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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二）
作者：张贤亮
本来这应该是我心中的一所殿堂，可在又脏又乱又破的厂房中我找不到一点令我感动的景象，准备好的一掬泪竟无处可洒。我想我原来就无所谓“根”的吧，生下来就命定和风一样要飘泊天涯。现在的问题倒是应该考虑准备停息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死在哪里；“根”，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坟墓倒是我必须思量的前途。所有的过去都把握不住，那么就试试把握现在吧！“自掘坟墓”虽是个贬义语，但换个角度理解那不正是提醒赶往坟墓的老人要把自己的墓掘得舒适合体？一般人的坟墓都由别人来“掘”，“自掘坟墓”者才有精心设计、量体剪裁的自主权。
友人说既来了一趟总得留点纪念，我大致观测一下可能是我出生的院落的地点，站在一处铁皮自行车棚下照了张相，脸上的表情尴尬无奈得变了形。不知情的人看了这张照片一定会发笑：为什么我非要手扶着块“棚外禁止放车”的木牌留影，这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我还记得林木森森的院中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我母亲在树下怀抱着襁褓中的我的相片，今天正挂在我书房的墙上，而梧桐树却被一堵水泥砌的灰色标语牌替换了，“时间就是金钱质量就是生命”两行红字赫然在目……所有这一切，都令我能非常高兴地用现在流行的话语跟它们说一声“拜拜”。从此我获得了解脱。既然“时间就是金钱”，我不会再对损耗掉的时间有丝毫怀念。花出去的“钱”再也收不回来，眼前的问题倒是怎样花手中这点不多的“钱”。
这次“寻根”反而激起了我“向前看”的精神，出生地全然颓圮全然消失，等于给了我一个新的起点。我在这所电机厂又诞生一次，活了半个多世纪我仍有权再得到一次“青春期”。这使我将近花甲时还敢投入南海。
算了，咱们还是去寻那“根”脖子吧！友人怂恿我说可能还会找到她，我当然早已抱着一线希望。于是我把这“根”毅然地抛诸脑后，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地去寻那“根”。告别维吉尔，到贝雅特里齐那里去吧！幸亏我还记得她的芳名，这得益于我和她没有过肉体接触。于是面包车又向前开了二百米，来到菜市场门口。
让我诧异的是菜市场还是那个菜市场，三十多年来风貌犹存，污水溪流般地从大门洞往外淌，汩汩地泄进马路边的下水道。市场大门左边卖豆芽的小店还在卖豆芽，仿佛它的豆芽总也卖不完。在这里我倒寻见梦中的情景，真如佛经所说的“不可思议”。白得耀眼的细细的豆芽菜，更令我急切地想看到那白得耀眼的圆润的脖项。我说她就住在豆芽店的楼上，这间赭红色的残破的木板房里。整座小楼依然颇具风情，仿佛是一幅精致的水粉画，虽然更加破旧但也更加凝重。窗户面临马路，贴着胶布的玻璃朦胧模糊，使有心的过路人不禁会遐想里面的暧昧。我说我过去就曾在窗下仰望过多次，除了贴上了胶布那窗户并没有变样。好友说你先别进去，让我先去替你打听打听，我们就说是三十多年前的老同学，来看看你有何不可？
好友进去了约十分钟快快地出来，连声叫走吧走吧！
在车上，好友说果真有这么一个叫那个芳名的老太婆，你记得一点没错。但哪有什么“美丽的三角区”！我特别注意看了看她的脖子，又黑又瘦皱褶里还藏着污垢。黝黑的楼道里摆着个破煤球炉，烟熏火燎的让人没法在房里久待，而她却安然地抱着不满周岁的外孙喂稀饭，头发也已花白并且脏乱不堪；她的形象和她的生活环境再匹配不过，纯粹是菜市场卖剩下的蔫菜叶。我问她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叫位这个名字的中学同学，她连想也没想就说想不起来了，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可见当年她对你就毫无印象，并且对过去所有的一切都不感兴趣。
“算了，你还是把你的梦好好保留住吧，别让现实击碎了它。到我们这把年纪，只有梦是最宝贵的。”
