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在东三环路上，有很多硬木椅和方格桌布。我们还赶上了一支乐队的演出，他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
　　 我和我的女朋友坐在一起，那是很怪异的感觉，很久以前她来到了北京，除了她做的节目偶尔会卖到我们的调频电台，没有任何她的消息。现在我们坐在一起，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自己的城市，我们还是在老地方，坐在一间小酒吧里，无所事事。
　　 她坐在那里，抽很多烟，喝很多酒，我为她担着心，但我说不出来，我只是注视着鼓手的手指，细棒翻滚得很快，出神入化。
　　 我去化妆间，我看见一个孩子，深褐色的头发，背着双肩包，对着手提絮絮地说话，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发现我和一切都格格不入，酒吧，酒吧音乐，还有酒吧里打电话的孩子。
　　 褐色头发的孩子和她的父母一起出去了，她走在最前面，什么都不看，仍然背着她的双肩包，从我的身边走过去了。
　　 酒吧外面有露天的咖啡座，惨白的塑料圆桌和圈椅，围在木栅栏里面，木头已经很陈旧了，缠绕着绿色的枝蔓，都不是真的。北京深秋的夜晚已经很寒冷了，没有什么人再在外面，这里却坐着很多人，夜了，看不分明他们的脸。走过那些栅栏和桌椅，他们中有人说话：“小姐，要CD吗？”
　　 我们走开了，没有搭理他。他又问了一句：“小姐，最新版的CD，挑一张？”
　　 我们已经走到大街上了，我回头张望，什么也看不见，只有CD的灯火，繁花似锦地闪着亮光。晚上很冷，没有人会坐在外面。

　　 他们说，坐在兆龙饭店的Friday喝可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很大的一只纸杯，坐在那里消磨时间，有音乐听，有衣香鬓影可看，可乐喝完了还可以再续，他们说。
　　我约了人去那家饭店，小姐把我领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做猎人酒吧，那真是个冷清的酒吧，播放许美静说话的声音。直到出了酒店我才知道真相，可惜太迟了，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了，我始终没有知道坐在Friday里会有怎样的幸福。　

　　我局促地坐在长桌的一侧，我很紧张，我情不自禁去看酒廊小姐碎花细布围裙下面圆润的腿，我看了很多回。
　　坐在我对面的长发男子，他说他刚从德国回来，他优雅地举手，小姐很快就贴近来了。他告诉她，茶杯里有水又有油，我也看那杯茶，我什么也看不到。
　　小姐天真地看他，那真是一张年轻而且饱满的脸，她有点不高兴，因为她说：“先生，要不要换一杯？”她大概并不想真的去换，如果她乐意的话，她可以马上就端着那杯有水有油的茶消失，但是她没有，她贴得很近，她说：“先生，要不要换一杯。”果然。
　　长发男子吃了一惊，但是他很优雅，他说，不用了。我总是不明白，他要做什么。我的一个女朋友，她发了疯地爱他，就像我在二十一岁，我也发了疯地爱他，现在我们都老了，我们已经不再爱他了。
　　啤酒杯就像我的一只透明长颈瓶，我用它装马蹄莲，后来没有人再送我花，它太空，我就往里面插了一支笔，瓶底有过一颗假马来玉戒面，我把笔投进去，就能听到笔尖和戒面碰撞发出的声音，“啪”的一声。
　　 冰凉的黑啤酒。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浓那么酽的黑，它们在玻璃杯里安静地躺着，默不作声，但它们给我愉悦，非常愉悦。一些水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聚集在啤酒杯的表面，当我抚摸玻璃的时候，水珠滚落到了杯子的底部，木头上湿了一大片。
　　 卡佛的短小说影响了我的感受，我坐在酒廊里，看着小姐，当然我从不喜欢女招待这个词汇，我也从来都不会用它，我就会看见一个胖女人俯下身子往冰淇淋桶舀冰淇淋，她化过装的丈夫坐在角落里，紧张地盯着她的胖小腿。卡佛和卡佛的小说影响了我，让我坐在酒廊里情不自禁看小姐的腿。
　　我只喝了一口，颜色那么漂亮的黑啤酒。我想起了扬，他最初并不喝酒，他来到特鲁维尔，开始在早晨喝酒，在傍晚喝酒，他们一起喝，从早到晚，只是喝酒，我相信他喝的第一杯酒一定是康帕里苦开胃酒，那种酒让他呕吐，一定是的。可是他那么爱杜拉。　

