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七月，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上海大学
是一所新创办的貌不惊人的“弄堂大学”，上海人称为“野鸡大学”。但它的精神却是
全国最新的大学。在中国新文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它都起过重要作用。我在这所大学
的非常简陋的教室里，听过当时新涌现的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讲课。时间仅仅一年，
这一群老师的言论、思想、风采，给我以至今忘不掉的印象。
    刘大白先生也在上海大学兼任过教职。他每星期来授课二小时。他讲古诗，提倡做
新诗；他讲古文，提倡做白话文。
    这些讲稿，大约就是后来出版的《白屋说诗》和《白屋文话》中的内容。他把桐城
派、八股秀才的文章斥为“鬼话文”，但仍很推崇韩、柳、欧、苏等唐宋古文大家。
    从一九一七年《新青年》杂志爆发出来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首先受到冲击的是
各大都市的大中学校的师生。上海大学的教师，如中文系的沈雁冰、田汉、方光焘，社
会学系的恽代英、瞿秋白、施存统等，都是第一代的革命思想家，年龄都不满三十岁。
在学生眼里，他们都是最新的人物。田汉讲雨果的让·华尔让，讲梅里美的嘉尔曼，讲
歌德的迷娘。沈雁冰讲希腊戏剧和神话，方光焘讲厨川白村和小泉八云，瞿秋白讲十月
革命，恽代英讲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学生都很有兴味。但陈望道讲修辞学，
胡朴安讲文字学，邵力子讲中国哲学史，虽然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课，学生却并
没有热忱。
    刘大白先生当时已四十五岁，在上海大学教师中，年龄最高，加以刘先生的一头灰
白头发，一架深度近视眼镜，一副瘦削枯瘁的仪容，尽管刘先生讲古诗、古文都用新的
观点，在学生的印象中，他似乎还是一位冬烘老旧的人物，和上海大学的精神不很相称。
    那几年，刘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新诗，第一本诗集《旧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和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在前集》、俞平
伯的《西还》等都属于新文学史上第一代的新诗集。这些诗集的共同特征是还没有完全
摆脱旧诗词的牢笼，读起来还是半解放的旧体诗词。在思想性的表现上，一点人生感喟，
一点社会批判，还是从旧诗中某些现实主义作品折射出来的悲天悯人观念，没有超越仁
道主义。因此，这一代诗人的作品，要不了三五年，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在诗坛上让位
给郭沫若的《女神》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国的政治、社会、文化，都以高速度同步发展。每一个新
思潮掀起以后，来不及扩大，就被后一个浪潮摧散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间的作家
作品，至今多数已不很有人知道。即使鲁迅的小说，也只有文学史家还在钻研。刘大白
先生同样也没有人提及了。
    在回忆刘大白先生和第一代新文学前辈作家的时候，我偶尔有一些感想。举个例来
说，王、杨、卢、骆，号称“初唐四杰”，但他们的作品，到开元、天宝年间，已经为
后辈文人所诋毁。尽管有杜甫出来为他们鸣不平，颂扬他们的作品还是“不废江河万古
流”的，但也不能不承认它们是业已过时的“当时体”。由此可见文学的风尚，不能不
随时代为转移。在时代的车轮急剧改辙的时候，一种文学风尚的流行期也极为短促。赵
瓯北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用这两句诗，验之于我们的现代文
学，似乎已有些夸张了。从一九一七年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家不断有新作品问世，蜚声
文坛，领袖风骚的，极少有维持到数十年之久的。多数作家，也像运动员或歌星舞女一
样，不过占了十年的时运而已。由此又可知，文学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时代和社会。“后
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又不免为同时代和下代作家的命运感到悲哀。
    萧斌如同志近年来致力于文化史研究资料的纂辑工作，《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是她最初的贡献，对近百年文化史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帮助。一九八四年，她又编出了一
本很详尽的《刘大白研究资料》，使我惊异于刘先生著作方面之广，数量之多。今年她
又从刘先生全部著作中选出部分重要作品，编成《刘大白选集》，拿稿本来给我看，要
我写一篇序文。这使我重新又回忆起刘先生，他的课堂讲授的姿态历历犹在眼前。一半
是由于新文学诗文的风尚转移得太快，一半也由于刘先生过早地病逝，使他的声望和著
作没有获得广泛的较长久的流传。萧斌如同志这部选集，不但为新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一
份几乎已经晦迹的重要史料，也可能有人由此而对刘先生在初期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
新的评价。我相信这是萧斌如同志又一次卓有成效的贡献。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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