回宾馆的路上作家们个个默默无言。作家这时才像是作家，每个人都有各自由此产生的感慨。别人的感慨我不知道，我可以想象光阴对她和那片白色三角区的磨损，也许这个女人比我受的摧残更多更深。想到这点我不禁心头沉重。我有另一个同期的女同学从美国来看我，她在台湾也有一番挣扎，成了富婆后又描眉又画眼又染发还经过几次整容，但苍老仍然从皮肤下顽强地向外渗漏。被精心掩饰的老态更令人不寒而栗，使我这个旁观的友人也觉得自己又老了许多。
我拍拍好友的膝盖悄悄说了声“谢谢”。我理解他的好意，他让我毕竟还能保留一点美好的记忆，不然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未免太过于残酷。
他握住我的手背紧紧一捏。对这个世界，我们已心照不直。
五
不久，我的这位好友就去世了，死时刚过六十岁。肯定他带着许多他有意不去击碎的梦到殡仪馆，将那些梦和他的躯体一起火化：“泥土归泥土，灵魂归灵魂”。梦是他灵魂的核心；是经现实生活过滤又经过病痛的剥离，最后剩下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点东西。那才是他最好的陪葬品。他珍惜它们到了吝啬的程度，不轻易把它们告诉世人。他的作品不多，留给我们的电影中有一部名叫：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从橱柜里钻出来，又与美丽的白三角告别后，我就只有从小说戏剧中读到爱情和女人。我发现小说戏剧中有关爱情的描写似乎有个明显的界线，爱情只存在于过去的年代，到了新时代就像恐龙一般无缘无故地消失。爱情仿佛是与建设新世界新社会相抵触的；所有的文艺宣传品都异口同声地向人们宣布：如果在不同阶级之间的男女发生爱情，那注定没有好下场，绝对以悲剧告终，如果男女双方都是革命阶级，那就是同志关系。同志关系是超乎所有关系之上的最纯洁、最高尚的关系。这高尚的关系将全部人际关系包括两性关系都涵盖无余，男人和女人在这高尚的关系中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性别特征，都是“革命同志”。“谈情说爱”只出现在主人翁有阶级觉悟之前，有了革命觉悟之后，即使是夫妻也只谈革命工作，交流学习心得，批评和自我批评，再不会甜甜蜜蜜卿卿我我；“男女作风”总是与“犯错误”联系在一起，“男女关系’可是个非常严重的罪名，连劳改队的犯人都看不起“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犯”。总而言之，“男女”两个字连在一起决没有好事。
整个社会环境就是这样，怎能使我在“青春期”表现出“青春期”，激起我对女性的爱慕、爱情或性欲望？爱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搞”这种情调的人很可能被划为资产阶级，而我本身不谈爱情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再谈爱情更反动得无以复加，并且也没有哪个女同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我“谈情说爱”。于是我就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情调”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止是我，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都像被制服领子上的风纪扣封得密不透风。千千万万年轻人都不度过“青春期”而一下子跨入中老年，从而使中国人的外表看来一个个都深沉内向谨言慎行老气横秋。果然，社会语境发展到后来，“恋爱”一词也普遍被“找对象”三个字所替代。一个可能是非常缠绵温馨心荡神怡的情感交流过程，被简化成直奔终极目标的繁殖行为。“找对象”不过是动物群体中的“交配”罢了。我在农场放马牧羊喂猪的时候，每到家畜发情期，队长叫我把牲口赶到配种站去配种，他总是手叉着腰站在圈门外这样对我喊：
“该给它们找对象了吧！”
整个中国全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我看来，爱情也只是“发情”罢了！