　　要了一壶菊花茶，他给我加糖，加了一勺又一勺。他们在谈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写的小说：王资要了一杯茶，续了无数次水，直到水变成了白开水，淡而无味。
　　我的茶凉了，糖沉淀在杯底，像凝固了的陈垢。　　

　　 半坡村在青岛路上，我至今还记得它，我在那里见到了我小时候的偶像。他走过来，我就发抖，我抖了很久，最终也没有平静下来。他的小说和他的脸不太一样。
　　 后来，我坐在那里，忽然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我决心要打一个电话，我用他们的台式电话机，我拨了很多次，没有通，一个短发女人，眼睛很亮，她站在吧台后面，帮我拨那个号码，拨了很长时间，电话通了，就这样。
　　 后来来了很多很多人，这个人，那个人，现在我连他们的面孔都不记得了，我有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只过了一两年，我就什么都忘了。我们坐在一起，口是心非地闲聊，进来了一群韩国学生，吱吱喳喳地说话，没有人听得懂他们说什么，他们坐了会儿，又出去了。
　　后来，有一对夫妻坐在我的对面，他们凝重地注视菠萝比萨，他们操作刀叉，手指像花朵一样美丽。我注视他们，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结婚，今年？明年？
　　后来，我和我的情人吵架，我们的脸都很难看，我要离开，他要留下，我们正在吵架，我不想见到任何人，可是任何人都坐在那里，他们都忧愁地看我，希望我不再邪恶。他的朋友的妻子对我说了很多很多话，让我对爱情执著，可是我已经不太清醒了，我什么都听见了，我什么都没有听见，我们都站着，我知道她和我一样，我们很疲倦。
　　直到我们都走出去叫车，有一个人从暗处走过来，说，你还好吗？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把头别过去，我知道我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了。　

　　 我和梅芸一起住在南京，我们早晨出去买报纸，中午吃火锅，下午在大街上走，到深夜，我们就出去找一个人多的地方消磨时间。我们每天都这么过，但是我们不快乐。
　　 在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叫了辆出租车，我们说，请载我们去最近的娱乐场。三十秒钟以后，我们到达了Manhattan，它就在我们住的地方后面，可是我们付了七元人民币，为了找到它。
　　 你看他们，都那么高兴，没烦没恼。梅芸说完，到地板中央去摇头。
　　 我一个人坐着，喝了两杯酒。我已经不太清醒了，这时候有一个男人坐到我的旁边，他说，别人都高兴，为什么你要不高兴。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你就会高兴起来了。
　　 从前有一只小狗，它很想当兵，于是它去考试，但是它的体重太轻过不了关。小狗伤心地回家，在路上它遇到了一只蜜蜂，蜜蜂说，小狗你为什么不高兴？小狗说，我想当兵，但是我太轻。蜜蜂说，我来帮你，我藏在你的耳朵里再去考试。这一次小狗的体重刚刚够过关。主考官觉得很奇怪，终于在小狗的耳朵里发现了蜜蜂，主考官说，咦？蜜蜂你在这儿干什么？蜜蜂说，我在给小狗讲故事呢。
　　 我还是不太清醒，我说，我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骂我？他说，你真聪明，但我不是要骂你，我只是想让你高兴。你高兴了吗？
　　我摇了摇头，不再看他，我开始看地板中央的男男女女，他们都在摇头，高兴极了。

