生前希望生活得好些，死后留给子孙一份产业，也让他们享受享受，如古话所说的，为儿孙做马牛。现在子女国家全管起来了，不用父母操心。我们家里的生活蛮好，也不用操心。这样水平的生活，在全国来说，是最好的，手头的现款和生活资料一辈子也花不光。过这样幸福的生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要是中共像苏联过去采取没收资本家财产的政策，沪江那些企业提也不用提了，就连这座美丽的花园洋房也保不住了，更不要说那些生活资料了。”
　　“我好好读书，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生活也一定不错。”徐守仁原来等待徐义德死后继承沪江企业的希望幻灭了。他心里有一种怅惘若失的哀伤和幸灾乐祸的喜悦的复杂情绪，不满意爸爸不给他大笔钱花，害得他坐班房受罪，现在可好，公私合营，爸爸经营的企业积聚的资产也不能随便指挥和动用了。他现在赞成吴兰珍那一番话，他希望将来自己独立生活，不依靠父亲剥削得来的财富，真正做到自食其力。他对爹说：“我今后的生活，你不要操心。”
　　“我现在啥心也不操了！”
　　老王从客厅门口探头进来，朝朱瑞芳望了一眼，然后小声地问：
　　“咖啡、点心都预备好了，啥辰光吃？”
　　朱瑞芳问徐义德：
　　“你看呢？”
　　徐义德看看手上的白金劳莱克斯手表，十二点一刻。他打了个哈欠，说：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半夜了。快点吃吧，我们该休息了！”
　　他猛地从沙发里站了起来，迈着沉重的步伐，径自向大餐厅慢慢走去。徐守仁随着徐义德身后走去，意味深长地重复了一句：
　　“对，我们该休息了！”
　　　　　　　　　　　　　　　　　　　（全书完）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二稿，广州。
　　１９７８年４月改稿，武昌翠柳村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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