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孔德止从工厂区回到家，兴冲冲走上三楼，对正在埋
头写作的茅盾说：“德鸿，我听人说，鲁迅搬到景云里23号来啦！我家前门正对他家后
门，从凉台上也看得到。”
    “真的？”茅盾惊喜地说。放下笔，就戴上近视眼镜，趿着一双拖鞋，匆匆走到凉
台上。
    此时，暮色渐浓，但是对面还没有点灯，他无法看到鲁迅的身影，就对妻子说：
“我们去看看鲁迅先生吧？”
    “不行。我不是在外面放空气，说你从武汉出来，就到日本去了吗？你怎么能出门
呢？万一……”
    妻子的告诫是对的。他说：“好吧，以后再说。”
    茅盾和鲁迅的战斗友谊，早在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之时就开始了。鲁迅虽然没有
参加文学研究会，却和这个文学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茅盾曾就《小说月报》的革新
和编辑问题，多次与鲁迅磋商。他在1921年1月给郑振铎的信中写道：“弟以为《说报》
现在发表创作，宜取极端严格主义。……弟之提议，以为此后朋友中乃至投稿之创作，
请兄会商鲁迅、启明、地山……诸兄决定后寄申……
    据《鲁迅日记》记载，仅1921年4月至12月旬，他们两人的书信来往就有48次。
    早在1921年8月，茅盾在写作《评四五六月的创作》时，就表示了对鲁迅的钦佩。1
923年10月，他又写了《读〈呐喊〉》的专论，给鲁迅经极高的评价。他说，读了鲁迅的
《狂人日记》，“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篇小说具有“异样
的风格，使人一见就觉着不可言喻的悲哀和愉快。这种快感正象爱吃辣子的人所感到
‘愈辣愈爽快’的感觉。”“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古怪而不足训的体式外，还颇有些
‘离经叛道’的思想。传统的旧礼教，在这里受着最刻薄的攻击，蒙上了‘吃人’的罪
名了。”
    当鲁迅的《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后，有个读者写信给他主编的《小说
月报》，认为鲁迅的笔“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
实之感……”
    这样的批评，他不同意，立即拟了一封回信，与来信一并发表。在回信里，他决断
地指出：《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
    在《读〈呐喊〉》中，他说“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
类普遍弱点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
    茅盾清楚地记得，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期间，鲁迅寄来并经他手发表在《小说月
报》上的作品有：《端午节》、《社戏》、《酒楼上》；翻译作品有：《工人绥惠略夫》、
《疯姑娘》、《战争中的威尔珂》、《医生》、《世界的火灾》；还有鲁迅译的评论：
    《近代文学概况》、《小俄罗斯文学略说》，等等。
    1927年10月12日，茅盾和妻子晚饭后正在喝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他示意妻子等
他躲到楼上再开门。
    原来是鲁迅在周建人陪同下来看望他了。
    茅盾闻讯喜出望外，连忙下楼沏上龙井茶。“我听说你到上海来了，而且也住在景
云里，只是因为通缉令在身，未能去府上拜望。”
    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就到府上来了，免得走漏风声。”
    周建人说：“大哥到上海后，听人说你去日本了，他感以很遗憾。今天我告诉他，
你并没有走，隐藏在家里。你家里人在外放空气说你到日本去了，是要避免国民党追踪。
大哥一听，就要我陪他来看你。”
    鲁迅告诉茅盾，他是9月27日下午在广州上船，经香港到上海，已是10月3日午后。
8日搬到景云里，是周建人帮他找的房子。
    这是茅盾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路过上海，
郑振铎在“消闲别墅”宴请鲁迅，他前往作陪，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回，两人就谈
了很多。
    茅盾谈了他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失败的情形。鲁迅也向他谈了半年来在广州
的见闻。并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他
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教书了。还说，已看到《小说月报》上
登的《幻灭》的前半部，问茅盾今后作何打算。
    茅盾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从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
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茅盾说的“第二篇小说”是《动摇》。
    几天后，当他正要构思《动摇》时，叶圣陶前来对他说：“‘月报’上评论太少了，
这方面稿件很缺。雁冰，你是此中老手，赶快写几篇吧。最好请你先写一篇《鲁迅论》。”
    茅盾答应了下来。但第一篇写的是《王鲁彦论》。因为他感到评论界对王鲁彦的评
论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
才能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他第二篇才写《鲁迅论》。两篇评论写完以后，立即
交给了叶圣陶。
    11月份的《小说月报》出版了。叶圣陶给他送来刊物。他看到上面印出的仍是《鲁
迅论》。
    未等他发问，叶圣陶便向他说明，自己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论》
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鲁迅刚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鲁迅的意思。
    这篇《鲁迅论》的署名为“方璧”，是从他过去的笔名“玄珠”演化来的。他没有
署“茅盾”，他说：“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
    在这篇评论中，他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认为鲁迅小说所写的，“正是中国现
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又认为鲁迅的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
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的
剥脱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地剥脱自己。”
    对于这篇中国文坛上第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长文，茅盾在晚年写道：“这篇论文，
现在看来，对于鲁迅作品的评价还很不够，分析也肤浅，但在当时却被人责为‘一味吹
捧’。”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鲁迅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已一致认为：茅盾，是鲁迅作品最早
和知音。