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罢？我不预备
装模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
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
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
罢！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姑姑不
由的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
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姑姑，她
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
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来。近
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姑砸了个把茶杯，
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
膝盖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
溅到脚面上，擦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
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
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过，只记得被佣
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垂；探手
到她颔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她
姓何，叫“何干”。不知是那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为什么干什么干。何干很像现在时髦
的笔名：“何若”，“何之”，“何心”。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
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Ｃ·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
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唤做“疤丫丫”的，某次
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地小红桃子纱短
衫，红袴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唱出
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还有一本是儿歌选，其中有一首描写最理
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只记得一句“桃枝桃叶作偏房”，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
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志演义给我听，我喜欢他，替他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
名字叫“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
子”，简称“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
元”，是非常可爱的然而心计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后来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负。当然
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他们是南京人，因此我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
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久后他们脱离我们家，开了个杂货铺子，女佣领了
我和弟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的彩花热水瓶，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
璃罐里的糖果，还是有一种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终于蚀了本，境况极窘。毛物的母亲
又怪两个媳妇都不给她添孙子，毛娘背地里抱怨说谁教两对夫妇睡在一间房里，虽然床上有
帐子。
    领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何干”，因
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
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
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地位上预卜我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
我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气得
我说不出话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
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掺入冰糖屑—
—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
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掺了。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磁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磁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
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
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由于一种
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泡水。我十分惋惜，所以至今还记得。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
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
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
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后来我父亲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抱着我走到后门口，我一定不
肯去，拚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下，终于抱去了。到了那边，我
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
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
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
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
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
尽的颠波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
了。
    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
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溜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
裤，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
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
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
    家里给弟弟和我请了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读到
“太王事獯于，”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那一个时期，我时常为了背不出书
而烦恼，大约是因为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以一年哭到头。——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
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
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
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
不上了。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
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
都睁不开。她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
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都
说：“这下子好了！”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
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
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
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
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
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女佣告诉我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
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我就做了新衣，
一切都不同了。我父亲痛悔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
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
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我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
——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
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
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磁砖，沾着生发油的
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我母亲还告诉我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
觉得近在眼前，但是我和弟弟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我选择的，而且我画
小人也喜欢给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
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我母
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姊姊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夸奖着，一高兴，眼泪
也干了，很不好意思。《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
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
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
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
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
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同搬走了，父亲
移家到一所弄堂房子里。（我父亲对于“衣食住”向来都不考究，单只注意到“行”，惟有
在汽车上舍得花点钱。）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
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幸而条约上写明了我可以常去看母亲。在她的
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沿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
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
“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
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
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
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
在这里了。因此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像一般青年所想的
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
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
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
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
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
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穷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
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
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然而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
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
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干上，
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
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
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
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
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我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在家里虽然看到我弟弟与年老的“何干”受磨折，非常不
平，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来，也客客气气敷衍过去了。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
励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
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像样，就没有兴
致再学下去了。
    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
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把事情弄
得更槽，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
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
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洲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入睡，所以
到我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
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
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
“她打我！她打我！”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
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趿着拖鞋，拍
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
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
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
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他上楼去
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走
到大门口，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我试着撒泼，叫闹踢
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
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他走了之后，何干向
我哭，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我这时候才觉得满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
着她哭了许久。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
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我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呆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红木炕床上
睡了。
    第二天，我姑姑来说情，我后母一见她便冷笑：“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她开口我父
亲便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把姑姑也打伤了，进了医院，没有去报捕房，因为太丢我们
家的面子。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
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ＢｅｖｅｒｌｅｙＮｉｃｈｏｌｓ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
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地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
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
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
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何干怕我逃走，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
就回不来了。”然而我还是想了许多脱逃的计划，《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一齐到脑子
里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龟》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
里缒了出来。我这里没有临街的窗，惟有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靠墙倒有一个鹅棚可以踏
脚，但是更深人静的时候，惊动两只鹅，叫将起来，如何是好？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
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
的花。
    正在筹划出路，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
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石灰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
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
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也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
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也听见这声音，还有通大门的一条煤
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
候，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
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
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
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
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
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后来知道何干因为犯了和我同谋的嫌疑，大大的
被带累。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着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
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
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时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我做纪念，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
鸟毛扇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扇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至今回想到我弟弟来的
那天，也还有类似的感觉。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
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
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
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
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
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地信仰它了，也还是可珍惜
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走去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
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