但是，那时我毕竟到了生理阶段的“青春期”，我“发情”了却找不到“发情”的对象，只好到一些还没有被禁止阅读的中外古典小说中去寻找。一位位佳人淑女在发黄的书页上风情万种，通过我的眼睛抚慰我渴望女性的心灵，当时我以为那只是“饱眼福”，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意淫”。由于整天“意淫”，对学校教的x十y＝z以及像天书般的化学分子式等等完全一窍不通，数理化每门功课都交白卷。若干年后中国出了一位著名的“白卷先生”，我想他大概也与我一样是“意淫”的结果。但他远远比我幸运，竟因为交白卷成了革命接班人，而我却因此被学校当成再恰当不过的政治标靶。那时，连普通中学也要开展“忠诚坦白”的政治运动，据说那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必经过程，学校天天开会动员中学生向领导“交心”。我不知道领导要那么多“心”干什么用，十几岁的中学生上交的“心”非常单纯，满足不了领导的需求，于是领导就到家庭成份复杂的学生中搜寻复杂的“心”，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就首当其冲。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其他同学学习都很好，我这个“白卷先生”就成了重中之重。
我倒是很想把“意淫”的内容上交给领导，却又一时难于启齿，正在犹豫不决斟酌词句的时候，一天班主任反而主动亲切地找我谈“心”。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心”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然后和蔼地问我知不知道宿舍里经常丢失私人物品，什么袜子墨水信封信纸邮票钢笔针头线脑等等等等。我说我知道，我自己也丢过一双袜子。班主任说你知道就好，很好！你应该向领导坦白是你“拿”的。我惊诧地问我自己的袜子怎么会自己去“拿”？班主任启发我说：不是你“拿”了自己的东西而是你“拿”了同学的东西。我断然地摇摇头说我从来没有“拿”过同学的东西。班主任说你应该承认你“拿”过，你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生在那种家庭的人天生下来就和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不一样，有“拿”别人东西的毛病，你承认了，认识了，那种毛病才能彻底改正。我疑惑地说我好像从小就没有那种毛病，那种毛病不就是“偷”吗？班主任不厌其烦地教导我说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身上，那种毛病是不自觉的，再说，“拿”和“偷”不一样，“拿”是偶然性的，“偷”是经常性的。你只不过偶然“拿”过同学的东西罢了，怎么能和“偷”联系在一起呢？这话虽然很有道理但我还是想不通，这比“青春”与“青春期”的区别还难懂。班主任宽容地说你好好想想，想通了就老老实实承认下来，又说，承认了对我绝对有“好处”，领导的政策一向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承认“拿”了同学的东西以后照旧读书，就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班主任每天至少要找我谈三次“心”，同学们议论纷纷，弄得我整天如芒刺在背，何况，班主任的苦口婆心最终打动了我，觉得再不按他的教导承认“拿”过同学的东西也太对不起老师了。最后我终于低下头问他，您说我“拿”过些什么东西好呢？班主任见我总算被他说服，轻松地往藤椅上一靠，拿出纸笔让我记录，他翻开他的小本子念一件我写一件，什么袜子三双、邮票十张、信封一沓、用过几张的信纸一本、球鞋一双、墨水两瓶、钢笔一枝、铅笔四枝等等等等。我写完交给他，他一目十行地看了非常吃惊，啧啧地说，一件件东西加起来就不是偶然性地“拿”，而是必然性地“偷”了！又摇头感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多么难教育好。
几天后，学校却宣布将我开除，这就是班主任答应给我的“好处”。过了四十年，这所中学举办五十周年校庆，同时要编一部《同学录》，据说我是母校培养出来的最有成就的学生之一，母校来信向我索取照片及“几句话”，我写了“感谢我的母校给了我一个艰难的起点”寄给她。所谓“艰难的起点”，主要指学校宣布开除我那天竟将我母亲叫到学校，等校长在操场上当众宣布了我是“盗窃分子”之后，让我母亲在众目睽睽下与我见面。这大概是当时学校采取的教育学生同时教育家长的一种方式。我看见母亲慈祥地坐在学校长廊的板凳上迎接我，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母亲却握着我的手说她决不相信我会盗窃，即使有人教我也教不会！我母亲没有流一滴眼泪，临走时只给我的母校撇下了一个礼貌而蔑视的微笑。