　　他们说，他和她很暧昧。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了天茗，楼梯的级太多，又太高，所以我要去天茗，我就要很清醒，不然我就会从楼梯上滚下来，当然那是很多人都期望发生的，可是有时候我真的不能控制自己，我非常地警惕南京男人，可是我又很想靠近他们。
　　我一直都认为天茗是主流的茶楼，非主流的，也许他们去半坡村。
　　我刚刚被攻击过，可是我什么准备也没有，我只是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忧愁。
　　他们说，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你们永远都不能野蛮和粗暴地对待我们，我们不要这种屈辱的受辱，我们是知识分子。
　　他们说，传统是永远受到迫害的。
　　他们说，世界是我们的，还是我们的。
　　他们说，我们斗争，斗争到底。
　　于是我说，好吧好吧，如果你们是学术的，是思想的，那我们是什么。
　　我被主流攻击了，在此之前，我一直都以为自己很主流，我从不抒发恶念和颓废，我热爱生活，可是我亲爱的地下们，他们一直都认为我故意地热爱生活。
　　现在好了，主流们说，你是非主流的，地下们说，你是非地下的，现在好了，我是什么。也好。
　　于是我又说了一遍，一切腐烂的东西，都应该扔掉。
　　只是，底下里有苍老的声音，他说，你终有一天会明白，纯文学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说完，吃吃地笑。老家伙们都笑起来，高兴极了。
　　我看着暧昧的他和她，他们很安静，互相不看对方，可是吃过三旬茶后，他们动起来了。果真是很暧昧的，我在心里想，如果这个男人是地下的，这个女人是主流的，那有多么好啊。

　　我在网上有个叫myou的朋友，myou不大通文，每一封电邮都充满了错别字，myou要我给他的信息产业公司起名字，名字要突出世纪之初的意思，要有远大的思想，宏大的解释，还要上口和便于记忆，比如北大方正。我给myou回信，我说就叫旭日东升吧，像征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什么意思都有了。myou说你开玩笑，那是一个很堕落的地方。
　　我和一群孩子去过那里，她们固定地给服装杂志写时尚评论，可她们表面看起来很不时尚。我们去旭日东升跳舞，里面热极了，我刚刚染了澄黄的头发，非常得意，当然我并不知道两天以后我就会被组织找去就头发问题谈话，所以我非常得意。
　　有个孩子，她坚持不跳，她坐着，帮我们看守衣服，我总觉得对她不住，所以我隔几分钟就去看她，后来她说，你一直来看我，都看得我烦死了。
　　于是我不再看她，我看别的什么地方，我就看见了吴晨骏，他穿了一件很厚的毛衣，头顶在冒热气。　　

　　 我有了错觉，以为我还在南京，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么相像的两家茶楼，它们一模一样，我推门，门上有铃铛，它也一样，黄铜制造，右边那个角有点破。我把它的老板叫过来，我说，告诉你，你这个茶楼和南京的天水雅集一模一样。他不高兴地看我，他说，可是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呢。
　　 服务生上楼梯，楼梯正对着我，我看着她的背影，她长得很高，背就有点驼，在转弯的地方，她摔倒了，台阶很滑，我知道，她又是个新手，她一定会摔倒，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她弄翻了六套15美元的玻璃杯子，她马上蹲下来，收拾那些碎片，她的肩膀很瘦弱，她的手破了，她有点不知所措。领班急急地跑过去，低声斥责她。我把记事本拿出来，按换算的键，得出一个数值，我对坐在对面的梅芸说，她两个月的工资没有了。梅芸笑了一声，没有说话。
　　 我往右边看，我知道那边的墙壁，同样地，也会有一头把鼻子卷起来的象，穿小背心的象说，No smoking。
　　 于是我们只抽了一棵烟，然后我们来到外面，走了很多路。
　　梅芸喜欢管一根烟叫一棵烟，我始终不明白那是为什么，后来我就变得和她一样了，我们和谁都没有话说。梅芸在接电话，她的男人很关心她，也许他更关心的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我抽了一棵烟，烟气是青色的，像妖怪，袅袅地飞来飞去。我有了错觉。　　

