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
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
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
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
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
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
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
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
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
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
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
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
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
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
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
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
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
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
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
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
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
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
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
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
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
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
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
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
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
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
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
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
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
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
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
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
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
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
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
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
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
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
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
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
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
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
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
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
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
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
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
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
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
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
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
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
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
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
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
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
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
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
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
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
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
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
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
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
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
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
“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
罢？
    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３、１４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知识与生活》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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