为了母亲，我彻底断绝了“意淫”的恶习。从此我天上地下人间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有再想女人。于是我的“青春期”就只能用另一种形式来表现。
我被学校开除不久就进了铁丝网，《唐诗三百首》给我种下的祸根终于茁壮成长并开花结果。那时社会上最危险的职业不是盗窃分子而是诗人，我这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既“盗窃”又偏偏要写诗，写的诗又不是《酬唱集》中的那一类，只能怪我自找倒霉。
所幸的是，据跟我一起劳改的犯人说：“坐三年牢见了老母猪赛貂婵”，这话非常形象地刻画出长久见不到女人的男人会变得怎样饥不择食，把母猪都当成美女。我却正因为压根儿没跟女人接触也压根儿不想女人所以毫不感到性压抑的折磨。我见到猪，特别是我能宰杀的猪，一心只想怎样把它吃到嘴。有一年冬天在猪圈除粪、一头乳猪哼唧哼唧地朝我踱来，我估量估量手中磨得锃亮的铁锹再看看它的脖子，锹光一闪它小小的头颅就应声落地。我的手法快得像公孙大娘舞剑器：“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周围的犯人还有劳改干部连小猪的叫声也没听见。到收工的时候它的血也淌净了，我一把拎起它揣进怀里，回去和同号子的难友围着火炉大嚼了一顿。
若干年后有一部根据我写的小说拍摄的电影，里面的主人翁在苦难中曾想到自杀，于是很多人以为我也如此想过。殊不知我不但从没想过自杀，天天想的倒是怎样杀死可吃的动物，包括老鼠青蛙癞蛤蟆；我从未想寻死，只想着怎样死里逃生。我曾读过一部革命小说叫《红旗谱》，别的都忘却了惟独记得一句话：“出水再看两腿泥”。
“出水再看两腿泥”！这话说得多好！和“涕泪满衣裳”一样总会激发起我的斗志。这就是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的好处，让我能在最艰苦的境地中免除性的煎熬，腾出全部精力充分发挥求生的本领。
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更加坚挺，因为这种“青春期”不含一点水分。女人、爱情、夫妻、家庭之类的东西其实是男人的软化剂，男人的心里摘上一滴柔情蜜意便全身骨质疏松，软弱无力。男人没有异性可以追求，”青春期”就表现为对同性的攻击。而这正是在劳改场所自我保护所必备的条件；你必须睁大眼睛，你不攻击别人别人就要攻击你。在狼群里你必须像狼一般精明、狡黠和阴沉。虽然一同劳改的都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跟我一样也受过唐诗宋词的熏陶，在社会上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儒雅，但“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再加上饥饿劳累，使我们逐渐不自觉地都退化成半人半兽。知识分子一旦有百分之五十的兽性，他们的攻击就更具有策略，那可比真正的兽类狠毒得多。我恰恰在人性的“青春期”羼进些兽性，可说是我莫大的幸运。过了“青春期”的男性犯人即使变成野兽，也只是一头老病的野兽，在“思想斗争”的荒原上别想占着便宜。不管在天堂或在地狱，不论是神仙老虎狗，谁在“青春期”谁就充满活力。到后来，老弱的野兽斗智斗勇都斗不过处在“青春期”的野兽，一头头在劳改场所心衰力竭致死，剩下年轻的兽类更加伶牙俐齿，咬人都能咬到致命的部位。
今天，我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手都发抖。
我发觉如今解除了压力我反而时常感到忧虑、忧郁和忧伤，时时被通常说的“忧患意识”所笼罩。我弄不清楚这是人性的回归还是“青春期”逐渐衰退的迹象。现在我感到困扰的时候就不由得怀念过去我的胆大妄为，即使被铁丝网圈住我仍要做困兽之斗。我至今还经常回味一无所有的轻松，深感有一分获得便多一分累赘，凡是我所拥有的全部是我的负担！
