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读书人。我的职业要我读书，我的业余工作也要我读书。我的读书，虽然是被
动的，但被动惯了，也会有主动因素。书看多了，对于书的情况，无论形式或内容，心
目中已有个谱。过去，我每次拿到一本书，翻翻前面几页，看看目录，再略为看几页最
后面的文字，这本书的情况，就约摸可知。因为写作一本书，编辑一本书，印刷一本书，
都有传统，都有规格。符合这些传统和规格的书，除了文字内容的思想性和知识性尚不
可知以外，作为一本书，一件文化工业的产品，文化商业的货品，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最近四五年来，我看到过不少书，似乎已失去了作为一本书的传统和规格。
这就常常使我望书兴叹。本来，写书的人，编书的人，印刷、装订书的人，这三种人，
都是“做书的人”（BookMaker）。做书也是一项文化艺术。如今，这种艺术似乎也在衰
退。
    现在，我要为书叹息，也有为书呼吁之意。
    先说一般的书。我觉得，最大一个缺点，是在一本书的正文中，找不到书名。一本
书，如果丢失了封面、里封面和版权页，就不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书名及其作者名了。但
这一情况是解放以后就有了，并不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我有几本苏联小说的译本，给红
卫兵抄去后，发还时已失去了前后七八页，我至今记不起书名是什么。解放前出版的书，
每页都有书名。直行排的在书口，横行排的在书眉。短篇小说集则每页上都有篇目。这
样，就使读者方便得多。
    近来，连里封面也没有了。印刷讲究的书，封面之内，有一张扉页，或称飞页，印
着图案。这一张二页，原本是硬面洋装本书中用的，是为了制本的方便。现在平装本书
中也采用了，作为装饰品，也不坏。但是，我发现，有些书，就利用这一页，印成里封
面，而省去了正文前的一页至关重要的里封面。这样，这本书就不伦不类，不合规格了。
    目录页，也是一本书的重要成分。有许多篇或许多章节的作品，固然都有目录页，
但一整本长篇小说或专题论著，现在却往往没有目录页。其实，每章每节，即使没有题
目，也应当有一页目录，使读者便于检得某一章的起讫页码。
    目录与序文的地位，现在也显得很乱。有些书中，里封面之后，先是序文。序文之
后，是目录。目录后，才是正文。有些书，则目录在前，序文在后。这样的次序，都可
以。不过序文在目录前的，目录中还应当列入序文题目及作者名。有些书，序文在目录
前，而目录中没有序文题目，这就不合规格了。序文和正文的页码应当分开。序文的页
码应当自为起讫，不应当和正文连属。有一本书，序文的页码是一，正文第一章的页码
也是一。这就使我糊涂了。查查这篇序文，共有八页。那么，按照规格，序文的页码应
当是一——八或换一种字体，例如Ⅰ—Ⅷ。多数外国书都是这么办的。
    封面是一本书的仪表，它必须具备的条件，首先是书名及作者名，其次是出版单位。
如果是一套丛书，或说一个系列中的一本，还应当用封面图案或其他标帜来表明。我常
常看到有些书，书名的字很大，有些是草书，有些是很难看的书法，但都是名人题签。
封面上只见写书名的人的名字，还有一颗朱红大印。而本书作者的大名，却用小字印在
边角上。
    有许多书，封面上还给书名印上国语罗马字拼音，帮助读者能正确读出书名。不过
我不理解，为什么正文底下不注拼音字母呢？难道这本书的买主不认得书名而能看懂全
书正文吗？
    书脊的重要，仅次于封面。当你到书店里去访书，或向自己书架上取书的时候，你
会知道，书脊比封面更重要。走进书店，看看有什么可买的书，玻璃柜子里平放着的是
少数几本新出的书，你可以看到封面上印的彩色版裸女或半裸女画像或照片。其他绝大
多数书都直立在书架上，你只能看到书脊而不是封面。你站在柜子外面，隔着一个柜子，
还要加上书柜与书架之间的距离，你要看清一整排书脊上印的书名，许多人需要带一个
望远镜。这时候，书脊如果是白纸黑字，你还比较容易看清楚。如果书脊是黑地红字或
绿字，你就无法看清书名。一本二三百页的书，书脊上的书名尽可用二号字印，可是有
许多书，虽然很厚，书脊上的书名却用四号字印，使你更无法看清。
    以上是一般出版物的缺点，往往使我叹息。但这还是属于书的外形，有些缺点，还
不至于影响我的使用。近年来，我阅读或使用得最多的是古典文学书。有古书新印本，
有古书研究著作，还有古典文学赏析辞典。我国的古书，浩如烟海。有些书，解放以来，
没有重印过，例如《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中的许多书，还有不少书，从来不曾有
