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8岁　　男
    S市某科学院科研人员
    一下子打懵了——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精心地塑造自已，不做罪人，
也不做红人——郑板桥的四个宇“难得糊涂”——这次叫作有惊无险——一种很荒诞的感觉
    我的经历很平淡，没有大喜大悲，高潮低潮。你写东西需要情节，可是我几乎没有什么
情节。但我找你，是有满肚话要说——这没情节，是我自己制造的。就像有些小说或电影，
故意没什么情节。可一个人在“文革”大风浪里，要使自己没任何情节，谈何容易？这需要
很清醒、很精心的设计。我先说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贫农出身，解放后受重视，从中学到大学享受免费助学金，理所当然入了团，什么
都好，一片艳阳天，很幸福。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成长得快，一路顺风，对以后政治的变
化根本没估计，轻松，随便，甚至比较放肆。
    五七年开始出毛病了。我说放肆吧，鸣放时什么都敢讲。别人不敢讲的我讲。马上，我
担任的校刊主任被撤，批判，斗争，检查。说我忘本，变质，右派言论。多亏班主任人好，
非说要挽救我，才没定为右派，可是内定右派，团组织给了严重警告处分，晴天打雷，当头
一棒子，一下把我打懵了。我们这代人，经过五七年，性格就来个大扭曲。原先开朗轻松，
一下就变了，有人变精了，有人变闷了，九十度大转弯。我这个人还算清醒，意识到人家从
此就看不上我了，可是我还想干点事怎么办？开始苦苦寻找一条可行的路。我如果只想为自
己，并不太难，放弃理想，志愿，随波逐流平平庸庸一辈子下去就是了。难就难在你并不想
为自己，还想为国家。
    五七年后，我被下放到农村一段时间劳动改造。我是农民的儿子，干活不比任何人差，
于活是我的家传。可是我一钻业务就麻烦。农闲时我看外语书，麻烦了。马上抓住我，说我
学外国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白专；拔白旗，拔了我好几次。但我总不能像那些人，睡懒
觉，没事瞎吹牛，混日子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吧！怎么办？我是一次比一次愈挨批愈清醒。我
灵机一动，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看。大队书记说：“你怎么又看这资本主义的
玩意儿？”我说：“你看，这不是资本主义，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书记没话了，他怎
么能禁止我看毛主席著作呀。这一下，我胜利了。索性买了英文版全部马列著作、《北京周
报》、《中国建设》等等许多书，练习英语。这个胜利使我发现了一条绝妙的道路：在夹缝
里求生存。石头缝里也可以活，当然要看我能不能找到这缝儿了。
    我在农村改造一阶段后，回到学校继续学习。我是学植物专业的，学校有位教师过去在
美国搞除草剂，就是不用人工锄草拔草，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生在农村，深知祖祖辈辈在
农田那种原始的劳动方式的艰辛。我决心要在中国搞除草剂，推广化学除草，把农民从田地
里解放出来。可是中国的生态、土壤、气候、杂草的种类分布与外国不同，必须花费很大心
血做调查和科研，甚至用一生来干。这目标在我心里牢牢地确定了。
    可是，从学校出来分配到农科院，从“四清”到“文革”，我看透了——中国没有真正
搞科学的地方，处处，人人都搞政治。但不是政治家，是小政客们，政治小应声虫们。又不
是真正搞政治，而是搞整人，互相整。今天你上来我下去，明天我上去你下来。整成一团
团，谁也解不开，愈整愈带劲。要想完成自己的志愿，就必须像当年学外语那样，想个绝法
子。我对自己作了分析：我出身好，不会成为挨整的重点；可我犯过错误，也不会成为红
人。好了，我就把握住这点——不做罪人，也不做红人。成了罪人什么也不能干，成了红人
一样什么也干不成。我又想，我有两个好条件，一是我搞植物专业，可以躲到农村去；一是
我出身农村，农民生活对我毫无难处，去农村等于回老家。于是我向院里提出，说我要到农
业生产第一线去，扎根农村，把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同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认
真改造思想。这提法很时髦，我又把话说得很诚恳的样子，马上被院里批准了。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下边。Ｓ市周围农村几乎叫我跑遍了。二百五十多种杂草都象长在
我心里。在植保站搞出除草剂就拿到农田试验，一有成效就推广。院里搞“文革”，两派
斗，开会，我尽量躲着不去。我有办法，逢到院里叫我去开会，参加运动，我就请公社或县
里出面替我请假。我和农村的关系好，搞除草剂对他们确实有很大帮助，他们肯为我请假。
我到处搞试验田、开现场会，故意把每天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院里一来电话叫我去参加运
动，这边农村干部就在电话里喊：“不行，我们贫下中农现在正用着他呢！”就替我拦了。
我做得也十分小心，天天干什么都有记录，十年里记了整整十大本，防备人家查呀。一次院
里搞政治清查，派人到我所在的县里调查我的现实表现。县里就说我这个人如何如何好，如
何脱胎换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何不怕吃苦，狠斗私字，学习毛主席著作，编一大套。
农村干部也很精明，完全知道用哪些话就能把这些来找茬的人唬弄走。然后又把我写得密由
麻麻的《工作日记》往桌上一摆，院里的人无话可说。这样，既躲过运动又干了业务。农村