　　演出很糟糕，音响都烧起来了，我坐在一群太太们中间，在必要的时候尖叫。我已经很烦恼了，我在太太们中间发现了领导的女儿，她看起来那么端庄，我在楼梯上发现了我的前一任情人，他变得很胖。我已经很烦恼了，于是我和乐队一起到老房子喝酒，我们要了一瓶红酒，可是我一口都喝不下去，我到了晚上就会很痛苦。以前我总是早晨醒来就厌世，到晚上才开始热爱生活，可是现在，我在晚上也厌世。
　　梅芸从海口回来的第一个晚上，我和文雅陪她在老房子里吃了一碗乌冬面，眼泪都掉下了。
　　很多年前我们曾在老房子里烧过一块绿格子桌布，老板没有把那块布打进我们的帐单，所以我们又烧了第二次。我们解释说那是一个行为艺术，名字叫做老房子着火。
　　后来文雅去了广州，梅芸回海口，我一个人坐在老房子里，要了一杯冰水，我背对着舞台，歌手上台，寥寥落落地鼓掌，然后他开始唱，在吉他的间歇中我听见了一丝熟悉的叹息的声音，我转过头去，我发现了一个长头发男人，他是文雅以前的爱人。很多年以后，他唱的还是当年他为她写的歌，歌的名字叫《罢了罢了》。　　

　　 他说他特意挑了小眉小眼的女人，给她们穿素色旗袍，衣襟上的蝴蝶盘扣要生动地飞起来，给她们戴叮叮铛铛的碧玉镯子，听起来就会很舒服。可他的茶馆还是冷清，真是冷清啊。
　　我坐着，看见一个刚出来上班的女孩子，穿着描金红漆的木屐，裹着艳红艳绿的花式和服，拘谨地站在暗处，一个劲儿地悄声问，怎么样怎么样，我穿这衣服好看吧。她的同伴淡然地看着，疲倦地笑了一笑说，好看，好看。　　

　　 招待一个出去很久了的女朋友，她在北京拼搏，一年回来一次。我迟到了，在餐厅的外面，透过落地玻璃我看见她的红发，弯眉毛，露在外面的细腰。陈年旧事像风一样飘过去了，突然想哭一场。
　　 还有几个老朋友，很早以前就不大来往了，面对面坐着，时间漫长，没有话说。旁桌有两个异国男子，各自喝着各自的咖啡，悄无声息。餐厅里起先还有些音乐，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被各种各样人发出的声音掩盖掉了。角落里有一架钢琴，她走到钢琴后面，坐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她居然开始弹奏《致爱丽丝》，细若游丝，我们中间有人大声说话，让她下来，还有人说，庸俗。我不知道那是谁了，我有些恍惚。我正在打电话，电话那头有人说，已经十二点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呢，回家去吧。
　　餐厅的领班站在远处看，什么也没有说。　　

　　我在菜单的背面写字，想半天，什么也没有写，我把菜单包了两根红绿玻璃纸的牙签，然后翻通讯录，我对自己说，第一页翻到谁，就寄给谁。我翻到了一个广州男人，于是我把服务生叫过来，在酒店的信封上写他的地址，然后寄出去。
　　服务生拿着我的信，说，我还记得你。我吃了一惊。他说，很多年前了，你高三，我高二，那时候你很著名，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我热爱文学，我把我的文章拿给你看，你只看了一眼，你说，这算写得什么东西？
　　我发了一会儿呆，我说，我绝没有做过这种事，一定是你认错人了。
　　服务生笑了一笑，然后走开，可是后来他又转回来了，他说，我绝没有认错人，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发了一会儿呆，我说，好吧，我道歉。　　