过铅字排印本，现在尤其应当重印，否则现存的少数木版原本，恐怕要不了几年，就会
全部亡失。全国各地的古籍出版社，已在注意到这一情况，每家都重印了一些久已失传
的古书。这是功德事，应当赞扬。不过，这些书中，也往往有美中不足之处。古人刻书，
最重视版本源流。读者从这个刻本的各篇序跋中，可以了解这部古书的源流变易。现在
有些新的重印本，删掉了历代编刻者的题跋，换上了新的序言或“出版说明”，也不交
代版本源流，这就使做研究工作者感到不方便。有极少数重印的古书，把正文全部改编，
而仍用原来的书名，这样处理，更不妥善。我以为重印古人著作，有两个不同的目的：
一、为保存文献资料。做这个工作，就应当照原本印，不删、不增、不改。二、为供应
一般读者阅读。做这个工作，不妨大幅度改编原书。例如《东坡七集》，可以打通改编，
但仍需要一个原本。近来有几家出版社，用原书影印的办法来做保存文献资料的工作，
我以为是最适当的。
    排印古书，要加标点，这又是一个问题。从一九三○年以来，所有的古书排印本，
没有标点错误的，恐怕一部也没有。标点错误最多的是引号。古人著书，引用前人的话，
往往但凭记忆，很少照原文抄录。引文之下，往往接上自己的话。因此，引文经不起核
对，下半个引号不容易落笔。我标点古书，特别是宋元明人的杂著，下半个引号常常不
知应当放在哪里。因此，我想建议，标点古书，只要断句，而不用引号。
    文史哲方面的学术研究著作，必须附一个“引用书目”或“参考书目”，交代你的
研究过程中涉猎到的范围，对你自己的研究成果负责。外国学者的著作，都有这种附录。
而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专著，大多没有这种目录。这可以说是没有养成这种优良传统。
    最后，还得提出学术研究著作中的剽窃现象。一个态度严肃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
一定会明确地提出他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这种新观点，新理论，必须是未经人道的。
我看过几种文史研究著作，作者很自负地提出了他的新观点，但我知道他的观点早已有
人讲过了。有一位历史教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他对古史研究的一项新的成
果。他自己的文章还没有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已被一位青年学者写入自己的书中，作为
他的创获了。那位历史教授忿怒之余，打印了几十份控诉书，向史学界散发，表示抗议
和检举，但无补于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你能得出这个成果，难道我就不能得出这个
成果吗？科学技术，有发明奖，有专利权，惟独文史哲都是纸上空文，新观点，新理论，
没有保障，任何人都可以据为己有。这一类情况，近来不少，惟一的办法，只有端正学
术风气，希望新一代的学者，重视自己的工作和名誉，不要掠人之美。
    外国文学的译本，近年来也看过一二十本，不过看完的很少。因为一遇到该叹息的
地方，就放下了。有很多译本是集体翻译的。一本二十万字的小说或文艺理论，有多到
六名译者的。非但译文语言水平有或大或小的差距，有几本书中连译名也没有统一。有
些译文，上下文语气不接，猜也猜不出来。不知是漏排了一二句呢，还是译者因不懂而
跳过。
    大多数译本都不交代原书的书名和作者名的原文。译者或编者大约以为读者都不识
外文，所以无此必要。其实这是介绍外国文学的一大缺点。如果让读者知原书的书名原
文，就对读者学习外国文学有帮助。其次是给图书编目人员以方便，让他可以在每一个
译本书名下注出原书名，使利用这个资料的研究工作者知道某一种外国作品已有多少译
本。
    书是社会文化教育工具，不要以为译一本小说，目的仅仅是供应一本小说。这一意
义，似乎出版社的编辑同志都没有注意。
    《书林》和《读书》是目前南北两本关于书的刊物，它们的内容似乎都以书评为主，
而且又似乎以好评为主，有些像是出版社的广告刊物。《书林》编者敦促我写稿，我既
不想为任何佳著捧场，也不敢写出纠谬正误的文章，得罪了人。只好实事求是，谈谈我
近来读书的观感。一口气写了三千字，爽爽快快的发泄了一下。这里所谈到的，有些是
“做书”的技术问题，有些是出版事业的风纪问题，我虔诚希望著书的，译书的，和
“做书”的同志们，能采纳我的刍荛之议。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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