是我一张大政治保护伞，没有这伞我什么也做不成，当然，为了这伞我必须加倍努力为他们
干，可是这正是我要干的呀，我这是一举两得。你说我做得妙不妙？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生命和事业都经不起挫折，必须善于保护自己。我很清醒，总不去
开会也会遭到院里反感，万一惹恼他们也很麻烦。有些重要的会，比加传达中央文件呀，学
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呀，大会或重要的会呀，我准去。分寸要掌握得合适。有时回城时，就到
单位个别关系不错的同志家里串门，摸摸情况，政治上的大情况必须要心里有数，没数也要
出问题。有时你不找它，它还找你呢！关键是不能陷进去。非要写大宇报表态时，决不能提
具体人名；对人事问题要装糊涂。叫我揭发，我就说：“我和谁都不接近，不知道问题怎么
揭呢？”两派对立时，有人拉我加入一派，我说：“我糊里糊涂的，弄不好成不了事，反绘
你们坏事。”这也躲过去了。我尽量把自己搞成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开会时从来
都坐在墙旮旯很少和人谈话，甚至很少用眼睛看人，你看人一眼，人家就会注意你。叫别人
忘掉我才好。我给人的印象确实是胆小怕事，糊里糊涂，政治上无所作为，正好！这也正是
我精心设计，自我塑造的形象。郑板桥有四个字：难得糊涂。当然这是一种表面的装傻卖
呆。可是不少人看上去不糊涂，很精神，搞起运动来拼命表现自己。但从中国的政治看，这
不过一时出出风头而巳。你爬上去，别人就盯住你了。赶到政治上风向一变，必然想法把你
打下来，最有力的打法是借用政治罪名。碰上一下，就不得了，好像车祸，伤筋动骨，几年
里缓不过来。人生很短，有三次两次一辈子就报废了，最后一事无成。
    尽管我很清醒，很谨慎，也出过一次事。七五年，市里农办的头头忽然说，松根松土是
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提出来的，是无产阶级治田方针，现在有人搬用西方资产阶级
的东西对抗，主张懒汉种地，不锄草，不耘土，查查谁搞的？查来查去查到我身上。这就是
我前边说的，你不找它，它找你。吓得我几夜睡不着觉，心想这回该完了。多亏县里出面
说，除草剂是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虽然不锄草，可是使用除草剂后地里没草了，产量非常
高，我们贫下中农欢迎！市里派下人来一看，果然如此，这才不了了之。这是我十年中唯一
碰上一次大麻烦。可有惊无险，也算不上一个“情节”吧！
    现在有人说，我是最幸运的一位科学家。“文革”中没挨整，也没中断业务。现在赶上
好时候，走运。这是从外部看我，并不理解我的内心。七九年我国科学回到正轨，我跑到国
外一看，吓一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多远！我国80％人口拴在田地里，搞农业科研的人
数少得可怜。很多地区还是靠天、靠经验、靠原始的生产方式种田。而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
口只占8％到5％，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术，搞艺术，受教育。从我的专业眼光看，我国现
在耕地是十六亿亩，算上有些地区一年两产，差不多二十一亿亩。一年锄三次草，需要三个
人工，全国每年人工锄草需要六十亿人工，每个工按五块钱算，就是一百八十亿元。这是多
大一笔财富，这笔巨大财富的浪费难道不压在我们科研人员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几个科研人员顺顺当当过来的？除去当时国防任务保护了一批科学
家，在社会上的几乎都成了攻击目标。有的一蹶不振，沉沦下去；有的中断业务多年，信息
闭塞，现在接都接不上气了。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的特别恩赐，
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精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尽管我没跌跤，还算一个
“成功者”，但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
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
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拿你写小说来说，就是没高潮，没起
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强有
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了，自己却消失了。你尝过“没有自己”的滋味吗？这是种很深刻
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事情干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
品，一辈子对社会对国家毫无贡献，岂不更可悲！为什么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这么难被理
解，总是处在这种可怜巴巴的境地？国家呵，我对它的感觉很奇怪。一会儿觉得它很具体，
很神圣；一会儿觉得它很空，很无情……一次，我还有种非常荒诞的感觉，觉得国家被一小
块一小块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层层很多人手里，你和它有距离。你说是吗？这又是为什么？
    ***在封建传统中，国家的主宰者就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