　　我知道他演电视剧，我知道很多人都爱他，可是我很惘然，我说，对不起，请再说一遍，那部电视剧什么名字的？他很宽容，他又说了一遍，那个名字。
　　坐在外面真是很冷，他的女朋友坚持把她的围巾给我，我坚持把围巾还给她。我说，你看，我有这条围巾我还是冷，可是你没有这条围巾，会不美。
　　我喝光了我的冰水，就看见一个model，她的脸美极了，穿很高的鞋，从我的身边走过去，她陪伴着一个英国老头儿，到后面去了，后面很僻静，有喷水池，也许他们只是聊一聊，可是，那个孩子，她是多么瘦弱啊。　　

　　我吃了最大的一份冰淇淋，我想即使我以前厌世，那么现在我就应该为这一份冰淇淋而不再厌世。
　　我非常专心地吃冰淇淋，其他我什么都不管，他们载歌载舞，他们眉来眼去，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坐在一群年轻女人的中间，我们每人一杯冰淇淋，给我们买单的，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觉得我们都像他的宠幸，他很公平，给我们每人一份冰淇淋，一模一样。可是我总怀疑他，觉得他偏心另一个孩子，我一直都嫉恨那另一个孩子，她总是我的对手，可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握着她的手不放，我认为她是一个好女人，可是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仍然认为她是一个好女人。
　　张爱玲在乱世里出去找冰淇淋吃，她步行了十里路，终于吃到了一盘昂贵的冰屑子，实在是吃不出什么好来的，却也很满足。
　　女人都是简单的，只一杯好冰淇淋，就可以让她对生活不绝望。　　

　　我不要见到她，我嫉恨每一个女人，可是我从不歧视她们，我只歧视很少的一部分女人，其中有她。可是我和她谁也没有想到，我一走进棉花，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她，她像一只猫那样匍匐在小圆桌上，身边有不分明的男子。
　　她还不知道我歧视她，她冲着我微笑。
　　我的朋友第一次做演出，她想赚一笔钱，于是我陪着她到处派宣传单，她去了棉花的深处，我只看见她在与乐队说话，我就坐到外面去了，我从来不怕太嘈杂的音乐，我坐到外面是为了不要看见她，因为我歧视她，可她看起来是那么纯真。　　

拉拉手（石家庄）

　　 他们给我叫了鱼包饭，盘子端上来了，饭团上面插着满天星，我疑惑地看满天星，我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他从不在床上吃饭，他说，吃饭的时候就去餐厅，睡觉的时候就去卧室，怎么可以又睡觉又吃饭的。我想到这儿，我就笑了一笑，那个有信仰的好男人，我希望他也在石家庄，他会说，赏花的时候赏花，吃饭的时候吃饭，怎么可以又赏花又吃饭的。
　　 我旁边的小女子伸手过来，把满天星拿掉，她说，吃吧，趁热，很好吃的。盘子里有三角形的芋艿，半圆形的白米饭，长方形的血糯糕，底部铺满了非常辣的犹鱼卷，我不停地交换刀和叉，最后我开始用手。
　　 对面坐着我的工作伙伴，多愁善感的一个孩子，忠于爱情，喜欢张爱玲。我走的那天他摔了一跤，被送到到医院里去了，他们说，他的脚上了石膏，什么也干不了。我真为他担心。
　　 他们在柜台上拿了很多白巧克力给我，下午我一个人躺在房间的床上，一边吃巧克力，一边背台词，晚上就要走场了，我都不知道我要说些什么，他们要我流眼泪，要我谈论爱情，他们要我积极、健康、向上，他们说，这个世界上，最珍贵、最神圣的，是爱情。
　　我背着背着，就在床上哭起来了，我哭得一塌糊涂，眼泪把所有的纸巾都弄湿了，后来我哭得制止不了自己，我用被子蒙住头，可还是制止不了，那么多的眼泪，它们把被子也弄湿了。因为我已经离他很近了，车过去，只要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