自我有效地使用过手中的铁锹之后，我才发现我不但会用笔还有挥舞冷兵器的武林功夫。我以为“青春期”的乐趣并不全在对异性的倾慕，更应该包括每天都可能发现自己内在的天赋，不断有潜力转化为能力。那迷人的三角区虽然对我毫无印象，但我仍然感谢她开掘了我的冒险精神。既然我十三岁时就敢从三层楼上往下跳，到了三十三岁我除了一套劳改服便身无长物，因而也就更加乐于冒险。我之所以没有从劳改队逃跑，仅仅因为那时普通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不如。后来我多次赞扬过劳改队是当时混饭吃的最佳场所，而且犯人犯了法再无处可送，反而比一般群众安全得多。
我感谢命运在社会的变化中总让我待在最适合我待的地方。
写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说我砍断一个农民手指的事。后来我投入市场经济创办企业大概得益于我有这份壮士断臂的果敢，而且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也只能以这样的冲动来发泄。
到我三十三岁那年夏天，劳改队长命令我去看水闸门。西北的初夏正是水稻小麦等作物都需浇灌的时节，因为“闹革命”，水利部门也顾不上制定用水的分配计划，黄河灌区的所有农场公社都纷纷群起抢水，哪家人多势众哪家就能独占水源。城市里武斗是为了夺权，农村中武斗是为了夺水。几个十几个生产队经常在渠口混战，为一条渠一股水拚命的零星战斗此起彼伏，类似旧上海黑社会争夺地盘码头的帮派打斗。水闸，是抢水斗争的第一线，是攻防阵地的桥头堡，劳改农场几万亩农田需用的水就从这个瓶颈淌进来，“看水闸”这个任务关系到劳改队当年全部农作物的生死存亡。临战前，队长对我做了这样的动员：
“你比谁都壮（因为我比谁都会偷吃），又是‘二进宫’（即第二次劳改，这在社会上虽然很不光彩但在劳改队常当作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被赋予重任），我看你也不是胆小怕事之辈（说明队长很有眼光），你给我顶住！（口气像电影里的反动军官。）谁来提闸门抢水你就给我往死里打！（意思是我哪怕被打死也不能后退，并不是真把打死人的权力下放给我。）”
队长将这个大任降到我身上，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我一时间竟豪气冲天，二话没说扛上铁锹就毅然决然上了渠坝。实际上，水闸上如果没有人来抢水，“看水闸”不过就在水闸旁边一坐罢了，什么农活都不用干，会叫你轻松得无聊；平时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看水闸”等于休养。然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有人来提闸放水，那就须看你的真本事。队长不是说着玩，为抢水打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我在水闸旁的一棵柳树下坐了两天，带着一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读得津津有味。劳改队长允许我看马恩列斯毛的书，只不过觉得这一长串书名（口罗）里（口罗）嗦，指导我应该多读《为人民服务》。但这书题目虽长却是本小册子，倘若平安无事我就能在灌溉期读完。可是附近的农民却不让我潜心研究恩格斯著作，第三天半夜，月亮正升到头顶，成帮结队地来了七八个扛锹的壮小伙，黑黝黝地像堵墙似的往我面前一站。看见只有我一人躺在渠口睡觉，领头的大个子旁若无人地喊了声：“扒！”若干年后我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看到“华山论剑”一章不禁哑然失笑，当时渠口上那气氛与“八大门派”在华山高峰比武竟相雷同。
我拄着锹慢慢站起来，镇静地向他们说理。我说：“老乡，这几天还不该你们淌水，轮也该轮到我们农场了。今天你们要开闸放水，先得舍出条命来，不是我的命就是你们当中哪个的命。不信？咱们就试试看！”
老乡们七嘴八舌地谩骂，从我祖宗骂到农场的先人，好像我和农场属于同一个血统，劳改队是我天生的家园。现在叫我也无法将那些话一一复述清楚，总而言之是把我这个劳改犯不放在眼里，而他们都是贫下中农的什么什么“造反团”。
我笑嘻嘻地说：“不管你们是啥‘造反团’，也敌不过我这个判了死刑的劳改犯。你们知道队长为啥单单挑我来看水闸？告诉你，就因为下个月我就要被拉去枪毙，今天就是叫我来送死的。死在你们手上我还能给家属挣点抚养费。来吧，今儿个夜里让你们成全了我，砍了我以后你们就放水。”
“造反团”的农民听了一个个面面相觑，啐道：“想不到这狗日的比死人就多了口气！”嘀咕了一会儿，领头的大个子摆出一副宽大为怀的架势说：“我们砍你干啥？你不要自己找死。你就待在旁边别动，你动一动我就叫你死不了也活不好！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你当作没看见就是了！”说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就抢步上前，弯下腰想提起水闸的闸门。我说：“我从来就没活好过，活着还不如干脆找死。我可跟你们打了招呼，你们不欲我我可要砍你们！我砍死一个也不能把我再枪毙一次，喂，老乡，你何必跟我一起去死？”
领头的哧哧冷笑：“你狗日的敢？！”
我接着说：“你看我敢不敢！”
他又说：“你狗日的敢？！”
我又接着说：“你看我敢不敢！”
“你狗日的敢？！”
“你看我敢不敢！”
“你狗日的敢？！”
“你看我敢不敢！”
我俩就像狗似的对着叫，一声比一声接得紧，一声比一声响亮。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谈判。后来我才知道所有国际间外交谈判的技巧不论多复杂，其原始形式不过如此。两次世界大战与无数次局部战争，谈判返回到最原始的阶段就面临宣战。眼看我寸步不让，大个子再不跟我搭腔，连声催小伙子往上提闸门。我估量估量手中闪光锃亮的铁锹再看看小伙子的脖子，发觉那脖子比乳猪的脖子粗得多。我的眼光在他周身游移，打量在哪个部位下手最合适。我想这就是我的“青春期”发作了，胸中陡然涌起一股带血的气，催动我好像非要和女人性交一次不可地非要往什么东西上砍一下才解气，不然我的“青春期”就会受到严重挫折。黑格尔说得对，所有战争都出于领导人的欲望，并不一定是衡量现实利益的结果。
承受着水的巨大侧压力的闸门不是轻易提得起来的，小伙子双手扳着闸门的铁把手使劲摇晃了好几次，一股细小的水流才开始滋滋地从缝隙中往外冒。我一声不吭，冷冷地略微将铁锹往上一抬，看准小伙子握着闸门的手，“唿”地闪电般朝下一剁。小伙子大叫一声“妈哟”，一翻身滚进渠沟，在渠水里扑腾着“哎唷哎唷”乱喊。旁边的农民一时惊讶得愣住了：看来真碰上一个不要命的死囚犯！再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来提闸门，而小伙子的喊声却提醒他们必须赶快送他到医院。领头的大个子一边招呼其他人手忙脚乱地下渠捞起小伙子，一边扭转头狺狺地朝我吼：
“你狗日的等着瞧！你狗日的等着瞧！”我收起铁锹拧笑着说：“我能跑到哪里去？我等着你，我等着你！”
天一亮我就急忙向队长报告，队长连声夸我干得好，笑着说：“看那些狗日的再敢不再来！”队长反过来将农民的祖孙八代臭骂了一顿。而按照当时的理论，那些农民应该是他的“阶级兄弟”，和他同一个血统。所以我一直很理解“地方保护主义”，在这种主义的支配下，根本不顾法律不顾政策不顾道理而只顾局部的眼前利益。
我只向队长报告我用铁锹朝农民的手上“拍”了一下。其实，天蒙蒙亮时我在水渠边除了鲜红的血迹还发现一截手指。颜色青紫，像泡透的红枣一般大，没想到断指不但没有干瘪反而会自行肿胀。断面整整齐齐，中间却看不见骨头，只有针尖大一个小孔。但捏捏它还能感觉到肉里有个枣核般的硬块，那大概就是指骨了。指甲乌黑，指甲缝里还藏着从那小伙子家里带来的污垢。我拿在手里把玩了半天，还掂了掂它的分量，猜测它是哪一根手指；又像抚摸女人似地抚摸了一遍我的铁锹。它的锋利就是它的美丽。
剁了人的一截手指，我的“青春期”才得到性发泄似的满足。这天我畅快无比，觉得升起的太阳都比往常亮。若干年后在改革中我见到许许多多不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事都会淡然一笑。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期”就是这样度过的，现在他们已经成熟并且是社会的中坚，但你怎能叫人们立即就变得正常？
我一面读着人类的最高智慧，一面干着最野蛮的勾当，奇怪的是那时我心里毫不内疚。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种两面性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奇怪的倒应该是我在任何处境中都与社会的主流同步。
今天写到这里我自然而然他惦念那小伙子。他比我年轻，今年顶多五十岁出头。大半辈子少了一截手指，生活上劳动上一定很不方便。他肯定会经常抚着剩下的半截手指向他的家人朋友一遍遍愤慨地诉说当时的情景。但他不知道那“狗日的”犯人的名字，不知道到哪里去报断指之仇。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住址，即便我现在愿意给予补偿也无处可寻。他那时也处在“青春期”，那次挫折也许会导致他终生冷酷狠毒或是胆怯懦弱。果真如此的话，我就损坏了一个灵魂。世界就是这样，毫不相干的东西毫不相干的人往往会偶然碰撞，彼此改变对方。
在我这方面，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一转变，我就经常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歉疚；我真的不像有些人那样心安理得。社会既然不再伤害我，我也尽可能以善心对待别人。我把古堡废墟建成的影视城是当地文明的窗口，我企业职工享受的待遇在当地也是最好的，为我建影视城而搬迁出去的牧民，我对他们已没有任何义务，但我仍答应只要我活着便会资助他们的教育。为了那断指的小伙子，我也应该替善良的农民做些事。可是在另一些事情上，只要“青春期”一发作，我仍然会说不想说的话，干不想干的事。
譬如，我办的影视城有了效益以后，附近地头蛇式的个别基层干部竟然挑唆一些农民也像抢水渠似的来强占。一天清早，一帮农民雇佣军把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全部赶跑，由他们来出售门票。在市场经济初期这在全国都是常见的“无规则游戏”。我得知消息后一人驱车赶到影视城，果然看见乌鸦似的三五成群衣衫不整的人在我设计的影壁前游逛，见我到了，一只只就像谷场上偷吃谷粒的鸟雀那般用警竦的小眼珠盯着我。我又感到那股带血的气往上冲，那气就是“青春期”的余热。我厉声问谁是领头的。一只乌鸦蹦出来嬉皮笑脸地回答他们根本没人领头，意思是你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冷冷地一笑：“好，没人领头就是你领头，我今天就认你一个人！要法办就法办你！你看我拿着手机是干什么用的？我打个电话下去就能叫一个武装连来！”乌鸦听到“武装连”，赶紧申明他也是身不由己，人都是“上面”叫来的。我说，行！既然“上面”有人你就替我给“上面”那人带一句话：我能让这一带地方繁荣起来，我也有本事让一家人家破人亡！今天的门票钱我不要了，赏给你们喝啤酒，明天要是我还看见你们在这里，你告诉你“上面”那个人，他家里有几口人就准备好几口棺材！谁都知道我劳改了二十年，没有啥坏点子想不出来！我冷冷地说完扭头便走，那“冷”的温度与准备砍人手指时的冰点相同。我当然叫不来武装连，更不会使任何人“家破人亡”，但我深知很多违法者并不怕执法部门，却害怕比他更强更狠的人对他采取阴险的法外手段；以毒攻毒不失为一帖疗疮的良方。地头蛇式的干部亲眼看见我把一片荒凉变成一个旅游热点，他也完全相信我有能力叫他吃了苦头还有苦难言。第二天早晨，我手下的人又照常上班，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对非法的事情必须有壮士断臂的果断，在无序的市场中我的“青春期”就时常发作。想不到我该度“青春期”时没有“青春期”，年过花甲以后却常在“青春期”当中，或者说我度过的不正常的“青春期”正好培养了我现在善于对付不正常的事，又一起事件也能说明这点：我的影视城周边很不宁静，还有个别基层干部以家属的名义承包保护区内的土地进行蚕食，企图等影视城发展需要这一地带时他好高价转让。一天，这类“承包户”突然违背当地政府的文物保护通告，在他已失效的承包范围内挖渠植树，类似十六世纪的“跑马占地”，将我影视城外围的一面圈了起来。我本来懒得去理他，取缔它勿须我动手，那是当地政府部门的职责。但他却扬言雇了几十个农民，人人手拿铁锹，谁动他种的树就砍谁。他很聪明，知道非法占领如无人敢管，慢慢就会成为既成事实而取得合法的形式，大量的国家资产就是这样流失到地头蛇手里。但他失算就失算在扬言有“手拿铁锹的农民”。我一听见有“手拿铁锹的农民”就血脉贲张，刺激出我“青春期”的内分泌，仿佛又来了一次剁人手指的机会。听见这话的第二天清晨，我叫手下人开了辆推土机，我亲自坐镇指挥，不到一小时就将渠和树推得净光。我站在初升的太阳下焦灼地等待手拿铁锹的农民，如同年轻人在公园门口等待跟他约会的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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